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思维符号与传播符号的哲学思考

在信息传播中,任何信息都携带着意义,任何信息也都必须通过符号才能得到表达和传递。人类的思维符号与传播符号是传播活动中很重要的因素。思维是符号化的意识活动,思维符号是人的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反映。传播符号是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的总和,包含了意识与非意识的表达。思维符号与传播符号两类不同的符号在传播活动中显现相互依存、相互转换、相互贯通的对立的同一性。     

文化符号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作为承载着特定意义的文化符号存在的,只有在动态的传播过程中才能保持其文化活力。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纵向传播以及横向传播中都面临着逐渐萎缩的局面,而且在传播过程中其原生的文化意义也遭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这与通过传播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多元文化对话的目标背道而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公共资源范围,因此它的传播应更多地选择公益性传播模式,产业化的传播模式也应避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掠夺式开发。     

知识产权本体研究——以符号学和符号哲学理论为指导

知识产权本体是知识产权研究领域中最基础,也是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知识产权本体研究存在着本质分析进路、客体分析进路、哲学分析进路三种研究途径,应当综合采用此三种研究进路。从本质分析进路上看,知识产权是一种符号财产权;从客体分析进路上看,知识产权是对特定符号的支配权;从哲学分析进路上看,知识产权是一种符号世界中的财产权。总之,知识产权是一种符号产权,既保护符号形式,也保护符号信息。     

西 大开发—巴蜀文化研究

巴蜀文化是指巴蜀地区即主要在今四川省、重庆市境内,自古至今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具有巴蜀地区特色的地域文化.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尤其要大力加强巴蜀传统文化研究与当代实际的结合,并且有必要通过开展学术评论进一步提高巴蜀文化研究的水平.     

大数据时代社会舆情规律特征研究

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迎来了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由于人们可以通过软件工具在互联网上收集、处理、管理海量数据,获取新闻资讯,一夜之间,几乎所有的政府和部门都把目光聚焦到大数据,使得社会舆情的传播特征和监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准确把握大数据时代社会舆情变化发展规律特征,有利于为政府和部门对社会舆情实施更准确的研判,对应对危机舆情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     

大数据的法律性质探析——以知识产权法为研究进路

大数据的本质及其法律性质的界定是大数据产业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目前学界对大数据的法律性质尚未形成共识,主要存在技术本体论、数据本体论、工具论、社会关系论和信息资产论等几种观点.作为信息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法律视野下的大数据是指由计算机技术处理的与目的信息相关的全部电子数据及其结果.大数据的根本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电子数据是大数据的外在表达形式,大数据的本质是信息.具有产权意义的大数据必然与人的智慧活动密切相关,从知识产权法的进路分析,大数据属于知识产权新的财产形态,这是大数据本质为信息的逻辑结果,是民法财产体系类型化的表达,也是知识产权客体合理扩张的实践理性.     

大数据技术视阈下银行信贷风险防控研究

银行信贷市场长期面临的一个痛点是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而造成银行信贷风险难以有效防控,致使银行不得不采取极为严苛的防控手段,如十足的抵押和担保。随着金融科技的兴起和运用,展示了通过现代前沿信息技术解决诸如信息不对称之类的金融交易中长期存在的痛点难点的良好前景。通过对商业银行大数据风控系统实地调研和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在大数据技术支持的风控系统中,银行信息系统得以重构,进而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但是大数据技术也并非万能,数据孤岛、数据污染、传统信贷管理思维难改等问题依然突出。基于此,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包括建立数据共享平台,打破数据孤岛,增加数据采集维度,加强科研投入,提升大数据风控系统能力等建议,以期大数据技术更好地服务于银行信贷的风险防控。     

大数据背景下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完善研究

现代社会中政府机关掌握的海量信息作为大数据,是宝贵的财富资源,对公众、企业和政府都有巨大的价值.中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运行取得了巨大成效,但并不能适应大数据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为此,应将修改完善其法律制度提上议事日程,树立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法律宗旨,并贯穿法律制度规范始终.还应通过理顺体制,完善主动公开机制,促进政府数据开放,进而打造开放政府,实现政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最大化.     

大数据背景下政府与公众间灾情信息传递联动机制研究

灾情信息管理在防灾抗灾减灾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灾情信息传递主要存在灾情信息多元生成条件下官民信息融合性较差、灾情信息传递的结构化依赖导致灾情获取盲点、防灾抗灾减灾举国体制诱发灾情选择性传递、自上而下分灾种的管理模式导致灾情信息分割等突出问题。大数据背景下,政府与公众获取灾情信息的能力将得到强力提升,公众参与灾情信息传递的空间将得到极大的拓展,灾情信息传递中的信息孤岛将得到有效消除,政府与公众灾情信息融合共生的生态将更加优化。构建政府与公众灾情信息传递联动机制要从提升政府灾情信息发布的精准度和公信力、强化多元灾情信息生成的包容性和整合度、夯实公众全方位参与灾情信息传递的基础、创新大数据背景下灾情信息管理体制机制四个方面不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