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付行政的发展与行政法理论、制度的回应

给付行政与秩序行政在行政理念、行政作用、行政方式等方面的截然不同,使得基于秩序行政构建的行政法理论和制度体系不再具有普适性.给付行政理论及实践的发展,亟需行政法制度和理论予以回应.前者包括行政组织法对政府职能的界定,行政实体法和程序法应体现社会公平和公共服务精神,应具有人权保障功能等;后者包括给付行政基本理论、给付行政行为理论等内容的给付行政原理.     

公共服务型政府行政公产法律研究

当下政府行政方式正向服务行政、给付行政、授益行政转变。行政公产是政府公共行政的必然需求,是行政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是行政活动的物的手段和条件,对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改善社会环境、增强公众幸福感具有重要的作用。目前由于法律规制的缺失、公产自身的脆弱及公产管理的混乱,时有侵占、侵吞、毁损公产等行为,因而必须在制度、司法等层面对行政公产加以特别保护,同时还需把对行政公产的有效管理和行政立法提到政府行政的重要议程上。     

政府成本控制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政府成本控制是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的重要目标和内容.控制与降低政府成本,优化成本结构,有利于提升政府绩效,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提供制度保障.在新公共行政体制下,政府通过重新定位政府角色,合理调整政府职能结构;实现决策与执行相协调,创新行政组织结构;加强对行政决策的约束,可以有效控制和降低政府各种成本.在政府管理系统内,通过创新政府的管理方式、管理机制,运用流程再造、政府超市、政务公开、电子政务等先进的管理手段,能够使有限的公共资源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在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与生产中,确立市场导向,引入竞争机制,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缩小政府规模;克服政府垄断导致的制度缺陷,实现公共资金的价值最大化.福建省地方政府在降低政府公共服务成本过程中,采取多样化的市场化工具和形式,锐意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目前,改革深化呈现出向部分公共服务提供主体,政府对自身提供的内部服务,向社会发展领域的市场化拓展的发展趋势.公共财政理论及其指导下的制度改革实践作为规范政府及其财政活动的一种方法,为政府成本控制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当前,在各级政府构建公共财政制度框架过程中,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会计集中核算、绩效审计等项制度的改革,是有效控制政府成本的重要举措.     

论给付行政中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

给付行政源自生存照顾之理念,是一种基于现代社会政府以追求社会公平为目标,以造福民众、服务社会为理念的行政形态.法律保留原则在给付行政中的适用,从根本上说不能与行政法发展的思想脉络相违背,它既要实现行政法的形式正义,同时也必须有效地实现行政法的实质正义.在给付行政中,法律不宜对给付内容作过多的限定,行政机关通过行政公开、行政听证、行政回避以及说明理由等制度,严格控制其行政过程,以防止其对公益的恣意处分.     

论行政行为民主化趋势

从管理行政转向服务行政是行政权力的理性回归。在这一回归过程中行政行为呈现出民主化的五大趋势:行政行为主体的多元化、行政行为信息的逐步公开、行政行为过程的公众参与性增强、行政行为方式的柔性增强、监督行政行为的民主力度加大。为适应行政行为的民主化,首先要转变观念,其次要通过行政程序的具体设计来保障和规范行政民主。     

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平等权的法律保障及其制度困境

教育平等是人权的应有内容。我国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政府政令虽然保障平等的义务教育权利,但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公共财政给付制度导致义务教育资源分配失衡,这阻碍了义务教育平等权的落实。因此政府不但应当进一步健全法律体制,更应当逐步建立以居住地为主入学的教育财政给付制度,以此方可落实实现进城务工农民子女义务教育的平等权。     

社会保障的行政法学视角

政府干预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必然选择。从行政法学的角度来看,政府干预社会保障涉及政府职能定位、行政任务和行政目的以及由此带来的行政行为方式的改变等诸多方面。社会保障是政府社会职能的新领域,体现了行政的社会公平价值,行政给付是社会保障行政的主要方式。积极为民众谋福祉的行政权力也可能侵犯民众的自由和权利,因此,行政法应对社会保障领域中的行政权力进行规制。     

论社会管理新格局的形成与行政主体理论的变迁

强化社会管理是要求政府加大民生福利方面的投入,而不是包揽一切社会管理事务。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管理主体共同履行公益服务职能的社会管理新格局正在形成。政府通过购买公益服务,与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形成合作伙伴关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途径。社会组织走上公共服务的前台引发了行政主体理论的变迁,社会行政组织成为行政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往法制行政之路--关于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思考

行政审批是我国政府管理经济和社会的重要方式,但是却存在诸多问题.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WTO规则的要求,我国各级政府都积极推行了以清理审批事项、简化办事程序为主要内容的审批制度改革.这一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建立与市场经济和国际惯例相适应的行政审批制度,以法制行政理念构建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实现行政审批的法制化和民主化.     

咨询式政府体制：政府有效回应的制度基础——以香港特区政府为例

为了保证香港经济和社会更好的发展,提高治理效果,香港特区政府在原有的管理基础上,顺应行政民主化的潮流,结合香港民主政治的发展,不断进行行政民主化的改革和创新,并推出了有效回应政策。而政府有效回应社会公众也已成为香港政府的基本价值追求,香港的高效管理和有效治理正是建立在这种有效回应的咨询型政府体制上的。这一制度对中国政府正在进行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政府预算的民主性:历史与现实

财政制度的变迁经历了从专制的王权财政到民主的公共财政转变的过程。预算作为一个重要的财政范畴,基本上也经历了同样的历史发展过程。现代政府预算是近现代政治民主化的产物,其本质特征就是民主性,并以此相区别于古代国家预算。中国现代政府预算是在近现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以“后发外生”的方式出现于清朝末年,由于民主性先天不足,发展艰难。伴随当代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政府预算的民主化程度有必要也有条件加以提高。     

我国构建低成本政府的模式选择——服务行政

实现政府的低成本运作是行政改革所追求的重要效率目标,也是中国社会获得可持续发展不可逾越的关键步骤。服务行政模式实现了政府行政伦理要求的道德化超越,使行政改革从政府职能完善升级为政府功能的根本转变。它可以改变政府提供社会秩序的传统方式,培养行政人员的自主与责任意识,规范公共导向的财政体制,创造畅通、民主的监控机制,从而为低成本政府的形成提供根本的体制保障。     

行政给付的性质界说

传统行政法理论将行政给付的性质界定为两点:授益行政行为和经济行政行为。这种界定不仅使行政给付的外延变得极其狭窄,而且克减了给付受益人的权利和行政主体的给付义务。随着人们需求层次的不断提升,行政给付的权利基础已由生存权转变为受益权,而受益权的满足已不仅限于经济内容,行政给付也就具有了综合的法律属性:它是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行政活动,是国家、政府义务与公民权利的集合体。     

政府公共事业管理方式创新：进程、成绩与经验

政府公共事业管理方式经历了集中管理、放权管理与代建管理三个阶段。历经管理方式的不断创新,初步形成了多元主体合办公共事业的态势,打破了公共事业管理分割封锁的格局,确立了公共事业财政经费分类供给制度,构建了公共事业分配激励机制。取得这些成绩,其主要经验是在政府公共事业管理方式创新的过程中,要以解放思想为先导,正确处理范式移植与范式创新的关系,采取渐进创新的方式,并把宏观启动、中观互动与微观治理有机结合起来。     

我国行政民主的发展趋向及推进路径探析

行政民主是现代民主的形式之一。行政民主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今后的行政民主将向行政主体多元化、行政信息公开化、行政决策民主化、行政执法柔性化、行政服务社会化、行政监督多样化等方向发展。为了推进我国的行政民主化进程,我们需要尽快出台《行政程序法》、积极发展社会组织、充分保障言论自由。     

政府制度创新与行政服务中心建设

行政服务中心建设是一种旨在提高行政效率、扩大公民参与的政府制度创新活动。行政服务中心建设具有政府制度创新的基本内涵,包括了体制与机制之间的关系协调、防范"悬浮式"改革问题及注重公众参与作用等。推进行政服务中心建设,应加强行政权力的集中整合,建构行政服务局,扩大公众参与。     

民主行政视域下的政府绩效评估刍议

民主行政范式是行政权力运行民主化的集中反映。民主行政视域下的政府绩效评估反映着行政权力再政治化过程中民主政治合法化机制的发展方向,体现了民主政治在完善公共责任机制过程中的内在规定性,适应了公共行政民主化过程中实现善治目标的基本要求。政府绩效评估对民主行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扩大政府绩效评估主体、转变政府绩效评估的价值范式、塑造参与型合作型评估模式、确保评估结果的公开性和透明性等内容是建立和完善政府绩效评估机制的现实途径。     

基于制度分析的产业结构升级机理与对策

制度通过交易成本的节约、信息的传递和对微观主体的激励与约束,改变了企业的投资行为,从而改变了资源在企业内外部的配置.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资源配置的主体由政府转向了企业.制度引起的结构协调与创新效应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随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进行,企业产权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不断完善,企业组织制度、投融资制度、税收制度、人口流迁制度、政府行政分权制度等配套协同效应加强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当前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途径在于制度创新,这就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与转变政府的职能,同时进行社会体制和行政体制的配套改革.     

县级财政审计风险控制问题研究

根据<审计法>的规定,审计机关主要对同级政府及下级政府决算进行审计.对于县级财政来说,则主要是对县级政府的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审计.由于县域经济受历史条件、地理环境、文化素质、地方行政行为等影响,表现为财政收支变化各不相同,导致了县级财政审计的复杂性,从而导致了县级财政审计风险不同于社会审计.随着社会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和审计结果公告制度的推行,审计工作的监督难度越来越大,县级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风险控制将越来越难.     

论社会风险应对中财政责任的限度

风险社会中,社会成员难以应对所有的社会风险,因此,政府需要承担一定的财政资金给付责任。政府参与社会风险应对的财政责任来源于社会公民权的行使,其法律属性是法定的保护义务,是社会基本权这一积极权利实现的保障。然而,如果应对社会风险的财政责任没有限度,就可能引发财政风险、甚至财政危机,同时也构成对国民财产权的过度侵害。基于均衡保护国民财产权与社会基本权的制度理念,财政责任必须以使公民享有免予匮乏的自由为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