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贫困残疾人脱贫及就业问题探讨

针对农村贫困残疾人脱贫及就业问题,实地调查农村残疾人生产生活状况,指出农村贫困残疾人生产生活状况令人担忧,并据此提出具体解决办法和对策。     

残疾人多维贫困的测算及其影响因素——以江苏为例

残疾人贫困既有因经济因素导致的贫,更有因身体残障和社会对残疾人的不良态度而造成的困。全面认识残疾人的贫困现状,对于到2020年实现残疾人全面小康的社会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利用AF方法,根据全国残疾人基本服务与需求专项调查数据,以江苏省为例,对残疾人多维贫困状况加以研究;通过构建Logistic模型分析残疾人致贫的影响因素。由此得出:残疾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发生贫困的概率越小;城镇残疾人比农村残疾人更易发生贫困;经济发达地区残疾人发生贫困的概率较小。     

农村残疾人隐蔽性贫困及社保制度缺陷

以广东省定点残疾人跟踪监测数据为基础,通过关键指标及其与对照组对比分析,发现农村残疾人家庭在生存状况重要指标上均大幅低于对照组。同时还发现,农村残疾人家庭的贫困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外界对其的贫困程度存在较严重低估。农村残疾人生活生存状况并未获得趋势性提升,相反,还存在进一步恶化的可能。结论表明,企图依靠现行社保制度和扶贫济困政策来使农村残疾人家庭摆脱贫困,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上海市贫困女性老年人口特征分析

利用2003年"上海市老年人口状况与意愿跟踪调查"数据对上海市贫困女性老年人的人口学特征、经济支持和医疗保障等特征进行分析.分析发现:上海市老年女性人口中,农村的贫困女性老人在绝对数和比重两方面都高于城市;女性老年人的贫困比重高龄者高于低龄者;受教育程度低的女性老年人遭受贫困的风险明显高于受教育程度高者;丧偶老年妇女更容易陷入贫困;随着子女及孙辈经济支持水平的提高,女性老年人口陷入贫困的比重逐渐下降;医疗"完全自费"的老年妇女贫困比重高于能够享受医疗保障的老年妇女.     

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对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

基于CFPS(2014)数据,实证研究金融素养对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提高农村居民初级金融素养还是提高农村居民高级金融素养,均可显著降低其陷入相对贫困的概率,不同的实证策略均证实这一结论的稳健性。异质性检验表明,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对外部金融市场发达程度不同地区的家庭和受教育水平不同的家庭陷入相对贫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机制检验发现,提高居民金融素养,可通过规范金融决策、增加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收益来实现降低其陷入相对贫困的目标。     

教育期望与贫困陷阱:对藏区牧民持续贫困的一种解释

本文通过教育期望与贫困陷阱分析框架提出,藏区贫困牧民们由于对学校教育往往抱有过高期望,但当现实的教育回报率不能达到他们的过高期望值时,反而会主动减少甚至放弃对孩子的教育投资,这就在无意识中加剧了家庭贫困的代际传递,致使家庭陷入"贫困陷阱"境地。因此,需要采取积极行动来打破这种人为制造的教育"贫困陷阱",以帮助藏区贫困牧民们减轻或摆脱贫困。     

农村残疾人接受康复治疗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对2012年安徽农村残疾人的调查数据进行二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发现,个体特征因素、家庭特征因素、残疾状况因素和认知因素都对接受康复行为产生显著性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家庭纯收入、生活部分不能自理、对康复需求认知、对康复服务的了解度、对残疾人工作的满意度等变量对农村残疾人接受康复治疗行为产生正向显著性影响,而家中残疾人数、是先天残疾等变量对农村残疾人接受康复治疗行为产生负向的显著性影响。为了推进农村残疾人康复事业,应该提高农村残疾人的文化程度和认识水平,特别关注贫困残疾人家庭和一家多残的情况,加大残疾人康复服务的政策宣传。     

贫困治理机制转型北大核心CSSCI

在过去的40年中,中国农村反贫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并将在2020年底实现现有标准下全部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与此同时,中国也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在此背景下,贫困逐渐呈现出新的特征,绝对贫困问题将被相对贫困问题替代,发达地区的贫困问题会日益突出,贫困呈现出群体性特征,且贫困不仅是收入问题,更表现为社会排斥和阶层固化。相对贫困治理的目标在于防止脆弱人群陷入贫困、缩小社会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为此,中国的贫困治理机制要实现两个转变,即从绝对贫困转变为相对贫困治理、从超常规转变为常规的贫困治理,而转变的核心是从聚焦贫困地区逐步转变为聚焦贫困人群。     

城市贫困人口的人口学特征及其防贫研究——基于山东省三个城市的调查

城市贫困人口是具有特定人口学特征的弱势群体,城市贫困人口的人口学研究特征既可以为人口学等科学研究提供资料,又能够为城市人口的防贫、反贫工作制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通过对山东省的三个城市济南、青岛、聊城的城市贫困人口的人口学特征进行的问卷调查、定量研究,并对防止人口陷入贫困的家庭计划、人力资本投资的问题进行研究,认为城市人口防止陷入贫困的措施主要有:一,理智择偶、结婚择时;二,要实施绿色生育计划,加大实现优生优育的成本投入;三,加强教育投资,提高受教育水平;四,重视健康促进与疾病预防计划的设计;五,政府要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视角推动支持家庭计划的实施。     

专业化:残疾人自助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

专业化与自助组织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对北京6家残疾人自助组织展开的研究发现,专业教育和专业支持构成自助组织专业化的两个主要方面。专业教育主要表现为对非政府组织(NGO)的理解和对自助组织发展相关政策的认知。专业教育不足,使残疾人自助组织的发展陷入能力不足—影响行政效率—组织成员投入不足—项目效果较差—组织能力难以提升的恶性循环当中。直接参与组织运作与管理和志愿性专业支持是残疾人自助组织两种主要专业支持的表现方式。其中,志愿性专业支持较为普遍,但存在临时性、非长期性的缺陷。这种现状有利于保证残疾人自助组织的充分自主性,但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老年人吸烟习惯对多维贫困的影响

基于Alkire& Foster多维贫困测算方法,利用中国老年人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11—2014年两期面板数据,对老年人收入状况、生活质量、健康水平和保障程度四个方面构建了多维贫困指标,并运用工具变量模型实证分析了老年人吸烟习惯对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人当前或者过去有吸烟习惯都会导致老年人陷入多维贫困的风险增大,且吸烟年龄越早、烟龄越长,吸烟频率越高,老年人陷入多维贫困的风险越大。通过对影响机制进行探讨,我们认为吸烟习惯会对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能力（ADL）、心理情绪等造成负面影响,增加了老年人患重病的风险,使得老年人的医疗门诊费用与住院费用都大幅增加,进而导致老年人陷入多维贫困的风险增大。     

人口老龄化与农村老年贫困问题 ———兼论人口流动的影响

随着我国农村社会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乡城人口流动规模的扩大,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更加复杂,然而,目前仍缺乏对老年群体有针对性的贫困监测。文章提出老年贫困测量应衡量经济条件、身体健康和心理状况多个维度,并从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流动的视角,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对农村老年人的收入、健康和心理三个维度进行了贫困决定分析。分析表明,子女数量对老年人的经济贫困和心理贫困都有显著的影响;独居的老人陷入三种贫困的风险更高;而无退休金的老年人陷入经济贫困的风险比是有退休金老人的22倍。     

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的现状与问题研究

采用文献分析、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等方法,探讨中国残疾人社会保障的现状、问题及政策取向,对中国残疾人的生活保障、就业保障、教育保障、康复保障状况进行剖析,结果表明:中国残疾人社会保障供需矛盾突出;保障的城乡差距大;残疾人社会支持体系不健全,并对完善中国残疾人社会保障的政策取向进行了探讨。     

安徽马鞍山：为贫困精神残疾人减负

为改善贫困精神残疾人的基本生存状况，确保常年服药、家庭贫困的精神残疾人都能服药，缓解病情，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沙塘路街道卜树集社区残协严格按照区残联的要求，扎实做好该项工作，通过电话通知，入户走访等多种形式进行政策宣传，对符合条件的贫困精神残疾人进行摸底登记，并且收集他们的就诊发票、病历和诊断证明书等相关材料，填写补助申请审批表，经社区初审，报区残联审核，审核合格后，通过财政“一卡通”的形式打卡发放到补助对象手中。     

陕西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问题研究

残疾人社会保障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目前由于国力所限，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的很多项目仍是空白，残疾人得到的社会保障与各自的就业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经济不发达的省份来讲，就业是广大残疾人参与经济发展、摆脱贫困的最重要的机会和途径。     

经济赋能与社区融合—以一个西部地区的反贫困实践为例

文章基于陕西省白水县的农村反贫困实践探索,从发展性社会工作视角探讨经济赋能与社区融合干预对于残疾人脱贫发展的意义。 这一反贫困实践案例显示,贫困者的生计发展嵌入在其家庭及社区的关系性脉络中,依托于残疾人互助合作社的社区融合介入,有助于残疾人的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赋能,提升残疾人生计发展的内生动力。 同时,本地社会组织在残疾人反贫困中发挥关键作用,社会组织的能动性发展促进了多主体合作参与的贫困治理,也带动了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和方法在反贫困实践中的运用。     

城市流动人口相对贫困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不同模型分析流动人口贫困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流动人口贫困主要表现为相对贫困,消费贫困发生率远高于收入贫困;贫困类型以持久性相对贫困和选择性相对贫困为主;乡-城流动人口更易陷入相对贫困,且不同贫困类型的发生率均不同程度高于城-城流动人口;部分个体家庭因素和流入地区因素均对流动人口陷入相对贫困有显著影响,其中个体及家庭因素比流入地区因素的影响更大,且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在不同分位点存在较大差异。政策启示在于应将流动人口扶贫工作纳入到整体社会扶贫的大格局大体系之中,并着眼于区域发展和致富的长效机制,减少相对贫困的发生。     

探索街居工疗站社会工作服务与管理新机制新方法——以广州为例

残疾人的特殊困难和需求,迫切需要社会工作者的介入。残疾人社会工作将围绕残疾人及残疾人家庭、群体以及相关的社会组织和社区开展的专业性助人活动。残疾人社会工作就是要通过处理残疾人心理、社会方面的问题,帮助残疾人克服在康复、教育、就业、婚姻家庭生活、社会、文化生活和环境方面遇到的障碍。于是,建构街居工疗站社工服务与管理新机制新方法也就成为当务之急。本文通过广州市残疾人工疗站的调查发现,残疾人生存与发展状况不容乐观,通过深度分析,剖析问题,提出街居工疗站引进社会工作方法和专业技巧,建构街居工疗站社会工作服务与创新机制。     

贫困县农户动态贫困实证研究 ——以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贫困县为例

利用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贫困县1999—2004年面板数据,研究贫困地区农民动态贫困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贫困县农民长期贫困程度小于短期贫困,同时,农民收入不稳定,收入面临风险较大;不同地区导致动态贫困的因素及各因素对动态贫困影响程度不同。其中,土地面积和家庭的基期、户主民族收入对两省区动态贫困影响都显著,土地面积大、基期收入高的家庭更容易远离贫困;丘陵、山区地形、户主汉族、没有扶贫项目都更容易使内蒙古贫困县农户陷入长期贫困;劳动力个数多、家庭负担重等因素更容易使甘肃省贫困县农户陷入长期贫困。因此,政府在扶贫工作中应细分贫困类型,根据不同的贫困特点采取相应的减贫措施,并且将扶贫与低保结合起来,有效解决短期贫困和长期贫困。     

我国农民工贫困问题研究综述

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受个体、环境、制度等因素的综合影响,部分农民工在城镇工作、生活期间陷入了贫困。解决好农民工的贫困问题,意义重大。本文从农民工贫困的测度与表现、农民工贫困的负面效应、农民工致贫原因、农民工贫困缓解的公共政策研究等方面对我国农民工贫困研究进展进行了梳理,认为未来农民工贫困问题研究应重点关注农民工的多维贫困、相对贫困,加大对农民工群体贫困异质性研究,以农民工贫困研究为契机加强对贫困归因的理论模型研究,克服目前分散治理的政策局限,通过合力缓解农民工贫困的政策研究,以及推进农民工(流动人口)贫困识别与帮扶管理的体制机制研究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