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党建党动机新探

在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中国青年党的地位十分突出，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派的“中坚”。中国青年党创建之初，并非以反共作为直接和唯一目的，但是当事人的回忆以及学者的研究均将其创建直接与后来的反共联系起来，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事实上，中国青年党的创建是一群留学欧洲的年轻知识分子寻求救国之道的书生报国行为，而1923年的山东临城劫车案和曹锟贿选大总统成功则是诱因。但由于其国家主义理论存在缺陷，尤其是将革命的同路人——共产党视为敌人，逐渐偏离了建党报国这个逻辑起点，最终以悲剧结局。     

自相矛盾的政党——以抗战时期中国青年党的两面性为视角的考察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青年党作为一个国共两党之外的较大政党,在国家存亡之秋,其政治主张和活动表现出了复杂多变的两面性:即抗日与降日同存;反对和拥护国民党共存;联共与反共并存.该党政治及活动上的两面性对当时中国的抗战大业产生了多重影响.     

“国民大会”:青年党的与会抉择——基于政党转型与党际关系的考察

以国共两党博弈为主线的近代中国政党互动受到学界长期的关注,然而在特定历史时刻,以第三大党自居的中国青年党也曾产生过重要影响。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单方面宣布将召开所谓"国民大会",国共战端重起。国共的决裂使得包括青年党在内的第三方必须作出抉择,经过一番挣扎的青年党决定参加"国民大会",彻底倒向国民党。现实地看,青年党既无武装力量亦少武装行动,倾向于和平推动国民政府的政治革新;国民党的利益诱惑也使得许多青年党人期望跻身于政界实现他们的书生理想。历史地看,青年党与共产党存在较大的差异,而与国民党有着较为相近的政治诉求。多重合力决定了青年党的抉择,这一抉择也使青年党的民主理想最终归于幻灭。     

左舜生与民盟之间的离合评析

民盟是民国政治史上最重要的第三种力量,在抗战救国与民主宪政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谓“合”意指左舜生是民盟重要的发起者、筹办者、早期实际领导者,也是民盟早期重要活动的参与者,他为抗战胜利、民主宪政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而“离”则是抗战胜利后左舜生背信弃义,为了一党私利,率领青年党公然退盟,支持国民党反共内战,是彻底反动的。左舜生与民盟之间离合彰显了他由“左转”向“右转”的政治心路历程,其动因与影响是多方面的。     

1927-1931年间中国青年党与国民党关系述略

中国青年党是20世纪20年代崛起的重要政治势力,有“第三大党”之称。青年党与国民党发生过各种纠葛离合。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后,双方关系曾一度异常紧张。1927年后,随着国民党对共产党政策的变化,青年党与国民党的关系开始出现一丝缓和的动向。不过,由于双方在政治制度设计理念上的巨大分歧,实施“训政”的国民党继续采取各种高压手段,对青年党进行压制。在国民党的不断打击迫害下,秉持“全民政治”理念的青年党人反“党治”的声浪不断高涨,双方的矛盾日趋激烈。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青年党

中国青年党(简称“青年党”),是曾琦、李璜等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在法国巴黎组建的。青年党成立伊始,便盗用五四运动中“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革命口号,作为它的政治纲领的灵魂,并完全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的“外抗强权”,主要不是指帝国主义,而是指援助中国革命的苏俄,即所谓“赤色帝国主义”。“内除国贼”是“以共产党为主     

中国青年党脱离进步阵营的前前后后

中国青年党脱离进步阵营后,由于本身的纷争和分裂,丧失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它的政治生命就基本上结束了。可以说,中国青年党脱离进步阵营的历史,是它永远洗刷不掉的污点。     

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认识事物——评国民党战场在相持阶段的地位和作用

自改革开放特别是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以来,人们围绕国民党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撰写了许多文章,成绩斐然。但同时也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有些只讲国民党抗战的一面,不讲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一面。而在讲抗战的一面时,又往往离开国民党战场的具体条件,不加分析地引用国民党公布的一些材料和数据,夸大国民党战场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在事实上贬低了解放区战场的中流砥柱作用。这是不妥当的。本文就相持阶段的国民党战场,提出一些看法。     

西安事变前后汪精卫的政治思想

1 93 6年 2月至 1 93 7年 7月 ,中国政局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 ,汪精卫据此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对两广事变先持中立态度 ,后持反对态度 ;对西安事变始终持反对态度 ;对中共继续坚持顽固的反共立场 ,更不赞同国共合作 ;而对日本则主张应有和战两手准备。总的来看 ,西安事变前后汪精卫的政治思想 ,既有落后于时代潮流的一面 ,又有适应时局发展稍做调整的一面 ,但他的这一调整并不彻底 ,以至于最终滑向民族投降主义的深渊     

论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历史演变（1945—1949）

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政策由战时的扶蒋抗日转向扶蒋反共.扶蒋反共政策经历了"扶蒋压共"、"扶蒋反共"和"等待尘埃落定"三个阶段的演变过程.探究美国对华政策这一历史演变的踪迹,不仅有助于总结美中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而且对于理解美中关系的现状并预测其未来走向大有裨益,同时也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当今美国全球战略的实质.     

中国青年党转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程

中国青年党能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抗日态度坚决,立场坚定.它要求国民党取消其一党专政,并提出了“政党休战”的主张.这符合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所引起的政治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符合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总任务和总要求。     

周恩来对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卓越贡献

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并悍然制造了皖南事变,将反共高潮推向了顶点。作为中共中央在国统区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通过与国民党当局的谈判,迟滞了顽固派反共的步伐;在"皓电"发表后,及时为中共中央答复"皓电"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和具体建议;皖南事变后,领导南方局积极争取国内外舆论,有力地打击了顽固派的反共气焰,为中共在政治上赢得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战后初期美国天主教界反共思潮探析

二战结束后到50年代中期,美国国内在政治领域和精神领域都曾出现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天主教界积极参与其中,为政府的反共政策提供舆论上的支持,呈现出较其他教派更为明确的反共立场.这既有传统因素的影响,同时更需从现实社会政治环境出发加以解释.就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需要而论,通过对反共行动的积极参与,赢得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同,是天主教界反共思潮的根本成因.     

论"戴季陶主义"产生的原因及影响

孙中山去世后不久,"戴季陶主义"就问世了."戴季陶主义"的产生,是国民党反共的客观需要,也是国民党试图完善三民主义的尝试."戴季陶主义"既为国民党反共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日后国民党改造和利用儒家思想,完善其意识形态奠定了基础.     

左舜生联合抗战的活动和主张

抗战期间,中国青年党领导人左舜生践行书生救国的担当与抱负,从学理上阐述日本侵华的罪行及危害,反对不抵抗政策,开展学术救国与舆论救国,并参与一些社会抗战团体活动,联合社会各界爱国民主人士抗战救国.他整顿青年党党务,改善国、青两党关系,促进共同抗日.尽管左舜生身上具有阶级局限性,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与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值得肯定,并能积极联合各种政治力量抗战,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一定贡献.     

美国政府与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

中国抗战时期，美国与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有密切关系，其中美国单方面援助蒋介石在客观上成为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的重要因素，但是不能由此推论为美国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起初，美国对国民党的反共分裂活动曾经不加干预，但是当皖南事变和第三次反共高潮危及到它的战略计划和远东政策时，它对国民党的反共分裂活动就采取反对的态度并予以制止。美国单方面授蒋促成内战爆发和美国反对内战的矛盾，构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重性。     

试论皖南事变在国共关系史上的地位

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这一反共暴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打退了这次反共高潮。这次反共高潮被打退，表现了国民党政治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政治地位的提高，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力量对比发生变动，是国共两党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关键，并在国共两党关系方面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抗战前期苏联对华政策与皖南事变的爆发

抗日战争前期，苏联推行援华抗日的政策。使中国坚持抗战，拖住日本，以避免日本对苏联的进攻，是这一政策的基本目标；依靠国民党来实现这一目标，是苏联援华抗日政策的鲜明特色。苏联为实现其对华政策目标，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共活动未能起到应有的制约作用，客观上鼓励了蒋介石集团在反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苏联为了其对华政策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中共以斗争求团结政策的执行，从而使中共未能有效地阻止蒋介石集团发动大规模的反共行为。因此，皖南事变的爆发不可避免     

美国对华政策与新中国“一边倒”政策的确立

战后美国对华反共政策逐步升级,是服从于美国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全球战略需要。美国为实现其全球战略目标,对华政策总体上是以扶蒋反共为核心和基调的,美国反华政策不断升级,是新中国决定实行“一边倒”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共“一边倒”的战略,是根据当时的国际格局和中国历史的现状作出的战略决策。     

张国焘和他的两个弟弟

晚年的张国焘1938年张国焘公开叛变革命后，沦为国民党特务，办了一份反共刊物《创进》，发表了许多反共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