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化与去边疆化：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统治

帝国是有边疆而无边界,兼具整合性、差异性的巨型政治组织。帝国兴衰直观体现于边疆消长：在帝国兴盛之际,帝国边疆呈扩张态势,与帝国相邻的地区被帝国“边疆化”,成为帝国的边疆,直至遇到制衡力量而达到相对均衡状态;帝国的衰败则体现于边疆地区的萎缩,或者说“去边疆化”,边疆从帝国统治体系中“逃逸”出来。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统治经历了“边疆化”而被纳入帝国疆域之中,多瑙河以南地区最终成为帝国统治的核心区,由边疆成为帝国中心,这是“去边僵化”的另一种形式。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快速“边僵化”的过程,既源于奥斯曼帝国领先于巴尔干诸国的国家能力,也与巴尔干地区尚处于弱势国际体系状态有关。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征服运动在苏莱曼大帝三次围攻维也纳未果之后近乎达到帝国的“自然边界”。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征服巴尔干、围攻维也纳,进而“闯入”欧洲国际体系,成为欧洲国际体系的“他者”。17世纪之后,奥斯曼帝国衰败,欧洲国际体系崛起,1683年维也纳之战是转折点,弱势的奥斯曼帝国遭遇强势欧洲国际体系,巴尔干地区遂开启脱离奥斯曼帝国的“去边僵化”进程。欧洲国际体系是主权国家和帝国的双重嵌套,俄罗斯帝国、哈布...     

基督教与战时西部边疆社会改良——中华基督教会学生暑期服务团活动考察

1940至1945年,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利用成都基督教学校暑假空隙,组成大学生边疆服务团,前往川西和西康少数民族地区对当地民众开展教育、生计、公共卫生服务,并进行基督教福音传播。学生边疆暑期服务是基督教社会福音思潮的具体实践,使边民得到了许多实际的帮助,对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的广大民众从传统走向近代产生了一定影响,对于认识理解教会大学在近代社会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例证。     

论古代边疆演变的内在机制——基于人类学视角的考察

中国边疆的形成演变历经2000余年与诸多的朝代,表现为跌宕起伏的动态过程。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将自己的统治制度、政治理念与文化传统,升华为了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化并应用于边疆治理,形成了中原王朝治边的文化软实力。治边文化软实力的思想基础,是夷夏有别观与用夏变夷观。中原王朝认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周围的政治势力必须服从于己,由此形成中心(华夏文明)与边缘(边疆及其檄外的非华夏文明)相互关系的地缘政治思想。中原王朝通过推行教化在边疆及其以远地区传播华夏文化,并通过朝贡、册封这两种形式,形成通行天下的制度规范,即封贡制度。中国边疆的历史形成,不仅因中原王朝在边疆建立行政区并实施有效管辖,还表现在以内地文化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在边疆地区逐步得到传播与认同,内地人口向边疆地区逐渐迁徙,实现了边疆居民成分的重组与主导民族内涵的改变,使边疆地区与内地牢固地结合在一起。     

边疆文化构建与边疆治理

随着国家实施沿边开发开放战略,边疆地区依靠自身的优势和特色,逐渐成为经贸活跃、文化交融的“热点”地区。在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进的今天,边疆不再是传统军事安全层面上的单纯的政治边疆、国防边疆,它已成为国家全方位开发开放的前沿。在保证边疆经济繁荣和社会安定的前提下,消除威胁边疆社会发展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隐患,整合各种统制机制治理好边疆,从边疆文化的构建入手,通过边疆文化的社会功能,探索治理边疆、稳定边疆、繁荣边疆的途径,从而使边疆地区得到长久而稳定的繁荣发展。     

特纳-威尔逊的"边疆假说"——兼议二者对"边疆"理解上的差异

"边疆假说"是美国史学精神独立的象征.一般而言,国内外史学界都认为"边疆假说"为特纳独创.本文认为,从"边疆假说"创立的整个过程来看,这一学说实属特纳和威尔逊二人共同创立.特纳的"边疆"强调地理环境在美国国家及其后来地域性冲突的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威尔逊的"边疆"更强调美国文明的有机成长对西部的整合与美国统一的国民性格形成的影响.     

影响边疆经济运行的四维因素论析

边疆经济与非边疆经济有不同的性质和特征,主要是因为它有着不同于非边疆经济的内在逻辑,而决定这一内在逻辑的则完全来自于边疆的特性和边疆所面临的特殊情境。边疆经济研究主要包括边疆经济运行和发展及其特点等内容。阐释边疆经济的重要方式是分别阐释经济性、制度性、政治性和历史性等因素对边疆经济的影响机理。相对独立考察这些因素对边疆经济运行和发展及其特点的影响,便形成边疆经济的阐释维度。经济因素是影响边疆地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历史因素也是一项基本性因素,影响边疆经济的问题常常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而政治性因素对边疆经济的影响,无论如何都无法低估,有时它成为第一位的影响因素;至于制度性因素,多半是历史因素的伴生物,边疆较非边疆的特殊历史对边疆地区的制度创新以及实现制度创新所需要的社会条件有着重要影响,但制度性因素毕竟还被认为是一个独立性因素。     

从乡村建设到边疆服务——抗战时期齐鲁大学的边疆研究

在抗战时期华西坝教会五大学中,齐鲁大学有乡村建设传统但无边疆学术传统。抗战时期齐鲁大学内迁成都华西坝,其边疆研究主要与其主导性参与的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运动配合进行。该校国学研究所在边疆研究方面也有一定成绩。齐鲁大学主导的边疆服务与其早年的乡村建设传统具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联系,其边疆研究具有鲜明的应用特征及实践取向。     

结构、制度政策与事件—过程：边疆政治研究的分析范式

边疆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边疆政治的特殊形态与运行机制,这也对边疆政治研究提出了特殊要求,除了进行多学科角度研究之外,还应该注重多范式的分析。结构分析、制度政策分析与事件—过程分析是边疆政治的主要分析范式,各范式之间在研究对象、研究视角、价值取向、动态与静态等方面存在区别,但是在研究层次特别是时间维度上相互补充。讨论边疆政治研究的分析范式,将有利于促进边疆政治研究的科学化与理论化。     

特纳的“边疆假说”理论与当代中国边疆研究

中国拥有丰富的地缘边疆资源,也拥有悠久的边疆经营史.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特纳“边疆假说”理论(“社会进化论”、“非均衡性发展论”、“环境适应论”、“美国例外论”等),对于当代中国边疆研究有一定的启示.特纳认为“边疆”是美国历史发展和社会进化的核心动力,并最终推动了整个美国的文明进步.事实上,边疆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也有着不可小视的作用.边疆的拓殖、经营在中国的历史上产生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边疆治理“外交化”——检讨民国中央政府与边疆地方关系的一个视角

民国时期的边疆治理呈现出明显的“外交化”特征。1930年代初，国民政府更是将边疆治理“外交化”理论化、政策化。边疆治理“外交化”主要采取搁置、妥协的边疆统合策略，在本质上是向列强让渡边疆地方的相关权益，因此，彼时从政府到舆论均将边疆治理“外交化”政策视作一项权宜之计，即在国家实力不足和地缘政治环境恶劣的情形下，通过边疆外交，最大限度地稳定边疆局势、维护边疆主权。从国民政府边疆治理“外交化”的实施过程来看，伴随着地缘政治因素和国家实力因素两个变量的分化、重组，在不同阶段、不同地方，边疆治理的方式和期待亦有所不同。当国民政府尝试将边疆治理“外交化”的时候，表明国民政府已经深刻认识到，边疆治理应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具体来说，在边疆地区，需要凝聚当地上层政治社会知识精英的人心，求得中央与地方对外政策、行动上的一致；在外交关系上，需要尽可能获得相关利益方的谅解，消解列强干涉中国边疆之可能，并在时机成熟的情形下顺势而为。     

脆弱的疆界:1500年前后欧洲边界变动的主体与动因

疆界的脆弱性或易变性,是人类集体生存的基本状况。在近代早期,欧洲有三种疆界,即文明疆界、基督教内部信仰疆界,以及形成中的主权国家疆界。这三种疆界都处于变易之中。帝国、君主国、贵族领地与自治市所形成的欧洲国家体系,是领土变动的行动者。奥斯曼帝国与哈布斯堡王朝主导的基督教欧洲间的战争,欧洲各个领土国家之间的战争、联姻与继承,是导致近代早期欧洲国家疆域变化的主要因素。     

边疆、民族与梁启超“新中国”的建构

梁启超身处晚清民初的过渡时代,关切边疆危机,追求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梁启超依据现代地理科学认识东南诸省与西北腹地的国家疆域空间结构,面对中国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沿海边疆危机的日渐深重,发现民族主义的国家富强动力,倡导中华民族的大民族主义,提出挽救中国危亡的民族国家建国方略。梁启超通过“夷狄”与“诸夏”互动形成的中华民族交融的边疆机制,提倡大民族主义,依据历史事实建构多民族混合的中华民族来把边疆纳入民族国家的“新中国”。     

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动力机制

在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中,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动力机制运行不断完善,但还存在许多问题：社会发展的经济动力不足,政府的工作存在比较大的改进空间,法律法规的规范力处在较低层次上,社会成员的认知程度和文化需求的现实满足程度还偏低。实现西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和谐必须把推动社会发展的经济动力、政治动力、文化动力等充分激活,让创造社会价值和财富的源泉充分进发。     

边疆少数民族"中国认同"意识缘起初探

长期以来,在边疆少数民族人们的头脑中客观地存在着一种忠诚、持久而强烈的"中国认同"意识.儒家文化的相对先进性,其在时间维度的"与时俱进"和空间维度的"因地制宜",及与各少数民族文化的不断交融,为该意识缘起奠定文化基础;统一多民族中国的不断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国代表权的争夺与实现,边疆少数民族人们心中"中国"祖国观念的形成,对边疆少数民族及其地区的有效管理的常态存在,为该意识缘起奠定政治基础;中华各民族人民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同根"意识,现实中中华各民族的血脉相融,大杂居、交错杂居的民族布局是其缘起的社会基础.     

民国时期基督教与川西赈灾

近代以降,基督教福音慈善事业不断得到发展。1939年代末至1950年代中期,边疆服务运动在川西区开展的病灾诊治、农业灾害治理、戒除烟毒等活动卓有成效。基督教在川西的赈灾对当地民众破除迷信、相信科学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政府与边地的紧张关系,使边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增强;同时还对改善藏传佛教与基督教之间在川西的关系起了重大作用。     

近代中国的边疆社会政治及边疆认识的演变

近代中国由传统王朝国家政权模式向民族国家模式转变,由晚清开始的边疆内地一体化进程贯穿于始终。近代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谋求中央政治权威的重塑、西方列强次级势力的渗透、复杂的民族与宗教状况、落后的文化教育、与内地差异的政治形态,构成了近代中国边疆社会政治环境的真实状态。19世纪至20世纪初,国人的边疆认识主要有两点突破:一是开始注意到海防问题,由单一的陆权国家开始向陆海复合国家迈进;二是开始明确关注边界问题,逐步产生了国家主权意识。经过历届政府及政治家的长期实践,以明确领土范围及边界划分的西方疆域理论形态基本上为国人所接受。     

民国边疆研究理念、路径的探索——评《学术与时势：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

民国边疆研究是近代学术趋势中最能体现中国古代"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和价值取向的领域。在近代大变局之下,厘清新旧中西之间的冲突与调试,边疆研究应具有"贯通"的理念。考察民国边疆研究,既应重视考镜源流的工作,也要对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进行总结,还不能忽视"人"的表现与作用。只有将边疆学术的发展与民国时期的政治现实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地分析,才能深刻理解民国边疆研究的学科建设与价值取向,亦为现今的边疆学建设提供启示。     

我国的边疆治理研究

边疆是一个国家特殊的区域,中国古代由于没有确定的边界,所以把王朝国家统治的边缘地带视为边疆,这样的地区也是少数民族生活的区域,所以也被视为民族地区。近代以后,特别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国家有了确定的边界,因而形成了以边界界定边疆的方式。由此界定的边疆,就是国家邻近边界的地区。中国自古以来都十分重视边疆治理,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边疆问题的解决不是一劳永逸的,旧有的边疆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还会产生。因此,边疆治理是一个不断常新的过程。今天,中国还面临着发展、稳定和安全三大边疆问题,不仅要进行边疆治理,而且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对边疆治理进行重构,促进和加强边疆治理。     

战时国民党政权的边疆开发政策

本文关注战时国民党政权边疆政策的转变与开发,探究战时围绕边疆展开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具体针对蒋介石下令设置的边疆工作人员介绍所,战时边疆工作人员的职责,以及边疆工作人员应征者的特点进行分析。其中,从边疆工作人员介绍所的设立与活动不难看出,战时蒋介石与国民党政权试图对边疆加以强有力的直接统治,同时也可窥见国民党政权战时边疆政策中官僚主义要素的萌芽。另一方面,战时的人们积极响应边疆工作人员的招募,体现了国民党政权组织下的边疆工作人员介绍所的招募活动,即战时边疆政策中非动员的一面。此外,战时人们所树立起来的边疆观,受到了知识分子的边疆研究的广泛影响。由此,对战时国民党政权的中国边疆有着积极志向的,政治与学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空间。     

元代西部、北部六行省与边疆控驭

元代,陕西、四川、甘肃、云南、岭北、辽阳六行省所肩负的使命可分综领军民、总兵戎、镇护供军三类。六行省在权力结构方面表现为宗王、重臣多方控驭,其拱卫和较直接治理边疆的功能颇为突出。在西部北部边疆的治理控驭诸举措中,六行省是主导力量。由于六行省设置及多维的配套保障,分寄式中央集权在西部北部特定场域下得到了出色发挥与最大限度的优化。六行省还积极实施了西部、北部六七个地域子文明的新整合,这无疑是汉唐以来多民族统一国家疆域开拓和少数民族区域子文明逐渐融入中华多元一体框架的重要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