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颍川豪族的官僚化和士族化

颍川豪族处于东汉全国豪族网的核心位置。从官僚化看,颍川豪族的官僚化进程与东汉政局稳定与否关系密切,其群体担任郡守公卿级官员的人数居于全国豪族前列;从士族化看,东汉中后期颍川士大夫豪族,已从地方领袖转变为全国性的领袖,渐居于全国士大夫豪族的核心位置,对东汉豪族士族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汉代豪族的儒化与士族化——以关东豪族为例

汉代豪族形态是不断演变的,豪族的官僚化并进而世族化,从文化形态上看便是豪族的儒化与士族化。西汉中期以后,关东豪族开始儒化,东汉时关东豪族不断士族化,就全国而言,士族化进程最快。在关东豪族的儒化和士族化进程中,统治者提倡儒学和家族的经学传承固然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通过通经而获取权力才是豪族主动儒化的内在动力,豪族儒化与士族化是文化与权力的互动与再生产过程,即文化与权力相结合。豪族世代实现文化(世学)与权力(世宦)的循环,则形成了士族。士族和世族具有同质性,士族即世族。     

刘裕诛戮士族豪族与晋宋社会变革

刘裕建宋代晋,不仅是一般的王朝更替,而且意味着寒门武人集团取代高门士族的统治地位。在此过程中,门第低微的刘裕对高门士族之异己人物及其势力严加诛戮和压制。其中对与桓玄篡晋有密切关联的太原王氏、陈郡殷氏、京口刁氏代表人物及其相关势力予以清除;对企图扶持刘毅的谢混、郗僧施等士族集团加以诛戮;对作为特殊士族势力的司马氏宗室人物予以清剿;推行了一系列抑制地方豪门强宗的政策。此外,刘裕对高门士族始终加以监控,收集相关情资,以便采取针对性的手段。     

河北豪族与两汉之际的社会政治

西汉末年 ,河北豪族已发展成为重要的社会势力 ,对两汉之际的社会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河北地区豪族表现为强力 (武质性 )、财富、宗族、权力的结合 ,宗族性、强力性、世官性、大地产性是其基本特征。王莽的败亡及东汉的建立都与河北豪族密不可分。河北豪族集团与其他豪族集团及中央政权之间的权力之争对东汉社会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     

十六国时期北方豪族的政治境遇

十六国时期胡族君主为了政权统治需要,大量征辟汉族士大夫进入中央政府。但是由于胡族政权权力分配结构和汉族士大夫本身的仕进心态不积极等原因,使得这一时期大多数汉族士大夫仕途不畅。此外,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实力的倒挂,直接导致了胡族君主对汉族士大夫普遍存在着猜忌心理,这也是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念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体现。     

梁陈之际南方豪族崛起的先声:南朝名将兰钦家世与生平蠡测

南朝萧梁名将兰钦的家世与生平,传世史籍的记述颇多模糊不清之处,相互抵触难通。比勘校读相关史料,从历史地理、姓氏源流等方面对其籍贯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兰钦可能出于南方兰姓,族属源于巴蛮;兰钦可能是岭南人,他早年生活在始兴郡,兰氏家族在始兴豪族中具有深厚的势力和影响,兰钦在梁朝中后期成为军事力量的重要一员,是梁陈之际南方豪族兴起走上历史舞台的先声。《隋书》的《天文志》《五行志》中关于兰钦举兵谋反的殊异记载,折射出萧梁国史的隐讳缺失,当是权力因素干预历史书写的表现。     

试论我国宪法司法化存在的问题

宪法的政治性和宪法的法律性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任何一个方面的缺失都会对另一个方面的充分性和真实性产生影响 ,从而进一步影响宪法本身。我国宪法司法化的障碍不仅仅是人们在观念上存在误区 ,更大的障碍在于体制障碍 ,其体制存在的缺陷和不足 ,限制了我国宪法的司法化。     

两晋之际的士族生态与幽冀形势——以王浚为中心的考察

魏晋之际的党争继续存在于西晋社会,士族升降与党派分野息息相关。太原王浚家族是西晋党争的积极分子:有的王氏成员投靠贾充集团,有的则反之,呈现出分流的家族生态。《华芳墓志》丰富了以王浚为中心的士族网络的认识。王浚家族的政治动向是两晋之际士族生态的缩影:政治斗争的复杂多变决定士族生态的多元化。西晋末年以州郡为地理单元的士族交游圈呈现出分崩离析的样态。王浚都督幽冀诸军事的力量凭借与该地区各种族的居民结构密切相关,军事上采取以夷制夷的方针,依靠鲜卑段部和乌桓人,对付羯人的兴起;所依靠的汉人力量则立足幽冀二州,整合资源。王浚的力量构成体现出血缘性和地缘性的双重特征。刘琨、王浚在经营北部中国方面存在异同,关于二人的史料记载体现出史家笔法有意增删的特征。刘琨、王浚经营北部中国的失败,标志着胡汉力量强弱消长的重大变迁。     

试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当代化和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其中国化和当代化是题中之义。哲学视界中的当代起始于 2 0世纪中后期 ,一直延续至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化 ,即根据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其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应用和发展 ,创造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理论都是行之有效的当代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化和中国化 ,作出了新的贡献     

庐陵王刘义真之死与刘宋初期之政局——从一个侧面透视晋宋之际士族与寒门的斗争

424年,刘裕安排的顾命大臣先后废杀庐陵王刘义真和少帝刘义符,造成了刘宋初年的政局动荡.在顾命集团"废昏立明"的政治借口下,隐藏着刘宋初期统治集团中士族与寒门的激烈斗争.顾命大臣的主要人物如徐羡之、傅亮、檀道济等,皆出自"次等士族",在文化上则未充分玄化,非名士阶层,这在东晋以来的士族文化风气中自然遭受鄙视.晋宋易代,他们追随刘裕,参与造宋,因而位列宰臣,为士族社会所不满.刘裕次子刘义真为当时皇族子弟中受士族文化熏陶最深之人物,与高门士族中任诞清流名士代表谢灵运、颜延之等以文义相交,而谢灵运等则借助刘义真的夺嫡之势,形成一个对抗顾命集团的政治集团.刘裕死后,刘义真及其集团人物皆被贬斥,他们自然颇有怨言,因而受到"构扇异同"、图谋不轨的政治攻击,此乃刘义真之死的根本原因.     

试论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特征

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之所以历经千年而愈建愈坚,是有其内在原因的.比如其独特的"家国同构"体制是这所大厦的主要支柱;而其维护封建君权的官僚制度也一直在完善和源源不断地输送构建这个大厦的人才;更重要的是有一种精神-"儒家学说"自始至终呼唤着人们来保护和修葺这个大厦.     

试论电视新闻娱乐化的策略和前景

走到今天的电视新闻娱乐化,应该如何提高自身？本文从电视本身的特性,和电视新闻娱乐化自身的优势等方面,为电视新闻娱乐化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一些看法,并指明电视新闻娱乐化是一种新的新闻叙述方式同时它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闻策略。     

试论年鉴的简约化

作为资料性工具书,年鉴应简洁明了,言简意赅。胡乔木同志曾说:“作为一部实用性的文献,不能分量太大,分量太大引起种种不便。”而目前部分年鉴有越出越全、越出越繁的倾向,常常是上百万字甚至百万字以上,让人拿不动也看不动。如何使年鉴既有丰富的信息含量,又不泛泛而谈、连篇累牍,文约事丰又便于检索呢?我认为重要的是做好年鉴的简约化     

试论连字句的主观性和主观化

本文主要从对连字句所体现的说话人的认识和视角两个方面分析了这种格式的主观性,并探讨了这种主观性的形成发展过程。认为连字句至少在近代汉语时期,确切地说是在南宋到元代就已经完成了表示主观性强调的语法化过程,成为一种成熟的格式。这种格式除了用于最基本的语义、语用表达之外,在句法上不断拓展,吸纳了更多的成员,表义上也不断地丰富。语言都带有主观性,由于连字句的主观性表现特别强,其生命力就显得格外旺盛,所以一直延用至今。     

试论爱国主义教育的现实化

爱国主义不仅有其历史传统,而且有其现实要求。但在爱国主义实施过程中却往往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使爱国主义教育流于表面和空洞。爱国主文是知、情、意、行的结合,最终必须落实在行动上。教育现实化是公民爱国运动具体化的重要条件,必须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确立当代爱国主义的内涵,寻找爱国主义教育现实化的途径和方法。为此,要强调四点：1．爱国主义教育应成为公民素质教育的一部分;2．要把爱国作为公民的法律义务去要求;3．要把爱国升华为公民的道德义务;4．要注重爱国主义教育的创新。     

试论秦汉散文的辞赋化倾向

散文的辞赋化倾向早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就有了端倪,到了秦汉这种表现更加突出。秦代李斯之文,汉代不论是诸子散文还是史传散文都具有明显的辞赋化倾向。这主要体现在语言上的文采华丽、辞藻丰富,创作手法上的铺张扬厉、踵事增华,以及结构方式上的“主客问答”、散韵相间。推究其原因,既与作家的创作思想及创作初衷相关,也是文学发展中的必然性。     

战时大学教授的国民党化问题研究

抗战时期,执政的国民党通过拉拢大学教授入党、在高校中设立党部及对出国教授进行政治集训等方式,加强对知识精英的操纵和控制。但大学教授在国民党化过程中种种表现只能看做是其拥护抗战的政治姿态,并不能说明教授已经成为国民党忠实的追随者,从结果来看,大学教授的国民党化也并不成功。     

中国财政支出的公共化改革

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财政的公共化改革迈出了较大步伐,中国财政支出发生了很大变化.然而,财政支出改革也存在许多缺陷,其公共化改革任务尚未真正完成,这是整个改革尚未取得根本突破的大背景所决定的.因此,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依靠整个改革的推进和突破.     

试论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的文化化

在世界经济向着“以人为本”的知识经济迈进的时代里,文化对经济的渗透,比任何经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愈发显得必要而突出。它以全方位的姿态,潜入到经济活动的每个领域———生产、流通、消费、服务等,即向着经济的文化化发展。可以说,经济的文化化,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一大趋势,也是人类朝着人的全面发展的客观需要。     

试论顾城诗歌的儿童化语言

顾城是当代诗坛的一个怪才,被文艺界誉为"童话诗人"。在他以诗歌所营造的童话世界里,诗人仿佛是一个语言童稚的孩子,用地地道道的"孩子的语言"抒发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他以充满纯净童心的语言,去表现自然界的声音、色彩、意境的无限新鲜美妙。本文试图从诗歌语言所表现的形式和美感两个方面来探讨顾城诗歌的"儿童化语言",以期对顾城诗歌的语言特色有较深入地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