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著作权法中的权利限制制度

我国著作权法中的权利限制制度包括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两种制度.合理使用的构成要件及该制度的合理性,法定许可制度的特点、正当性以及我国法定许可使用制度的不足.     

论我国著作权法不应放弃强制许可制度

强制许可制度兴起于美国，后来迅速扩及英国以及大陆法系各国。《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对强制许可也作了详细规定。而我国作为两大公约的成员国，至今在现行的著作权法中仍未明文规定强制许可制度。事实上，目前在我国确定强制许可制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析我国新《著作权法》对著作权的限制

合理使用、法定许可使用是对著作权限制的两项重要制度。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在赋予著作权人广泛权利的同时,也对合理使用、法定许可使用作了较大调整。修订后的合理使用制度,缩小了合理使用的范围,与国际公约基本相协调;网络媒体享有了合理使用;所具有的中国特色也得到了保留。调整后的法定许可使用制度,取消了表演者、录音制作者的法定许可,增加了教科书编写的法定许可使用,也将广播组织原有的免费使用情形变更为法定许可使用。从总体上讲,权利限制的调整,提高了本国作品著作权人的保护水平。     

专利法定许可制度之正当性探析

法定许可制度原为著作权法所特有的许可制度,但目前在专利法中也隐约可见其身影,正是相近的法理基础和现实需要呼唤专利法亦引入法定许可制度。利益平衡原则作为专利法的基本原则,理应成为专利法定许可制度的理论支撑;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专利成果利用率则是专利法定许可制度确立的现实需求。     

作品出租权法律保护的缺陷及其完善

为适应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 ,我国《著作权法》也规定了出租权 ,但该法存在出租权的主体不够全面、客体有所欠缺、权利的限制规定不明确和法律保护比较散乱等问题。为此 ,我国《著作权法》应增加表演者和广播电视组织为出租权的主体 ,客体增加录有表演者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的原件和复制件和广播电视组织节目 ,规定善意租用的例外制度、合理使用制度、法定许可制度对出租权进行限制 ,统一侵害出租权的法律责任 ,为出租权纠纷的司法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论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的引入和适用

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能够解决作品大规模许可问题,相比于法定许可和传统的著作权集体管理能够更好地维护著作权人的利益,我国《著作权法》引入该制度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削弱了著作权人的专有权,属于权利的限制.对于能够确定的作品类型包括音乐作品、视听作品、文字作品,应当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对于尚不能确定的作品领域,应当鼓励权利人和使用人自由协商.通过将权利范围限于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复制权来严格控制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的适用范围,删除"其它方式"的表述,并规定作品的特定利用方式和权利限制规则进一步予以规制.     

论中国著作权法中的法定许可

法定许可是对著作权人权利的一种限制制度。相对1990年的著作权法而言,中国现行著作权法中有关法定许可的规定范围缩小了。这是出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国际知识产权法的潮流而修订的。修订后的著作权法基本上能符合接轨于国际法的要求,但还有一些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歌曲翻唱行为的著作权法透视——以“李代沫翻唱事件”为例

翻唱纠纷在一定程度上归结于著作权私权利与公众资源获得权的冲突.现有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制度和法定许可制度难以均衡著作权人、表演者和公众利益.著作权法应该在保留原录音制品法定许可的基础上删除但书规定,扩张表演者的法定许可使用权,以达到著作权人、公众、表演者等主体利益的平衡.     

著作权法中“另一方当事人”权益正当性探讨

我国《著作权法》第27条"许可使用合同和转让合同中著作权人未明确许可、转让的权利,未经著作权人同意,‘另一方当事人’不得行使",这是著作法条文中为数不多不吝笔墨提到著作使用人的条文。著作权法平衡著作人权益与社会公共利益,而社会公共利益是所有私人权益的总和。我国《著作权法》自1990年9月7日制定以来,以著作权保护为中心,仅有很少的条文是以限制权利、抗辩或例外的方式保留使用人权益。要了解著作使用人在著作权保护制度中的地位,应同时考量消极与积极两种类型的著作使用人。从宪法保护的基本人权和公共利益角度、平衡激励与使用关系角度及经济学角度考察著作使用人权益的正当性,结合我国和美国的判例来完善著作使用人制度中尤为重要的合理使用制度。     

论恢复和完善录音制品的“准法定许可”制度——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46条的法律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的公布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草案第46条遭到了众多音乐人的批评。文章在肯定草案第46条进步性的前提之下,呼吁恢复录音制品的＂准法定许可制度＂。因为在当今社会中唱片公司日益成为一个相对弱势的群体,垄断市场的现象更是不可能出现。同时,主张应当从利用＂准法定许可＂的方式和效力两方面对草案第46条的条文内容作进一步的完善。     

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的国际法探究及当代启示

国内学界探讨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多从其设立的必要性和建构的可行性入手,脱离了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的历史背景,其立论亦难免有所牵强.从《伯尔尼公约》斯德哥尔摩文本、巴黎文本以及随后的《世界版权公约》和《录音制品公约》对著作权强制许可具体实施规则和程序的修订可以看出,著作权强制许可适用越来越严格已成为主要趋势,其背后反映了国际著作权法日益加强著作权人利益保护的现实.同时,从著作权私法属性出发,不宜盲目设立著作权强制许可制度,而应先有效挖掘我国现有著作权的限制与例外制度.     

作品出租权若干问题的思考——兼谈我国著作权法的完善

针对我国著作法中出租权主体不够全面、客体有所欠缺、权利的限制规定不明确等问题,提出我国著作权法中应增加表演者和广播电视组织,客体增加录有表演者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的原件、复制件和广播电视组织节目,规定善意租用的例外制度、合理使用制度、法定许可制度等对出租权予以限制.     

论“权利保留”相似规定与“无手续”原则之冲突

我国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中的"权利保留"规定,一直被认为与国际公约中的"无手续"原则相冲突。著作权法律中其他类似规定也存在同样问题。在假定这些规定可以与"无手续"原则认定相符性的前提下,通过对英国版权法有关规定以及国际公约中特殊情况作类比、不同情况下行使权利基本相同、影响的只是权利保护范围、收回权的各种可能和"无手续"原则相符性理由分析得出:这些理由不能为其与"无手续"原则相一致提供依据。在没有其他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可以说著作权法中的这些规定与"无手续"原则是相冲突的。对此,我国既可以删除这些制度,也可以在国际公约义务之外设置这一制度。     

网络广播法律保护研究

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广播节目传播拓宽了途径,有些国家版权法随之修改。我国《著作权法》中有关广播组织在网络空间的权利保护并未明确。因此,我国《著作权法》应当增加广播组织的网络转播权、网络同步播放权、录制后播送权、向公众提供已录制的广播节目权等权利,以期实现公平竞争的三网格局,并从公共利益平衡角度对此权利作出一定限制。     

网络教育素材使用中的著作权权利限制问题及解决思路

网络教育因其虚拟性、开放性、时空分隔性突破了传统课堂教学模式,许多情形难以适用现行著作权法合理使用规则和法定许可制度。网络教育素材适用权利限制的基础在于制衡权利扩张、促进文化传播、矫正市场失灵。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放宽网络教育素材使用中著作权权利限制的要求,主要是对“少量”的认定、“学校课堂”的认定、教学使用方式、网络教育素材的受众对象、“营利性”的判定,修订《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关于网络教育素材使用的法定许可规则的规定,同时辅之以健全的统一化数字化著作权交易平台,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制度。     

数据库的法律保护探讨

集合性、有序性和可读性是数据库的基本特征。数据库是否具有独创性,决定了对数据库的不同立法保护模式,具有独创性的数据库受版权保护,不具有独创性的数据库应以创设数据库特别权利的方式弥补通过版权法中的汇编作品保护数据库的不足。我国应以现有版权立法为基础,通过创新法定许可制度、完善版权集体管理制度等方式解决数据库多重权利的产生和行使方面的利益冲突。     

数字网络环境下著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研究

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发展对现行著作权制度带来了冲击,数字网络环境下现行著作权制度面临着阻碍文化产业发展的问题,而著作权默示许可制度正是解决数字网络环境下著作权许可难题的最佳方式之一。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之机,引入默示许可制度,特别是在信息网络传播领域全方位引入该制度,对于推动作品的有效传播和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卡通角色的版权保护初探

卡通角色常被他人进行商业性使用,而权利人的权利却常常得不到保护。我国运用版权法、商标法、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制度对卡通角色进行保护,但著作权法未作出规定。基于卡通角色属于动漫作品的一部分,版权法对卡通角色的保护更为有利。一部动漫作品中存在有多个卡通角色,可以获得版权法保护的卡通角色应当具有独创性和可版权性两个标准。     

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法律适用与完善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最新修正案相继正式颁布,我国知识产权领域全面确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已成既定事实.笔者建议在搁置理论争议的同时,应理性思考和深入探讨其整体制度的规范设计,特别是如何在司法实践中使之有效落实运行.在对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立法和司法现状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对目前的司法适用困境进行分析,并对我国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法律适用提出具体完善建议,从主观要件和客观方面厘清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条件,提出完善侵权损害举证规则,合理确定赔偿数额,去除法定赔偿对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发展所造成的阻碍,以保障知识产权惩罚性制度能够在我国落地实施.     

我国排污许可设定法律审视及转向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被纳入立法计划的现实语境下,有必要对我国的排污许可设定进行法律审视。排污许可设定需顺应法律与政策精神,与设定原则和范围相符,并区分创设与规定,排污许可事项设定的法定依据应当为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国务院决定不宜设定排污许可,应严格规范省级政府规章设定排污许可。我国设定排污许可事项的实然方式为法律、国务院决定、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地方行政规范性文件。尽管排污许可制度的实施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央地排污许可设定在国家与地方层面及许可证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问题,为此,应全面规范排污许可设定制度,依托《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完善排污许可设定与规定,规范地方排污许可设定制度,强化排污许可设定程序执行与监督,并优化排污许可证的核发与监督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