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环境责任问责机制的健全——加强社会公众问责

政府环境责任是政府为满足社会公众的环境公共需求而承担的环境义务,其实现的保障就是健全政府环境责任问责机制,这其中加强社会公众的问责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公众问责具有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所不具备的优势,其理论依据是“人民主权”。社会公众对政府是否履行环境责任进行问责的最佳方式是诉讼,从社会公众对政府是否履行环境责任进行问责的现实需要来看,强化和完善环境行政审判是其要旨所在。     

课程问责:涵义、内容与机制

课程问责是一种新的课程发展与课程管理理念.课程问责重在权责统一和责任追究.在中国教育与课程实践领域,课程问责在内容上表现出层级性和多元化特征,即对政府、教育行政机构、学校及其内部相关人员,以及社会要进行不同事项的问责.同时,为了推进课程问责的实施,必须建立系统的课程定责、问责和担责机制.     

公民问责：机制缺失及其治理

公民问责是异体问责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具有同体问责和其它异体问责难以具有的独特优势。但由于当前我国公民问责机制的缺失,使得公民问责的功效难以充分发挥。要促进我国公民问责,就必须促进政务公开,畅通问责渠道,建立问责回应机制,并完善举报人保护机制。     

教育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

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是指问责的对象需要承担哪些责任,是实施问责的前提。立足于当代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公共责任理论的分析框架及其对责任政府建设和政府责任体系的基本观点,提出教育行政问责的责任体系应包括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绩效责任、道德责任和说明责任六种责任类型,并构成一个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完整体系。     

政府的环保责任与环保问责制度的建立

部分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根源在当地政府环保责任不落实。地方各级政府应当依法履行教育引导、规划指向、执法监督、市场服务、信息公开责任,而建立环保问责制则是强化政府环保责任的有效途径。     

行政问责概念及内涵辨析

在公共行政领域,responsibility是责任的一般表述,accountability具有问责的意思。行政问责是指行政人员有义务就与其工作职责有关的工作绩效及社会效果接受责任授权人的质询并承担相应的处理结果。其内涵有3个方面:从功能和作用上看,行政问责表现为行政管理中的一种监督控制机制,其作用是为了实现社会和行政自身对于行政效率和效果的价值期望;从问责对象和问责主体来看,他们之间表现为一种对应的责任关系,这种责任关系往往为政治理念和法律、规章制度所规定,使得行政问责过程表现为强制性执行过程;从问责内容及实现机制上看,行政问责一般表现为法律问责、政治问责、等级管理问责和职业道德问责等方面。     

宏观调控主体可问责制度构建

我国30多年的宏观调控实践以及＂现代法治的良性双向运行模式＂等理论都已表明,对宏观调控主体进行问责是完善宏观调控的重要路径,是＂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鉴于宏观调控主体可问责的功能和特殊性,对宏观调控主体的问责应是综合性的问责,即构建法律责任、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绩效责任的综合＂责任集合体＂及有效的实施机制,以确保＂宏观调控受体信任、遵从调控主体的引导以达到调控目标＂这一核心行为模式的实现。     

论我国政府环境问责的乱象及其应对——写在新《环境保护法》实施之初

政府环境问责是确保环境法治体系良好运行不可或缺且行之有效的倒逼机制。然而,在我国的政府环境问责实践中,普遍存在“重企业主体责任,轻政府监管责任”、“重基层直接责任,轻部门主管责任”、“重环保主管部门责任,轻环保分管部门责任”、“重环境监管责任,轻党政领导责任”等问题,且有政治责任法律化和法律责任政治化等乱象,以致政府环境问责缺位、错位、失衡等方面的问题日趋严重。为走出当前困境,我国应按照职责明晰、权责一致、党政同责、各担其责、终身追责、依法问责、公平问责和尽职免责的原则,健全和完善政府环境责任规则,强化政府环境问责,大力推进生态文明法治建设。     

行政问责:一种遏制行政责任虚化的有效机制

中国行政活动中存在公民认识有误区、\     

行政问责的制度困境及完善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实施以来取得了积极成效。但问责实践的各个阶段都存在问题。事前阶段的问题是问责触发的非常态化,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客体范围不全面;事中阶段的问题是问责标准弹性过大,问责配套制度供给不足;事后阶段的问题是缺失对问责的救济制度规定,缺失对被问责官员去向的制度规定。为此,需要明确行政问责主体及其权限,拓宽行政问责适用范围,统一行政问责标准和责任形式,完善行政问责程序和救济制度。     

不可再生资源跨期优化配置中的环境保护理论与机制

自然环境,是不可再生资源跨期配置中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环境保护机制缺位,是引发环境要素供给不足,不可再生资源跨期配置与生态环境处置恶性互动与循环,以及经济滞涨危机的根源。揭示了不可再生资源跨期优化配置与环境保护良性互动机理,提出了不可再生资源跨期优化配置环境保护适度内化理论,借鉴国际经验,设计了不可再生资源跨期生产、跨期消费、废弃物处理三环节的环境保护机制,以便缓解环境危机,促进不可再生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利用。     

环保约谈、环保督查与地方环境治理约束力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难以调和,致使地方政府环境治理陷入"内卷化"困境。在实行环保垂直管理体制的背景下,环保约谈能够督促地方政府增强环保责任意识,给予污染企业一定的震慑压力,但却存在行政干预的衍生风险、刚性不足而难以落实、运动式治理的短期行为等困境。环保督查能够规避属地管理带来的执法困境,突破地方保护主义的行政干预,但也存在职能的有限性、层级的局限性等问题,难以保证督查到位等实践困境。因此,应促使环保约谈和环保督查有效衔接,在环保约谈中发挥环保督查的刚性约束力实效,在环保督查中加大环保约谈的软约束力的作用,使地方政府回归环境治理的主导者角色。     

论环境行政中的信赖保护原则

关停排污企业是国家节能减排和环境行政执法的重要手段。但被关停排污企业中有一些是获得政府行政许可的,根据信赖保护原则,这些企业的信赖利益应当得到保护。国家环境行政机关应采取程序性保护、实体性保护和财产性保护三种方式,把信赖保护原则贯彻到立法、执法和司法之中,切实保护排污企业的信赖利益。     

我国完善行政问责制之路径分析

现代意义上的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刚刚起步。完善行政问责制,首先必须重视行政问责文化建设,与此同时,还必须在加强行政问责制配套制度建设的基础上,用法律形式保障以异体问责为关键、以全程提醒和全面问责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行政问责制。     

环境问责归责原则的理论基础与制度思考

在环境问责的过程中设立所谓"尽职免责"条款并不能解决"环境问责异化为问责环境"的现实和理论困境。从理论上看,科学的环境问责必须是从义务到责任的归咎程序,从实践角度来看,无论是舆论关注的身份问责抑或纯粹的事实问责都不能科学地解释环境问责的责任基础。为此,由政治义务、管理义务、执行义务构成的环境义务才是科学问责的基础。同时,基于注意义务的比例性而设置的无过错责任原则、特殊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符合当前与行政管理相适应的体制需求和现行问责效果的事实需求。由此,可以相应地建立起针对政治义务的免责清单、针对管理义务的负面清单和针对执行义务的正面清单等三大责任清单共同构成的清单制度以作为相应的制度设想。     

公众参与政府环境信息发布问责初探

政府的环境信息公开是一切环境管理工作的起点.我国时下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问责是内部的,缺乏公众对权力的制约,导致存在种种问题,极大地制约着信息公开工作的开展.因此,逐步引入外部制约是大势所趋.这一外部机制由公众参与考评、环境信息领域的独立监察专员和公民或环保组织提起的环境信息公开行政诉讼构成.外部参评机制的建构不能一蹴而就,宜和内部机制结合起来发挥作用,逐渐过渡到外部问责模式.     

环境保护与世界性的环境正义

现代性发展带来了全球性的环境问题。面对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人们认为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急剧膨胀的人口增长所导致的,他们对环境问题具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与此相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人们认为环境问题在根本上是源于以发达国家或地区为首设置的不平等社会制度或结构问题所导致的。然而,归责并不能解决问题,面对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实际方案才是第一要务。我们有理由相信,基于对发达国家或地区和发达中国家或地区的两种不同视角的分析,当我们把人类整体的繁荣昌盛作为思考问题的起点时,一种能力方法理论可以支持我们提出一种多维度、多层次的全球性环境正义理论。     

特殊情形下公司环境责任实现机制探讨

公司环境责任是公司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我国立法者已经认识到公司环境责任的重要性,并将公司环境责任体现在现有立法之中。然而,我国现有规范性文件却未对公司破产、终止等特殊情形下的环境责任承担问题预留制度空间,这容易引发公司在环境责任承担方面的道德风险。在现有法律体系下,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对环境债权作进一步区分,并且公司终止后在一定期限内保留公司主体资格,敦促公司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自觉与自律。同时,糅合社会化的方式,促进公司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