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与漕政改革

自隋炀帝开通运河之后，漕运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所重视的一项内容。延续到了清代，更是被称为“三大政”之一。清中叶以后，清朝的封建统治日益腐败，世风日下，萎靡不振，漕政也是弊病丛生，已严重威胁到京师的粮食和财政供应。有着“干国良臣”美誉之称的陶澍，为了打通这条大动脉，维系清政府的正常运转，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导下，通过裁汰冗员，删除浮费；严禁包漕，严格制度；治理运河，疏通河道；另辟新径，漕粮海运等措施，对漕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给后世留下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文章试以陶澍漕政改革为中心，做一些探讨。     

略论清朝嘉道时期漕运之弊及其影响

略论清朝嘉道时期漕运之弊及其影响杨杭军清代沿袭前朝漕运制度,通过漕运将江南八省漕粮北运京师,以保证京师及北边军政方面的粮食供应。但“法久弊生”,特别是乾隆之后,为“天下之大政”的漕运制度,已尽“为官吏之利薮,贪吏之诛求良民,奸民之挟制贪吏,……说者皆...     

明清漕运对运河沿岸城市的影响——以天津地区为例

漕运是明清王朝统治的经济命脉,每年数万名漕运人员驾驶上万只漕船运载着数百万石漕粮在运河上经过,从而对运河沿岸城市产生了多方面影响.这些影响主要包括:一是漕运人员在运送漕粮的同时带运的大量南方土宜及其额外私自夹带的货物进入运河沿岸城市,从而促进了后者商业的发展;二是受南方漕运人员的影响.运河沿岸的人们不仅能够听懂而且学会了一些南方语言;三是随着漕船的北上,南方地区信仰的妈祖被传到北方并得到发展;四是由于漕运活动,文人学者写下了很多关于运河沿岸漕船汇集、漕运景观以及运河畅阻情况的诗歌.     

陶澍幕府:晚清幕府的先声

陶澍在江南担任封疆大吏期间,适逢清王朝由盛入衰,漕运、盐法、河工三大政窳败甚深.于是,他辟设幕府,延请具有经世才能的人才入幕,对三大政进行整治与改革,取得很大的成功.陶澍幕府施行改革,兴利除弊,其形态和职能与专为幕主处理琐碎政务的清前期幕府完全不同,显现出新的特征,为当时第一个以经世闻名于时的新型幕府.陶澍幕府的出现标志着晚清幕府的发轫.     

明代运军的编制、任务及其签补制度

明代运军是漕运的主要承担者,由中央漕司统辖,其组织采取卫所制和编甲连坐制,实行编队运行原则,以保证漕运的畅通和安全。运军主要担负漕运任务,此外还有各项经常性或临时性的附带任务,这无疑是维护明王朝的专制统治,但它本身又是异常繁剧和痛苦的差役。为保持现役运军的数额,明政府制定了签补运军的原则和措施,它具有严密而强制的特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朝漕政的黑暗、吏治的腐败以及漕运制度的废弛破坏。     

清代宁夏籍两淮盐运使俞德渊生平事迹考述

俞德渊(1778—1835),清宁夏府平罗县人。清代有名的循吏,嘉庆、道光年间经世致用派中的一员。由翰林外放江苏,为官实政在民,被陶澍、林则徐所倚重,在东南三大政河工、漕运、盐政等方面颇有建树,尤以协助陶澍整顿两淮盐政为其仕途顶峰。关于其生平,前人很少有专文论及,本文结合史料,对于他的科举、政绩作详细的考证。     

林则徐漕务改革思想刍议

林则徐从道光十二年调任江苏巡抚以来,曾四次主持办理冬漕,对渐至积重的漕运弊端有着深刻认识。十九年七月,林则徐奏呈"体察漕务情形通盘筹画折",阐发了思考已久的漕务改革思想。林则徐主张改革运法,以"县督帮收"替代行之二百年之久官收官兑,旨在将官府权力限制在行使监管职能,而让运军与粮户直接接触以减少腐败。难能可贵的是,林则徐最先从制度层面上思考摒弃"官办"实行"商办",停止征漕而从市场上采买米石海运京师之类根本变革的问题。遗憾的是,历史没有留给他施展抱负的机会,完整体现他的漕务思想的奏折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留给了后人,让人们得以借鉴其思想精华以观察今世,并从他个人的遭际体味改革的艰难。     

危局下的利益调整——论胡林翼整顿湖北漕政

漕政与国家稳定休戚相关,历代统治者皆极为重视.进入晚清,在官、吏、绅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把持下,漕政百弊丛生,不但漕粮征不及额,更严重的是,在漕粮浮收的重压下,底层百姓不堪忍受,屡屡酿成激烈的抗漕事件,严重威胁到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太平天国起义后,财政更为窘迫,社会矛盾激化,危局下,清王朝被迫整顿各地漕政.面对积弊深重的湖北漕政,巡抚胡林翼以圆融老练的政治手腕,一方面广泛征求意见,制定切实可行的漕务章程,通过清丈等方法抑制官员、胥吏、缙绅藉浮收牟利的不法行为；另一方面,则一本雍正朝耗羡归公用为养廉之要旨,采取将州县陋规合法化等举措,调整、平衡各方的利益,营造出“自上而下”的让利态势,促使湖北各州县顺利裁革漕粮浮收,达到了“取中饱之资,归之上下”的效果,使湖北成为有漕各省整漕减赋的典范,其为政之道值得后世借鉴.     

陶澍与清代"东南三大政"

漕运、盐政和河工是清代江南地区行政事务中的重中之重、核心所在。陶澍通过个人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弊病,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江南地区的衰退。从总体上看,陶澍的所作所为,值得肯定。     

知府黄法

歙县岩寺金云槐，清乾隆间由御史出知常州府，他到一地，深入乡间问民疾苦，安良除暴，断案如神，被当地人称为“况青天”（明代况钟为官苏州府，清廉勤政，百姓称颂）。金云槐在任五年，赈灾捐款，督理浙江粮储漕务道，杜绝浮收、扣给诸弊，百姓感戴，逝后杭嘉湖一带三郡士民都十分追念。     

明代漕粮运费的派征及其重负

明代漕粮是专门供给京师贵族、官僚及京边卫军的消费，为了将东南海粮无偿地调拨到京师地区，明政府在赋役形式下制定了漕粮运费的编派原则和办法，并根据漕运的实际需要对漕粮运费实行部分的折征。但出于明中叶后各级官府对漕粮运费的不断加征及其对粮户的搜刮掠夺，遂致漕粮运费的负担极为苛重，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漕政的黑暗腐败及漕粮的掠夺性质。     

从《大学衍义补》看元明中国东南的漕运与造船

丘濬以其"察其几微以成天下之务"的敏锐眼光及丰富的地理知识,总结了中国东南漕运从春秋至明代前期对国计民生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其贡献在于从历史演变和数字统计的角度分析了元朝到明代中期漕运的利弊,对元朝到明中期东南海上航道进行了历史考察,揭示其在地理交通上所显示的重要经济价值。基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系统阐明了东南之漕的历史局限以及开通东南海运的迫切性和可行性,从海舟样式、港湾海道勘探、船厂选址、公私合营造船等方面提出具体建议,主张扩大国内商品流通和开发海上航线以促进商贸。     

论清代水路漕运方式的演变及其社会经济影响

水路漕运作为江南粮米输往京师的主要运输方式,曾经在清王朝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迄今为止,史学界对这方面的论述却寥若晨星。本文根据已公布的故宫有关档案,结合有关文献资料,试就清代水路漕运方式演变的过程、原因及其社会经济影响作些初步考察,以期有助于清代经济史研究。     

论南宋时期东南漕供中的水脚糜费

南宋时期的东南漕运因漕供机制变化、转般与直达供漕方式的交替进行、漕供运程远及供输压力大而产生了水脚糜费。官般与民般这两种承运方式在运行中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水脚糜费。漕粮交卸地变动与州县官员违规办漕过程中的水脚糜费,导致上供欠折。对水脚糜费造成的上供欠折,宋廷借助货币政策与司法手段予以应对。     

试论明清漕粮由河运转向海运及其启示

中国古代南粮北运关系国计民生。自隋唐迄明清，运河一直为南北物资交流大动脉。明清定都北京，财赋仰给于东南。为解决国家军费与宫廷食用，每年沿运河从江南转输四百万石左右漕粮入供京师，故视漕运为天庾正供，军国大计。康熙曾把漕运、河工、盐政视为国家三大政，书于宫廷廊柱。但在明后期和清中期，由于黄河水患与漕运积弊影响，河运危机不断，并在统治集团内部两度引起继续沿用传统的河运还是因时制宜实行海运的论争，结果以转向海运而告终。探究明清时期漕粮由河运向海运的转变，对于研究明清社会经济，保护黄河流域生态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宋元之际上海的兴起

上海在宋末由村设镇,元初由镇升县,迅速崛起。上海设镇时间在宋理宗淳祐十一年(1251年)到宝祐四年(1256年)之间,最有可能是1255年。上海主要是在长江三角洲取代了江阴的地位,因而得以兴起,而非前人认为上海取代华亭县内青龙镇的地位。宋末上海市舶分司兼管上海镇,上海市舶分司长官有蔡起莘、陈壁,其中蔡起莘也是上海的武官,由提举上海市舶分司兼任上海监镇,江阴市舶务在1255年裁并。宋末上海长官兼管海防,辖有招安海盗张瑄的船队,职务重要。元初上海的因漕立县,主要体现在豪族聚居与漕粮激增这两方面。漕运豪族是上海县的支配者,与上海县互相依存。宋末和元初上海迅速发展的经济基础都是航运业,宋元之际的上海发展是连贯一体的。     

清代漕运兴废与山东运河沿线社会经济的变化

<正> 清王朝建立后,沿袭明代成法,规定每年从鲁、江、浙、赣、洲、鄂、皖和豫八省,额征漕粮四百万石,经京杭大运河输往北京,以满足其官俸、军饷和宫廷靡费的需要。漕运的推行,直接关系到封建国家机器的运转,向来受到清政府的重视,所谓“漕粮为天庚正供,俸米旗饷计口待食,为一代之大政。”山东是八省漕粮必经之地。大运河从鲁南兖州府峄县台庄由苏北进入山东境内,转向西北过微山、昭阳、南旺、安山等湖,进入鲁西平原,最后由德州桑园镇出境进入直隶,纵贯山东,全长一千余里,途经四府两直隶州。清代漕运鼎盛时,每年有各省漕船六千余艘,循运河经这些地区北上。漕运的兴废,与山东运河沿线社会经济的变化息息相关。     

清代河运向海运的转变

漕运是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国家为保证官吏俸饷,宫廷糜耗以及巨额军粮等需要,凭借其政权力量,将从农民手中征收的漕粮进行转输的一种方式。漕运制度,秦汉时即已产生,开始有陆运、河运,以后又有海运这一运输形式。其中河运行之最久,海运盛行于元代及明初。明永乐后,会通河开,仍行河运。清承明制,在前期几乎全行河运,但至嘉道以后,便开始了河运向海运的转变。     

陶澍经世思想的影响与地位简

陶澍是中国古代向近代转型过程中来自湖南影响全国的经世派重要人物。其经世思想的影响和地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集经世实学和经世事功于一身,倡实学、行实政、求实效,成为当时经世派的领袖;第二,从水利、漕运、盐政入手改革,开发两江地区,裕国安民,通商除害,垂百年之利;第三,举新革腐,便民利商,是近代经济改革的先驱者;第四,惩治不法官吏与重用人才并举,成为整治吏治、注重人才的典范。     

济运护漕与清代的水利治理

有清一代,统治者秉持以漕运为先的理念进行治河,在运河全线及相关水系进行了不懈探索和实践,其治水方法大致有束水攻沙、蓄清敌黄,减黄助清,借黄济运与引汶济运,挑挖疏浚以及修治闸坝和水运管理等。清代以漕为先的水利治理是一把双刃剑,各种济运护漕的治理措施都不同程度地造成了周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恶化,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