从情礼关系看竹林七贤的生命意识

魏晋时期,儒学的思想统治开始松动,出现了儒、道、玄、佛多元文化的格局,儒家以礼制情的情礼观受到了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名士的冲击.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人对生命意识的觉醒时期,竹林七贤从生命价值、人生意义和生存状态等方面反思情与礼的关系,表现出了崇尚自然、尊重个性、追求精神超越和自由的生命意识.     

鬼蜮世界的名士风流——谈魏晋风度在志怪小说中的折射

从反映魏晋名士风度的角度对魏晋志怪小说进行全面考察 ,认为志怪小说在它离奇古怪、荒诞滑稽的外衣掩盖下 ,蕴含着极为深刻的名士思想。从而打破了以往只从志人小说来议论魏晋名士思想的局限 ,使我们在更为广阔的视角下认识和研究志怪小说     

从“贵无论”到“声无哀乐”:魏晋士人对乐舞语义功能的重构

在魏晋玄学影响之下,“有无之辨”成了魏晋时期重要的议题。“以无为本”的“贵无论”触发了魏晋士人们对乐舞的语义功能新的思考与实践,名士们以超越“礼”——寻求“道”——达于“无”的路径,实现了对两汉儒教传统乐舞美学思想的超越与突破,使乐舞美学从礼乐合一的思想束缚中挣脱出来,将对美学思想的探寻带入乐舞艺术内部世界中。     

嵇康诗歌风格的文化精神探析

嵇康作为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他的文论曾经盛极一时,其诗歌虽存世不多,但因其诗歌风格独特,仍能独步当世。对其诗歌风格进行考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魏晋时期名士风度、玄学思想以及隐逸风气的文化精神特征,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魏晋时期的文化风气,研究魏晋时期文人的精神状态和心理。     

从《盐铁论》看西汉中前期的孝道观

《盐铁论》围绕文学与丞相史等之间有关孝道的辩难,凸显了西汉中前期不同社会阶层或集团对孝道问题的认知差异.秉承儒家理念的文学代表了社会上以礼孝亲、强调精神层面之“礼”重于物质层面之“养”的较为理性的一派;而受法家思想影响,具有浓厚功利主义思想的丞相史等则代表了豪富权贵集团强调尽孝时,物质重于精神,实在重于形式的观点.孝道观念之不同直接导致了践履行为上的巨大差异,对当时社会风习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名士服药释

魏晋年间,名士们的服药、清谈等行为,将生活点缀得斑斓多彩;这种斑斓多彩的魏晋风度令人难以忘怀,并不断引起人们对它的评论。其中有颂扬的,有低毁的,如对魏晋名士的清谈就是这样。然而,对魏晋名士的服药之事的评价,则远不如对清谈的评价来得辩证,常常是否定的居多。现代学者余嘉锡先生就将名士们的服药喻为“以毒药为嗜好,其祸人家国。”(《寒食散考》)而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名士们的服药是一种消极腐朽人生观的折射反映。魏晋名土服药果真是这样吗?本文持有不同看法,现将叙述如下,望有识者赐教。魏晋名士服药是因生活之需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魏晋时期呈现出特有的异质;它的特异现象表现为其间战争和灾荒不断。《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指出:“献帝即位,而董卓兴乱,火焚宗庙,劫御西迁。京师萧条,豪杰并争。……是以兴平、建安之际,海内凶     

魏晋六朝的啸——兼论啸与魏晋风度

魏晋六朝时啸有了很大的发展 ,一大批士大夫爱啸 ,他们成为啸的主角 ,使啸的主体发生变化 ;名士和隐士之啸享誉一时 ,啸成为社会时尚 ,普遍地参与到社会文化、名士风度和魏晋精神文化的建构中 ,士大夫把魏晋之啸推向历史的高峰。     

试论唐代诗人对魏晋名士饮酒风度的接受

唐代四个时期的诗人虽均效仿魏晋名士的饮酒风度,但他们的饮酒内涵有所不同。初唐诗人之饮是士不遇与高雅情趣的反映;盛唐诗人饮酒体现的则是乐观、豪放的盛唐气象;中唐诗人的饮酒,是出于独善其身的无奈选择;至晚唐,特别是唐末诗人,他们饮酒的避祸处境,痛苦和悲愤心态与魏晋名士达到了唐代其它时期从未有过的相似。唐代诗人与魏晋名士饮酒风度有如此关系,有着特定的条件和原因。     

论魏晋名士的形成

东汉以来 ,田庄经济的发展是魏晋名士孕育生成的经济条件 ;汉魏之际险恶的政治环境是形成魏晋名士的政治原因 ;与这种经济、政治形势相呼应 ,在学术思想界出现了儒道合流的趋势 ,广大知识分子在行为方式上既追求人性自由 ,又恪守封建礼教 ,形成所谓双重人格。至曹魏 ,一批人的这种双重人格特征已十分明显 ,它标志着魏晋名士的正式形成。     

刘义庆的身世境遇与《世说新语》的编纂动因

宋文帝刘义隆对宗室的猜忌和抑制使刘义庆感到本能的畏惧,致使他“不复跨马”,政治上堕入消沉与冷漠;另一方面刘义庆的文人气质与修养使他与魏晋名士有较为相似的境遇感受,与魏晋名士取得了精神上的沟通.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刘义庆对魏晋名士风流情有独钟,不惜工本地组织人力编纂《世说新语》一书.     

论孔子对西周传统孝道观念的重构

春秋之世,传统的以崇拜祖先为主的“孝死”观念逐渐淡漠了,代之而起的是对在世父母的“孝生”观念,孔子顺应了时代的变化,赋予了西周传统孝道观念以新的内容。首先,孔子将西周孝道从宗法教条中解放出来,转变为个人品德修养的最根本内容。其次,孔子的孝道思想是双向的,就是不仅子要孝,而且父也要慈,这正体现了春秋时期伦理思想的特点:相对性、平等性。第三,孔子提出了“孝为仁之本”的命题,认为“孝”是一切道德规范的根本基础及发展的前提。     

解读《论语》中孝的思想

《论语》中孝的思想包括很多内容,本文重点从四个方面来论述：孝不违礼;孝是让父母少忧;敬是真孝;善谏父母为孝。最后还简要概括了孝在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深远意义。     

阮元对中国传统孝观念的新阐扬

阮元对中国传统孝观念的阐发 ,显示了他学术和思想的渊博精深。阮元对传统孝观念研究的新贡献主要表现在 :孝的实质在于实行、实践 ;孝是社会教化和德治的最基本内容 ;孝与性命相联 ,而并非情貌等外在表现。阮元对传统孝观念的新发展 ,在注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其借鉴意义是明显的。     

《曾子》泛化孝再评价

有些学者认为曾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孝道思想,本文对此不敢苟同。《论语》中的“曾子曰”记的是曾子的思想;《大戴礼记.曾子大孝》中的“曾子曰”记的是曾子的后学的思想。该篇对孝的泛化完全背离了孔子孝道思想的精神,从而与《论语》中的曾子的思想不相符合。这种对孝的泛化不是为了克服仁孝关系原理上的矛盾,而是对孔子孝道思想教条化、片面化,并已露出“愚孝”的苗头。     

浅论孔子的孝亲思想及其批判继承

孔子孝亲思想对人类原初孝亲情感做了符合时代意义的诠释。孔子强调,子女对父母不仅应当有孝顺之行,更应当有孝敬父母之心,反对装腔作势式的封建孝行。孔子之后的儒家将孔子孝亲思想本位化、单向化、纲常化,违背了孔子孝亲思想的原初意义。孔子孝亲思想包含的爱老、敬老、感恩思想对现代社会道德培养仍然具有积极的价值。     

阐释孔子的“孝”论

孔子认为“孝”是“仁”的基础。他提倡敬重父母、子承父志、慎终追远,认为个体精神自觉是行孝的基本原则。“孝”与政治具有一致性,二者是分不开的。同时,孔子还提倡崇拜祖先,祭祀鬼神。     

试论王梵志诗中的孝道观

王梵志是唐代一位极其特殊人物,其诗在佛教弟子和广大底层人民中间流行其广,但在史书、全唐诗中不见其人。"提倡孝"是王梵志诗重要的内容,故从细读文本出发来探索王梵志诗中体现的特殊的孝道观:从现实出发,用佛教理论阐述"孝"的本质;依照儒家思想规定孝行的具体内容。这体现了唐代儒佛孝道观结合的进程和唐代的社会现实,极具价值和意义。     

论高校孝道文化建设与大学生道德自觉的培育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直被推崇为道德伦理规范和做人的基本准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传统孝道文化中所蕴含的思想精髓,对高校开展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以孝道教育作为切入点,将孝道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中,培养大学生孝道情感,践行孝道行为,能进一步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培育大学生的道德自觉。     

佛教对中国孝文化的贡献

佛教对中国孝文化的贡献集中体现在经典、观念和方式三个方面。《佛说盂兰盆经》、《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及《父母恩重难报经》等都是提倡孝道的佛教经典。在中国的佛教信众看来,劝亲信佛、出家修道、慈悲为怀等都是在尽孝道。儒佛两家在如何行孝上有着重大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不是对立,而是对中国行孝方式的丰富和发展。佛教对中国孝文化的贡献是我们今天弘扬孝道的宝贵资源。     

皇侃孝道伦理研究

立足于儒家自然人性论,皇侃认为孝具有自然亲爱、利人惠他的特性为仁中最基础、最根本的部分。由行孝推广至行仁,故孝行具有"仁之本"的本质及"百行之本"的地位;其内容不仅包括事亲的行为,也涉及以"孝友为政"的风政教化,将家庭伦理层面的个体行孝与国家伦理层面的忠君思想相结合。因此,皇侃孝道伦理典型反映了南朝玄学流宕、三教盛行氛围中儒学发展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