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江苗寨"鼓主"和"事主"的互补关系

以西江苗寨为案例,介绍和探讨了西江苗寨至今还保留的两民间领袖对当地苗族的管理功能和互补关系,展示一个以田野为基础的传统文化研究个案.     

“珠江-西江佛禅民俗文化带”的建构与开发

建构“珠江—西江佛禅民俗文化带”,应将苍梧的牟子“佛”文化,与肇庆、云浮甚或北江韶关的六祖“禅”贯通,并将西江流域的龙母、三界神、北帝、洪圣等水文化和民俗文化进行对接。因此,要开发“珠江—西江佛禅民俗文化带”,必须以禅学和龙母信仰以及其他民俗文化为切入点,重新审视珠江—西江佛禅民俗文化,合理利用和整合佛禅民俗文化资源。     

从“两山”理论看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演进及启示

从两山理论分析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演进历程,对我们从文明形态的高度认识青海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利弊得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新阶段,青海要立足三个最大省情,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把握和运用两山理论所蕴含的生态、经济、社会规律,谋划和实施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试析建立“共赢模式”劳动关系的目标、原则和体制创新

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一是要有政府和全社会的重视和支持,二是要有体制机制的创新.就后一方面而言,最重要的是要转变观念,实现从“对抗模式”向“共赢模式”的转化.要建立新的“双赢—共赢”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在新的条件下,即在劳动者工资福利诉求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建构新的企业、劳动者和政府三方合作关系.从体制建构的角度看,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核心在于建构工会、企业组织和政府三者之间新型的制度化关系.     

“恭城模式”的启示

2002仲夏,记者在新疆采访时偶然于一场座谈会上第一次听到了恭城的消息.新疆东西部经济研究院的一位教授畅谈城市发展现象时,提到了"恭城模式".由于那位教授把"恭城模式"与"顺德模式"、"温州模式"、"诸城模式"并列,所以给记者的印象颇深.当时心里还萌发了有机会得见识见识"恭城模式"的念头,了解它为什么能与那些曾为中国经济发展标志性的名词相提并论.     

杭州“和谐创业”模式与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差异

杭州“和谐创业”模式是我国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继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之后产生的又一典型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杭州“和谐创业”模式与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相比有较大的不同,本文通过比较认为:“风景旅游”与“历史文化名城”两者兼备,是杭州“和谐创业”模式形成的历史文化条件;民营经济快速发展是杭州“和谐创业”模式迅速崛起的动因;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良性互动是杭州“和谐创业”模式兴盛的动力;内源性民间力量推动和政府主导相结合是杭州“和谐创业”模式的重要特征等。     

强调“中国模式”可能误导改革

不能把应对危机的政策措施,用中国模式固定下来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出台了扩大内需的十大措施,得到了国内外的好评,在全球率先使经济走出了困境,2009年实现了9.2%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这种背景下,引发了中国模式的争论。有人认为,应该充分肯定中国模式,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取得巨大成就     

企业家观念及行为模式对生态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传统文化大环境影响下的中国企业家,其生态观念和行为模式对生态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根本性的.采用精炼贝叶斯均衡分析企业家生态观念和行为模式对生态经济发展影响的行为选择,结果表明:企业家的行为选择视维护生态的利弊情况而定;在遵守维护生态的规制时,道德准则对企业家行为的约束力是较强的,应注重激励机制的设计;在不遵守维护生态的规制时,企业家表现出了较强投机性的经验主义价值取向,其破坏生态的行为属于隐蔽违规行为,应该注重约束机制的设计,并给出了管理机制设计的总原则.     

环境时代法学“生态人”模式初探

法律以人的行为作为基本调整对象,因此法律必须首先对现实中的人进行多方位解读,对其行为的动机加以解释,以便对其行为作出预测和引导.建构一个合理的"人的模式"实质上是创造了一种分析和预测人的行为的有力工具.因此法学"人的模式"便成为理论架构和制度设计中不可或缺的基本预设.本文以法学基础理论为支撑,论证了传统法学"人的模式"在环境时代的滞后性以及"生态人"模式对于法学发展的方法论意义.     

论先秦儒家“自由”的现代性转变之可能

先秦儒家的自由本质上是一种古代性质的自由。这种自由的古代性主要体现在"共同体""义务""积极性"三个方面。所谓自由的"古代性"主要是与近代西方自由主义的自由的"现代性"相比较而言的:古希腊、古罗马的自由的古代性最弱,其中蕴含着现代自由的逻辑起点——认知理性;《礼记·礼运大同篇》的古代性稍强,但其蕴含的"平等"维度与认知理性有相通之处;孔孟和荀子的自由的古代性最强,其蕴含的"差等"维度很难实现现代性的转变。可见,儒家的自由要想获得现代性重建,必须立足于《礼记·礼运大同篇》的基础之上。     

政府主导工业化: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

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存在着阶段性,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存在不同的技术和组织特征;但它没回答促使经济发展技术和组织特征变革的内在动力是什么,许多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遇到了“发展陷阱”.本文通过对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经验进行总结认为,经济发展存在动态阶段性,经济体系没有内在的冲破阶段阻碍的力量,政府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发展机制可以通过内在制度安排和协调缩短寻找转型的痛苦时期,避免经济陷入“发展陷阱”.对中国经济发展60年历史经验的分析,补充了现有经济理论关于政府作用的论述.政府主导工业化、主导超越经济发展阶段性的机制是中国经济发展对经济发展理论的最大贡献,因此本文认为构建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应以政府主导工业化为核心.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欠发达地区经济生态化与生态经济化模式的探索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合理协调两者关系是迈向现代化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生态经济是一种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模式,该模式强调以人为本,主张生态平衡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其根本目标是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经济运行生态化.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就是以科学发展现为指导.通过生态经济化与经济生态化互动互促的有益探索,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生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谐共生发展.本文提出建设鄱阳潮生态经济区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建设目标、战略布局、战略重点、政策建议.     

从“支配自然”向“敬畏自然”回归——对现代性价值体系和工业文明的反思

现代性价值体系和启蒙理性把自然看作是一个遵循机械运动的被动客体,其价值在于满足人类的需要,进而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以科学技术为中介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工具性关系。这种理念与资本相结合,形成了以追求经济无限增长和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社会进步观,从而导致了人自身的异化、人与人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伴随着生态科学等自然科学的兴起,西方世界出现了反思现代性价值体系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生态哲学思潮,其核心是反对现代性价值体系的主、客二分的哲学世界观、机械论的自然观,要求用有机论、整体论的思维把握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恢复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形成了生态哲学思维方式。虽然他们具有脱离人类社会历史抽象地看待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缺陷,但他们的理论探索对于我们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具有重要的价值。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基础,破除现代性价值体系和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秉承的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自然观,物质主义的生存方式、幸福观,才能真正维系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并对反思当下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契约理论视阈下环境法上“生态人”模式之型构

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指导思想,以经济、社会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为基本标志,倡导一种生态化的生产方式,以生态伦理为道德标准,以绿色技术为载体的生态时代已经到来。生态时代之于法律的意义就在于其引致了法律的全面变革,型塑生态化的法律与塑造以理性生态人为表征的全新的人之形象势在必行。法律可以理解为是广义上社会契约的文本形式,不同契约理论下的主体假设是不尽相同的,因之需要借助契约理论主体假设的演变为线索,从形而上与形而下两个层面上探讨生态人模式,首先塑造一个抽象的理想类型的生态人,然后再还原一个生活在真实世界的生态人,终极目标希冀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达致一种平衡。     

侗族“非遗”保护与传承模式的缺陷与重构

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有的保护与传承方式更多的是按行政区划以外部力量去推动,完整性、主动性、本真性都有所不足.从“自然、自觉、整合”几方面着手,调动整个侗族自身的主动性,依照文化发展的特性去进行保护与传承,收效会更加显著.     

孙中山和尼赫鲁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之比较

本文对近代中国孙中山和近现代印度赫鲁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作了对比研究，认为：尼赫鲁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与孙中山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基本上是一致的；从而说明孙中山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并不是“主观”与“空想”的，相反能够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国社会经济的一种通用模式，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思想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这使得孙中山的研究带有突破意义。     

少数民族的文化品牌开发：秀山“花灯寨”个案

渝东南民族文化产业市场产业链还没有真正形成。民营经济实体在民族文化品牌开发中面临一些困难。这不是民族文化品牌个性认识问题、产业品牌目标市场模糊定位问题。而是规模化经营资金投入的严重不足,长期不能根本突破的信贷困境,与品牌开发服务市场的消费模式定位较单一等原因共同造成的。区域政府经营性文化事业政策的完善。是解决问题的主要切入点。     

“非灾”经济发展扶贫模式理论研究

扶贫与彻底脱贫是“十三五”规划期的刚性要求,受到全社会广泛而高度的关注,如何实施扶贫是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在我国实践和学术研究中出现过多种扶贫模式,包括整村推进模式、产业化扶贫模式、劳动力转移培训模式等,但各有利弊。本文受灾害地区重建模式的启发,提出了一种新的扶贫模式:非灾经济发展模式,即把贫困视为一种“社会灾害”,将贫困地区中的“短板”地区列为“非灾经济发展区”,并对这些地区参照灾害地区重建模式对其进行“非灾重建”,使其经济、社会、生态等焕发生机,以期达到脱贫和精准扶贫的目的。本文以有关经济学理论为依据,以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政策的实施效果为实践佐证,通过湖北省非灾经济发展区的选择、利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对非灾经济发展区非灾重建后经济发展水平的预测,对该模式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和论证,对实施这一模式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浙江“老字号”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模式与途径

浙江作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综合试点省,素有＂文化之邦、旅游胜地＂的美誉,境内老字号数量多、分布广,而且知名品牌多、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可以通过博物馆体验文化旅游、特色街区商业旅游、文化古迹创意旅游、旅游商品服务旅游、旅游综合开发等模式实现工业、商业、旅游与文化的对接与融合,从而发掘浙商文化,弘扬浙江精神,保护并发展浙江的老字号,为大力发展浙江的文化产业开拓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