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士族到士人的演进

魏晋至唐末,是中古社会阶层剧烈变动的时期。士族阶层逐步向新型官僚士人的演变,是这个时期值得关注的社会动向之一。在这个变化中,选举制度作为中央政权与基层社会联系的一条重要纽带,对士族力量的起伏升降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此外,隋唐以后士人与乡里宗族社会逐渐脱离,士族社会原有的郡望体系趋于瓦解,也构成此时期士族向士人演进的一项重要内容。1.魏晋隋唐选举政策变动与士族力量的消长东汉政权瓦解后,天下兵兴,人物播迁,曹魏政权于延康年间开始实行九品官人法,即在州郡     

明代的社会主导群体

社会主导群体这一概念主要指统治者群体。过去史学界常认为“地主阶级”(或奴隶主阶级)即统治阶级。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地主都属于社会主导群体的成员。以明朝而言,官与民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能够作为社会主导群体成员的只有士绅地主,过去亦称作身份地主。身份地主的主要成份是官员。中国历史上有贵族和士族官僚体制,也有科举官僚体制。明朝是科举官僚体制的时代,明朝的身份地主是通过科举取得了功名的地主,其主体是读书人,即士。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宋、明两朝是士和士大夫们作为社会主导群体的时代,其间经历了元代的蒙古色目贵族统治时代。因此,明朝的建立使江南士大夫们实现了群体回归,重新成为社会的主导群体。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的转型,社会等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其中主要便是社会主导群体的变化。晚明的官僚士大夫在社会心态、价值取向、政治主张以及职业和自身成份等方面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社会的变化。从理论角度看,这种变化应该具有近代化的性质,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曹魏给客制度的形成与民屯制度的破坏

<正> 曹魏后期曾经推行维护门阀官贵利益的给客制度,这个制度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呢? 曹魏政权和东吴、蜀汉一样,也是在士族和豪强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为了保障大族官员的利益,曹魏初年实行一套赏赐土地、耕牛和劳动人手的制度。《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载曹操建安七年(202年)令:“其举义兵已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     

再论曹魏九品中正制的历史真相

汉末延康元年九品中正制创立时,仅针对在职官员;曹魏时期中正的评价仅限于在职官员与进入选举程序者,并存在着两种话语系统;中正之"品"在魏末分化为"官品"与"资品",是晋初上层子弟起家"官品"与"资品"之间围绕四级级差上下浮动的原因。曹魏是"士族"社会的孕育时期,关于该制度在这个时期实施情况的传统观点有不少可商榷之处。     

进退之际:唐代士族与科举取士制之关系及其影响

科举为唐代入仕和迁转高品官之正途,士族凭借其在政治势力、社会地位、文化条件、教育氛围、经济基础和居住地域等优势,利用体制漏洞,在科场中获取远多于庶族的好处.科举取士制既促进了唐代士族由经学世家、武力强宗向文学家族的转变,也使其家族价值观念由重门第转向门第、科第兼重.短期来看,科举对士族家族的衰落具有延缓作用,长期而言,却对士族家族的衰亡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中国公共政策模式的变迁——基于利益集团的分析视角

中国公共政策的制度结构建构了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的行动舞台。传统的公共政策主体主要由体制内的"决策核心圈"组成:中共、人大和政府,这种官僚垄断的"单一决策圈模式"近来出现了新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利益集团的成长壮大并介入和影响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国公共政策模式逐步由官僚垄断的"单一决策圈模式"向官僚主导、利益集团参与的"复合决策圈模式"转变,《劳动合同法》的制定过程就体现了中国公共政策制定领域的这种最新变化。     

晋代史官选任制度考论

晋代是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在继承了曹魏始创的史官制度———著作官制度的基础上又有所完善,史官的选任更为严格,但由于晋代史官选任制度受到了九品中正制的较大影响,许多士族子弟依靠门第得任史官,从而造成了晋代史官虽多但堪当史任者却相对较少,高水平的史著也不多见的现象。另外,晋代史官选任制度对南北朝亦产生了较大影响。     

试论近代洋务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转变

洋务企业是近代中国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经营管理方式经历了由以官僚为主导到官商合作的过程。在这种体制中 ,企业内部官商矛盾不可避免地对立和激化 ,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此类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 ,甲午战争以后 ,洋务企业的经营管理面临着革新的课题 ,最终导致洋务企业转变经营方针 ,成为商办或具有更多民营性的商办企业 ,这在近代中国企业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官僚制的研究范式及其经济学研究途径评述

政府体制中的官僚制是公共管理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对官僚制理论的梳理与分析从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入手,概括并比较了官僚制的研究范式及途径.在此基础上,对官僚制理论在政府改革尤其是我国政府改革中的应用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北齐尉氏家族的门第建构与华夏认同

脱胎于内徙胡人的北朝胡姓是中古门阀士族群体的重要成员，在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的士族化道路与汉人迥异，体制层面的门第建构与文化心态的华夏认同双管齐下，在门阀化的同时潜移默化间变夷从夏，汉化归根结底是以上流阶级为导向的门阀士族化。故籍善无郡的北齐鲜卑尉氏家族的发迹堪称明证，他们并非著籍河南洛阳之北魏勋臣尉迟氏，而是东魏、北齐因缘际会的新贵，符合士族社会门第再造的规律。河北保定曲阳县产德乡近年出土大量尉景家族墓志，以墓志为中心，揭示其门第形成和观念嬗变，反映了胡姓士族的演进趋势。门阀化与华夏化是这些墓志修撰的并行主线，表明二者一体两面的紧密关系，而围绕婚(社会)嫁、宦(体制)、学(文化)展开的篇章，更能展现尉氏新贵高度的门第与华夏自觉。     

意识形态体系在后战国时代确立之论证

一方面,意识形态体制本身就是整个官僚制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整个官僚体制本身在某种程度上被赋予了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功能。如果说意识形态职能的普遍化表现为百官皆师,那么,意识形态建制的专业化就体现为博士为师。在中华专制主义的长时段脉络中,皇权主义——意识形态——以吏为师三者构成一种相互支撑的递进关系。     

西汉中叶及曹魏后期之琅琊王氏政治

琅琊王氏是汉晋以来门阀士族政治的典型代表 ,研究琅琊王氏家族成员之仕宦历史 ,无疑是我们考察琅琊王氏家族政治乃至门阀士族政治历史的重要参照。琅琊王氏政治源起于西汉昭帝时期 ,至曹魏后期西晋初年已经初步形成以宗族关系为基础的家族政治体系。世人以及朝廷对琅琊王氏的认可 ,基本上限定于伦常与政治这样两个层面 ,鉴于此 ,琅琊王氏成员之道德人格与政治才智 ,也便成为历代史家以及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本文从仕宦源流与道德人格的角度探讨了琅琊王氏在西汉中叶、魏晋之交的伦常政治状况 ,力求为琅琊王氏家族政治历史的系统研究做一些基础的工作。     

崇儒融道──晋初思想论

如何恢复汉魏以来业已崩溃的儒学论理思想体系，援老庄人儒，以淳朴世风，从而建立起一支以外儒内道为理想人格模式的士族官僚队伍，是晋初思想家讨论的主要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晋初思想家所企望建立的崇懦融道的思想并未能成为士族阶层的主体观念意识，因而也无法有效地组织和维系国家机制的运转，所以西晋之承平局面亦如昙花一现。     

士族制度的兴衰

士族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一个特殊的阶层，有些资料又称其为世族、豪族、郡姓、大家、名门、门阀、阀阅等。士族制度是世家豪族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高度发展的产物，作为一段历史，士族制度是怎样走完它由兴到衰的路程的呢？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官僚集团的支持下建立的，所以，东汉政权对豪强地主的利益倍加保护，使得豪强地主在政治上、经济上享有种种特权。在政治上，豪强大地主世代担任政府的重要官吏，形成门阀，并通过他们的门生和故吏，在朝廷内外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集团。在经济上，豪强地主霸占着大量的土地和劳动人口，他们…     

曹魏邺城中央官署布局初释

曹魏邺城中央政权机构布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政治和行政上的某些特点。时人的诗文以及后代的历史记载和现代的考古发掘对了解当时的建筑布局提供了线索。通过对考古和文献这两方面资料的分析 ,可以推测此时期邺城的建筑布局。邺城中央权力机构建筑布局体现了此时官僚制度的完善和中央集权的发展。     

“士道”“吏道”的聚散分合——法律史视域中“官吏分途”的知识谱系与当代反思

春秋战国时期,面对官僚制和职业化官僚这样一种崭新的社会现象,儒法两家提出了各自的理想化官僚及其成立条件的理论体系,儒家"士道"期待帝国官僚由士君子构成,普遍具备士君子的知识、人格、德性、素养,法家"吏道"则期待官僚是精通专业、忠君尽职、刚猛为政、以死守法的良吏干才。秦代以法治国,"吏道"独尊,汉代"独尊儒术"而"霸王道杂之","士道"与"吏道"并用,相互融合更相互冲突。"士道""吏道"之间的深刻矛盾加大了融合的难度,东汉中期之后儒学士林与士族的强大推动"士道""吏道"走向分离。"士道""吏道"的分离开启了中国古代"官吏分途"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儒吏分流的过程,是儒生官僚自利化、贵族化的过程。"官吏分途"最终造就了官吏两分、儒吏两分的官僚结构,使儒生官僚成为一个相对贵族化的特殊利益群体,对理性行政和国家治理产生消极影响。     

制度化吸纳与一体化治理: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

在传统社会,我国以农业立国,乡村社会的稳定是国家秩序稳定与延续的基础,对其进行官治主导的治理就成为制度化的必然选择,而官治的刚性缺陷、国家能力与资源的有限性制约了官僚体系的治理能力,实现治理乡村社会的目的需要新的可控制的治理权威。乡村社会中既有的宗族权威作为一个有效的联合对象,成为官僚制度吸纳的另一个权威体系。这样,在传统乡村社会就形成了官治主导、族治辅助的一体化治理。     

谈隋末农民战争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方法

近两三年来,有一少部分同志,在隋末农民战爭研究中,特別强調了隋末統治阶級的內部矛盾麄冋J为在隋皇朝建立之后,进一步限制或削弱世族的力量,在經济方面,隋前期,令州县“大索貌閱”和“输籍定样”,来搜括世族蔭附,巩固均田制度;在政治方面,罢九品中正,海内一命以上之官,皆由吏部辟暑,煬帝时,并建进士科来选拔官僚,这样,对世族也是进一步的削弱。由于隋皇朝一貫以来,在經济、政治各方面打击士族,因此隋末农民大起义发动,士族也参加农民起义,来反对隋皇朝的統治。他們还列举了当时地     

官僚制之后是什么?——兼与张康之先生商榷

官僚制是适应于工业化以来不断结构化的社会管理需要的一种行政体制 ,它既以市场作为自身组织原则的来源以满足现代社会的效率要求 ,同时又是对市场的制约以达到社会公正目标 ,但是在自由主义制度设计下 ,形式法治下的程序公正和市场之个人成就效率标准构成了官僚制的边界 ,在这个边界内 ,官僚制与市场一致产生了马克思所批判的物化现象。但是 ,解决官僚制的这个问题 ,本身不应该在官僚制之外为它提供一个道德标准 ,把现代社会的持续发展之重任交给自律的道德的行政主体 ,更不是把社会管理交给自发的市场 ,而是在市场之上设计以社会成就标准的行政体制 ,以程序正义积极推动实质正义的实现。     

“治理”在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的样态及其特征——基于双轨、实体以及帝国三种研究模式的分析

以往学界通常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方式为统治。而近年来的研究显示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方式具有特殊性与多元性,满足现代社会学及政治学意义上"治理"出现的条件。双轨模式显示县下辖区的治理样态为士绅主导的基层地方自治,存在官方、士绅不同的治理主体,且有着一定的协作机制。实体模式显示在偏远的乡村社区,其治理样态为无须官方过多涉入,民间即能够在宗族与地方精英的领导下,自发地完成治理。帝国模式显示官僚与君主是一种支配与反支配关系。此种关系赋予了官僚制独特的治理属性以及治理能力,其"治理"样态为官方主导的正式行政与非体制内地方精英主导的非正式行政的共生并存。该研究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传统社会治理方式与现代治理方式的同质性与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