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野:鲁迅前期内心世界中的一个亮点--在日本芦原町"藤野严九郎与鲁迅"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鲁迅对藤野先生的感激之情何以非同寻常?首先是自“家庭变故”后,鲁迅一直在寻找“别样的人们”,从南京、东京,至仙台,鲁迅终于发现了“伟大的”“性格”;其次,写作《朝花夕拾》时的鲁迅,因生活中颇多“纷扰”而希望“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鲁迅正是借回忆藤野先生而在自我生命的底蕴里,寻找光明的力量。     

《藤野先生》“失真”探微

鲁迅散文《藤野先生》中的叙述,与藤野严九郎本人的回忆相比较,存在“失真”之处。但这种“失真”并非有意“作伪”,而恰恰是鲁迅真实情感的流露。失真的主要原因在于藤野先生当年给予了他“雪中送炭”般的关心;另外,作者写作时诸事不利,也使回忆搀杂了许多心理因素,温暖之情再度升华。     

“鲁迅与仙台”研究述略

1904年,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开始学习医学,两年以后,他弃医从文。这个时期在他的一生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医学训练,他同藤野先生的关系,他的弃医从文的决定,成为许多著作和论文的研究对象。本文对有关鲁迅与仙台的研究做一个简要的总结,并展望研究的前景。     

对《藤野先生》的线索质疑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书》和一些分析《藤野先生》的文章,在谈到《藤野先生》的线索时,都认为《藤野先生》是以作者自己的“思想变化为线索”的。我觉得《藤野先生》这篇叙事散文,该是以人物(具体地说:是以作者和藤野先生的交往)为线索的。线索,是“贯穿在整个作品中的脉络。”纵观《藤野先生》全文,确实如文题所示,自始至终写的是藤野先生,即,文章正是用作者与藤野先生的交往这一主要脉络,把表现作者思想和藤野先生的品质,那些材料串连起来的。当然,文章也确有一些地方没写藤野先生,如,第一部分主要写的是“清国留学生”的丑态,表露了作者“对东京失望的情绪”,确     

鲁迅与藤野先生拾零

鲁迅先生一直怀念着他早年的老师藤野先生。在《朝花夕拾》中的《藤野先生》回忆他早年在日本留学生活时写道:“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藤野先生虽然由于他的学生鲁迅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底在厦门写的散文《藤野先生》而驰名于世界了,然而鲁迅先生直到一九三六年秋逝世为止,似乎还不知道藤野先生为时     

鲁迅先生的尊师风范

人生路上,在诸多的老师中,鲁迅先生最为敬重的有三位,一位是他的启蒙塾师寿镜吾先生,一位是他的日本老师藤野先生,还有一位就是他青年时期的导师章太炎先生。鲁迅先生以温暖的情怀,写下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在鲁迅先生眼里,寿先生方正、质朴、博学,教学极严。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则,但也不常用。鲁迅先生的父亲病重,服用，     

日全食观察日记

不论散文还是小说,鲁迅先生都很注重人物的取名,这正是鲁迅先生严谨为文的真实体现。对现实中的人物,出于某种特殊的原因,或不便明说,在作品中选取与之相关的字来替代。如《药》中的夏瑜,原型是女革命家秋瑾,“夏”“秋”都是季节,“瑜”“瑾”都是美玉。《（呐喊）自序》中的金心异,实指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金”与“钱”相连,     

叙事姿态与文学立场——"新人民性文学"中的都市边缘人

中国的城市化不仅决定着中国的未来，同时也决定着世界的发展进程，而其中派生的“都市边缘人”必然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当代文学注意到了这个社会边缘群体的存在，并在近年形成了“底层写作”的强大冲击波。文章选择评论的几部中篇小说都与“底层写作”有关，但它们的叙事姿态和文学立场却大不一样。它们不仅是对“边缘人”这一特殊身份的描写，同时也是对他们的生活状态、情感愿望、心灵心理的壮写。“底层写作”现象说明，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形成，不仅取决于它的情感立场以及文学内在的艺术性，也取决于它的社会性，即变革的社会生活，这其中涉及了读者对文学的期待、理解以及作家的创作冲动和灵感。这也是当下中国“底层写作”最大的发现和贡献。     

“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与《史记》写作

在“论考之行事”中 ,司马迁以“六经”为依据 ,关注着历史风云。“六经”作为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基本原则 ,与“原始察终 ,见盛观衰”有机结合 ,是司马迁把握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价值尺度。由于《史记》带有厚今薄古的倾向 ,因此 ,这一原则又贯穿于司马迁对秦汉之际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之中     

作为“信史”的文学——重读《范爱农》

重读《范爱农》是为了重新认识有计划的个人史写作,如何处理作为背景或事件的社会政治史。“信史”这一晚清至民国重要的学术思想问题深深扭结在鲁迅文学作品中,《范爱农》所呈现的记忆与遗忘、纪实与虚构是鲁迅对于这一问题的独特回应。《范爱农》内容涉及范爱农的个人史、辛亥革命史实以及晚清革命会党光复会的历史。其中,对历史背景,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中如何择取和改写,体现了鲁迅对历史的价值提炼和认识历史的方法。重读《范爱农》不仅为了呈现文本的丰富性,而且是对深嵌在中国近代知识转型中的、自身包含着复杂张力的鲁迅文学的一次回溯与再认。     

文本法之于鲁迅作品教学与研究——以《秋夜》教学为例

鲁迅作品教学与研究的方法正面临着时代性转移。传统的“还原法”一般适用于作品产生的当时或稍后。时代距鲁迅已越来越远 ,从文本角度来研究鲁迅更有意义 ,也更符合文学规律。     

孔子作《左传》"蓝本"的史实否定不了--再驳牛鸿恩之"驳议"

汉人一致称道 :孔子《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 ,亡国五十二”。这是考证孔子《春秋》的重要证据之一。所谓“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 ,是指孔子《春秋》之中有“弑君”之事三十六起 ,“亡国”之事五十二起。牛鸿恩《“弑君三十六 ,亡国五十二”考实》(载《聊城大学学报》2 0 0 3年第 5、6期 )一文 ,根据他自己给出的主观“界定” ,否定这一史实 ,并称笔者的“选题不具有学术价值”。牛先生不仅对笔者的研究成果表示不屑 ,而且从根本上否定孔子作《春秋》的历史功绩 ,实在“背于情理”。     

鲁迅在仙台的有关史实

鲁迅在仙台的学医生涯,虽然时间不到二年,但在鲁迅思想演变中,却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阶段。一九七六年九月,笔者作为赴日《鲁迅展览》随展人员,参观了“鲁迅故居迹”、仙台医科专门学校遗址,瞻仰了“鲁迅之碑”,目睹了一些文物和资料。我以为其中有一些内容还是很有价值的。     

“耻辱”之后，再是什么——评丸尾常喜鲁迅研究专著《耻辱与恢复》

日本学者丸尾常喜从“耻”意识的角度展开对鲁迅的研究,恰切地将鲁迅的“民族的自我批评”和自我的生命呈现融为一体,既体现了日本民族的国民性中的物哀传统,同时也像一把镜子照出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种严重的匮乏。但丸尾常喜的研究也存在偏见,他所极力挖掘并赞扬的鲁迅小说人物的“求生意志”,其实正是鲁迅时时刻刻不忘批判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苟活意识,而且,丸尾常喜认为鲁迅是在“民众认识”的温情与力量中走向了恢复,从而将耻辱感的恢复看成了鲁迅文学活动的终点,不免缩减了鲁迅文学的意义。     

略论司马迁的好奇与《史记》叙事之奇美

楚文化的影响、时代精神的熏陶和特殊人生遭际共同促成了司马迁“好奇”的审美倾向 ,从而使《史记》在叙事风格上充满奇异之美 ,具体表现在 :为“倜傥非常之人”立传 ;夸张虚构情节 ,制造传奇色彩 ;有意采撷荒诞不经的神灵怪异之事 ,制造神秘感 ;乖离史实 ,突出奇人。     

汉字心解

这个字太敏感，一般人不敢碰。孔子说：“仁者，爱人。”鲁迅先生却从仁义道德中看出“吃人”。“仁”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鲁迅抄经考论

鲁迅“用功很猛”的习佛时段在抄写《法显传》后戛然而止，意味着鲁迅的佛学修习最终从发起信心的尝试又回到了文学与历史的因缘层面。鲁迅所抄写的两部佛典的作者都对律戒十分重视，《法显传》中记载的佛陀生活遗迹所显示的佛陀人格，也在鲁迅人格生成中造就了一种深层的精神固结，这是理解鲁迅对大小乘佛教“先有”“偏见”的一条路径。鲁迅一生都在文学与历史的领域中穿越往来，推崇“疑”的精神和知人论世的方法，也得益于僧佑学者人格的浸润。     

《狂人日记》与文化批判

文章认为,《狂人日记》是鲁迅先生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全面考察的一个结论,也是他大半生人生经历的一个痛苦结晶。小说既呈现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时代主题,又呈现了个人的发现和灵魂的自我拷问这一“个人主题”,并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出色地完成了他的文化批判。     

《阿Q正传》与辛亥革命再议

本文认为 ,鲁迅虽然在仙台时就弃医从文 ,立志于思想革命 ,但并没有将思想革命和社会政治革命对立起来。《阿Q正传》不仅表现了思想革命的主旨 ,而且关注了政治革命诸方面的重大问题 ,全面深刻地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 ,这和他一贯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致的。鲁迅写阿Q是为了否定阿Q ,写阿Q革命是为了否定阿Q的革命 ;他既没有把阿Q作为农民革命效仿的榜样 ,也没有把阿Q想象得那么凶残 ,比赵太爷还坏。我们不能从鲁迅对阿Q革命的否定而推论到他对所有农民革命的否定 ,对一切革命的否定 ,大可不必将阿Q的革命渲染得那么恐怖 ,把一切罪恶归之于阿Q ,那样“回到鲁迅”恐怕是离开鲁迅更远     

"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本原思想探究

长期以来,鲁迅的形象被扭曲成了一味斗争的政治工具,遮蔽了他的本原思想。其实,鲁迅的本原思想是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提出的“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把生存作为“合理的做人”的基本标准。他的生存、温饱、发展观,也就是幸福、合理观。要想获得真正的幸福,“单有‘我’,单想‘取彼’”地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是不行的,必须“合理的做人”。正确处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于自他两利。后期,鲁迅的思想确实发生了转变,政治上同情和倾向中国共产党。而发生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正是出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一本原思想,因为当时的当政者“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肆意滥杀,“暴殄天物”。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一语却存在理论上的失误。这除了当时的历史局限性之外,与他所接受的欧陆性的东方文明背景有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两极思维以及传入中国的黑格尔哲学也有关。但是这并不能遮蔽他的本原思想。把一味斗争的鲁迅的扭曲形象,还原到“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本原思想上来,在当下对于建设小康生活、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