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重构

国家立法者依照一元分立下衍生的国家法律监督理论建构了我国的检察系统,但没有在具体立法中规定其相应的全面监督职能。在设立监察委员会制度的背景下,我国宪制中的法律监督机关的构成将面临重大改革,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必须予以重构,这为检察机关实现地位与职能的一致性和职能的优化提供了契机。在新时代背景下,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重构,应当坚持宪法关于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定位;遵循法治精神,在重构中实现国家权力分权制衡,发挥法律监督权维护人民主权的功能;反映司法规律,把公诉职能作为检察机关的核心职能并对之开展符合司法规律的职能优化。     

论侦查监督权的内涵及其理论基础

侦查监督权是我国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形式之一,它是由法律监督权派生出来的一种监督权力,在检察机关的整个法律监督权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侦查监督权的确立对于保证立案侦查工作的合法、顺利进行,准确、及时地惩罚犯罪分子,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等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我国当前,侦查监督权确立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分权制衡理论、正当程序理论、人权保障与权利救济理论,以及法律监督理论.     

检察机关当事人化的理论障碍分析

检察机关当事人化主张将检察机关从法律监督机关还原为承担控诉职能的一方当事人。客观公正是为平衡控辩力量悬殊而对检察机关行使控诉职能的必要限制,与法律监督职能无关;我国检察机关基于法律监督权而享有的诉讼权力绝大部分也是控诉方当事人应该享有的权力,部分仅以法律监督权为基础的权力与诉讼规律不符,应予调整;司法公正的基础在于通过控辩平等对抗而制约审判权,无需借助该诉讼结构之外的法律监督权。     

论监督权与重大事项决定权之间的关系

目前我国各级人大及常委会依据宪法和法律所享有的重大事项决定权与监督权并不是在法理上完全独立的宪法和法律职权，而是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所享有的“集合性的国家权力”的具体权能内容，因此，重大事项决定权与监督权各自的正当性依据是相互统一的，相互之间的权能区分主要在于各自的事权内涵不同。在处理人大与“一府两院”的关系过程中，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的监督权与重大事项决定权应当具有同等的法律拘束力，应当将这两种权力作为各级人大及常委会所行使的“集合性的国家权力”的重要权能内容，以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依据宪法和法律所享有的宪法和法律职权的性质来正确地构建国家权力机关与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审判机关和国家检察机关之间的宪法和法律关系，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国家权力的建构理论。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司法机制和创新

人民代表大会的司法监督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在对司法权行使的各种监督制约机制中具有最重要的地位,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人大司法监督机制,并支持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更好地行使法律监督权.目前,我国的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都建立了人民监督员制度,采取的是分散管理模式.笔者认为应由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管理人民监督员,落实人民监督员制度,并提出了人大领导下的人民监督统一新模式.     

刑事诉讼视野中检察权的性质及其配置探析

检察权作为检察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和方式行使的与诉讼活动有关的国家公权力,实际是一种行政权.我国现行检察权的构成必须排除法律监督权而使检察机关仅承担控诉职能.检察权的行使必须纳入控、辩、审的正三角结构中,接受司法权的监督才符合刑事法治和形式理性的要求.     

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属性及职权配置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核心问题是权力属性及职权配置的宪法问题.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与检察监督制度发展的历史经纬,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力属性不是法律监督权的宽泛解释,也不是诉讼监督权的自然延伸,而是检察机关通过提起诉讼的方式行使一般监督权.检察监督的改革创新为一般监督权的续造提供了新的契机.而权力属性为一般监督权的定位也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职权配置,尤其是在监督方式、监督程序以及监督内容的制度设计上提供了新的路径.     

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法律地位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法律地位(文中简称为诉讼地位),是建立我国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问题之一。检察机关诉讼地位的理论发展经历了干预说、反思、学术争鸣和理论整合4个阶段。公益法律诉讼监督说是确定检察机关诉讼地位的理论基础。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以及诉讼监督权行使的自身特征是界定检察机关当事人地位的具体因素。     

论案例指导制度中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

从法理上分析,检察机关介入案例指导程序,是其审判监督权的必然延伸。并不必然对司法独立构成侵害,相反,它有利于司法机关更好地发挥案例指导制度的作用。在当前我国司法体制下,检察机关介入案例指导程序,行使其司法监督权的途径主要包括参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指导性案例的讨论、对指导性案例评选活动是否公正、合法实行法律监督以及对法官运用指导性案例的行为进行监督等。     

论我国检察机关的双重国家权力

将人民检察院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这一宪法事实表明,我国人民检察院具有双重国家权力,即检察权和法律监督权.将检察权力和法律监督权同时赋予检察机关,并将检察机关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这不仅是我国在检察制度上的一个创造,也体现了我国宪政结构中对国家权力包括检察机关既有制约又有监督的一种法制化努力.     

中国力量：中国梦的力量保障

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中国力量,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力量是国家富强的前提,是民族振兴的关键;对此,必须坚持共同理想信念,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认同感,加强民族大团结.     

执政力、领导力与执行力集成一体化研究

根据党的性质、主旨、作用与任务,根据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和基本要求,不仅要加强执政力建设、领导力提高和执行力提升,更要注重三者的相互联系,熔汇贯通,有机整合,创新集成。本文首先分别论述执政力、领导力及执行力的基本内涵及提升方略,然后,研究探讨三者的相互关系及创新集成一体化。     

审判权与西周国家权力的构建

西周王朝司法模式的核心特征在于授权, 即通过审判权之个别授予方式, 而不是建立专门的司 法官员体系来实现王朝的司法职能。 审判权在西周国家权力构建过程中起到相当关键的作用, 被授权者以王 朝代言人的身份处理争端、 消除纠纷、 团结力量、 控制权贵, 既贯彻了王朝的意志, 也使西周国家的公共权 力色彩得以体现。 不过西周特殊的政权体制与权力配置方式, 又使其审判权始终存在着弱化国家权力的反作 用, 其突出表现是世族政治控制司法权, 继而侵蚀国家权力。 准确认识西周司法模式的独特性, 对于分析 《周礼》 等传世文献与金文资料之差异原因, 进而探究早期中国法律的演进轨迹是至关重要的。     

权力转换:网络权力与现实权力的互动研究

"网络权力"是网络空间权力的新形态,体现为一种动态的网络关系,它与现实权力无法割裂。网络权力不仅作用于虚拟空间,在现实空间中也具有巨大影响力;对现实权力的影响加以移植,可以使之在网络空间中发挥权力效力。在二者的互动中,依靠对应的转换策略,网络权力和现实权力能够得以互相转换,这种转换体现在现实权力的网络映射和网络权力的现实运作两个维度。互联网带来了"社会扁平化"的可能,以网民为主体的网络权力存在摆脱寡头规律的可能,网民的灵活多变、没有固定模式的网络权力转换实践,将成为影响网络社会变迁的强大的向上力量。     

以民制权：权力制约的现实选择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要防止权力的滥用,制止腐败,就要对权力进行制约。但制约仅靠党和政府的“自律”是不够的,必须“自律”和“他律”的相互结合。即还要依靠民间力量以民制权,这也是缓解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及人民参与热情提高带来的参与压力的很好的办法。     

侦诉关系研究

当今中外侦诉关系可分为侦诉合一关系模式、侦诉独立关系模式、侦诉分立制约模式.长期以来我国在配合制约原则指导下构建的侦诉分立制约模式导致我国侦诉关系的错位,应当在借鉴国外处理侦诉关系的经验基础上,以侦诉一体化为目标模式,对我国侦诉关系予以重构.     

模糊矩阵的幂及其幂敛性

本文首先讨论了模糊矩阵幂的一些性质，由此给出了一个判别二阶模糊矩阵是否幂敛的方法，最后讨论了幂零矩阵的图论特征。     

土地治权的变动与政权变迁

在传统农耕社会的制度框架中,土地不仅是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自然资源,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政治活动的对象而存在。国家以政权的形式赋予土地所有权、土地经营方式以合法性的依据。土地治权与国家政权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张力,土地治权作为国家意志在土地之中的凝结,其变动是对于社会利益的一种强制性的分割,与传统社会的政权变动有着内在性的相关。     

权力制约权力的控权机制

权力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范式,它生成于人类社会集体性生活,是社会秩序与社会发展的支撑性因素。从本质上看,权力既然是一种物质性力量,又体现权力主客体间的关系。权力的力量本质决定了权力具有价值中立的工具本性,而关系本质赋予权力一定的价值偏好,人的价值理性催生出权力的扩张性、腐蚀性、强制性等次生属性。权力必须制约是人类政治生活得出的“铁律”。权力本性规制着权力制约机制与模式,以分权与制衡为核心的权力制约权力经历了从古代到现代的嬗变。自近代以降,权力制约权力是自由宪政制度制约权力的优先性选择,也是民主制度的重要标识。     

崛起国与主导国的关系模式——前景理论对权力转移理论的修正

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崛起国必然首先发起对主导国的进攻。近来一些学者运用这种简单的单向思维来分析中美关系的未来,得出悲观的结论。但这一逻辑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在理论上排除了主导国会首先发动进攻的可能;二是在经验上被相关学者证伪;三是在政策建议中忽视了如何防范主导国发动进攻。本文借助前景理论中对"收益"和"损失"的框定来分析权力转移中崛起国和主导国的关系图景,提出四点假设。接着运用二战中的德国和苏联的关系以及20世纪80—90年代的日本和美国的关系两个案例,重点对假设三(当主导国将前景框定为"损失",而崛起国框定为"收益"时,主导国倾向于发动预防性战争)进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