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郎”为何“才尽”

<正>南北朝时,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齐、梁时代负有盛名的作家江淹离开宣城太守的职务后,回家途中,夜宿冶亭,梦见一个美男子自称郭璞,对江淹说:"我有一枝五色笔,在你这儿很多年了,现在可以还给我了。"江淹就从怀里拿出五色笔还给了他。从这以后,江淹再作诗撰文,竟写不成句。所以有"一夜之隔,江淹才尽"的说法。     

江淹《杂体诗》的方法论意义——兼驳《杂体诗》“非其本色”说

有人认为江淹《杂体诗》非其本色,甚至主张将拟古诗与其他创作成就分而论之。考察江淹的全部作品,我们发现,江淹早期的其他作品为《杂体诗》作了题材上的准备,成就了其“诗体总杂”的创作特色;而其他模拟作品“学古制今”,则培养了江淹“善于模拟”的创作个性,为《杂体诗》的创作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具美兼善”的理论导向和实际创作,使《杂体诗》成为了体现江淹“本色”的集大成之作。     

审美反映与艺术揭示 ——钱中文与叶秀山“文艺反映论”之比较

钱中文和叶秀山的“文艺反映论”都是对传统文艺反映论的创新性发展,但二者差异颇大。就“反映者”而言,前者强调创作主体,后者推崇艺术家。在反映者定位和反映者能力的阐述上二者差异明显：前者将反映者定位为“主体”,后者将反映者定位为“在世界中的人”;前者看重反映者的“感动力”,后者看重反映者的“洞察力”。就“反映内容”而言,虽然二者都坚持“文艺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但在对“现实生活”的界定和“反映内容”的认定上,二者却有差异：前者将“现实生活”界定为“客观现实”,后者将“现实生活”界定为“生活世界”;前者将“反映内容”认定为“心理现实”,后者将“反映内容”认定为“基础生活”。就“反映方式”而言,前者认为其是创作主体“改造”客观现实,后者认为其是艺术家“揭示”基础生活。差异成因源自二者在思想动因、理论基础、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上的不同。     

同中见异异中有同--鲍照与江淹山水诗之比较

鲍照与江淹是刘宋中后期的重要作家 ,二人在山水诗创作上都取得可喜成绩 ,是“二谢”之间的重要环节。鲍照和江淹在山水诗创作风格上有同有异。他们的相同点是 ,格调幽暗深沉 ,写景阔大宏远 ,布局灵活多变 ;他们的不同点是 ,鲍照的山水诗常有俊逸之气 ,江淹的山水诗则多瑰丽之笔。鲍照的语言流畅华美 ,江淹的语言古奥艰涩。研究这一课题 ,对深入把握二人的创作个性 ,了解山水诗发展演变的脉络 ,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江淹拟古诗别议

自钟嵘《诗品》首倡“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之说和萧统将江淹《杂体三十首》悉数录入《文选》以来,江淹善于拟古几已成为论者一致的看法。但对其评价却见仁见智,褒贬不一。解放以来的论者,则大抵揉合了严羽、刘熙载等人的说法,一方面认为江淹在拟占方面有独到工夫,拟作艺术性较高,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些拟作缺乏独创性,实际上采取了贬抑的态度。应当承认,上述意见从某个局部或角度看似都不无道理。但其最大的不足,是未能顾及这些拟作的创作背景及作者的创作动机,忽略乃至抹煞了它们真正的(或主要的)意义和价     

交响与声乐的伟大结合——声乐套曲《漂泊艺徒之歌》的创作及意义

交响曲与艺术歌曲是贯彻马勒创作活动的两大支柱,如果说前者的源头是《第一交响曲》,那么后者的源头就是《漂泊艺徒之歌》。文章以马勒这第一部声乐套曲作为研究对象,从交响乐和声乐这两大体裁在其创作活动中的相互联系这一视角,探索该作品在作曲家声乐创作中的地位和意义。     

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之杂拟手法探论

江淹选取从汉代到刘宋三十位诗人进行模拟,取名“杂体诗”,意为诸种体式相杂而成.《文选》选诗特设“杂拟”一美,将其三十首诗全部收录.江淹在对具体作家进行模拟时,采取“杂拟”的创作手法——将所拟作家的不同诗歌题材、内容、风格看作一个整体,根据自身需要进行再创作.针时于此,以其中五首诗为例,探讨这种创作手法的使用对于诗人个体风格的确认和汉魏六朝诗歌题材的定型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离之成细流 合观奏奇响──《有所思》和《上邪》别解

《有所思》和《上邪》是汉乐府诗中的杰作。前者写女子“发现”男子负心后的失常举止,正见相爱之刻骨,后者以五种壮阔事物作比起誓,说明男子痴情未改,两首诗本应合为一篇,系男女答对之辞。     

“言文一致”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对“言文一致”命题的重新审视

“言文一致”是晚清和“五四”两代知识分子共同关心的文化命题,但他们也显示出内在的差异与分歧。文学启蒙是“言文一致”的历史动因,前者借此表达的是民族国家意识,但后者更注重个性意识的释放;对汉语的全面反恩是“言文一致”的现实起点。前者还是在旧有的规范中创作,后者却创立了现代白话;“文学”观念的革新是“言文一致”的实际成果。前者推进了文学观念的转型,但后者才经由现代汉语建立起现代思想文化。     

学习《决议》 奋勇前进

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胜利地完成了两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事情,一是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是改选和增选了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这两件大事是密切联系着的,前者保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后者从组织上保证党的正确路线和《决议》的贯彻执行。长期以来,在我们党内,主要是存在着“左”的     

浅谈比较阅读法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比较,是思维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人们认识事物,往往是始于比较。我们把内容或形式上有一定联系的读物加以对比,有分析地进行阅读,叫比较阅读。可从如下几方面进行比较: 一是主题比较。即同一体裁或题材,但立意又不尽相同的文章的比较。如《雨中登泰山》和《醉翁亭记》,两文皆是游记,并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对山川景物的热爱,文中皆透出“乐”字来。前者表现了雨中登泰山的“独得之乐”,而后者则抒发了“与民同乐”的思想。但前者的“乐”是抒发了作者热爱祖国壮丽山河,热爱悠久文化传统的情怀,而后者的“乐”,却隐隐约约地流露出作者被贬滁州,怀才不遇,遣情于山水的抑郁之“乐”。再如《夜》和《药》,均为明暗线索,且都写了革命者为革命而英勇牺牲的精神,但主题却各     

两部”奇”书:灵魂深处的声音──丁玲的创作心态之三

《魍魉世界》和《风雪人间》，是两部“奇”书，它们为丁玲的创作生涯划上了句号，又为她的创作道路迈向顶峰而长留于世．前者解开了长期流传的丁玲“在南京自首叛变”之“谜；后者展示了被沦为”右派”的丁玲在北大荒的不幸遭遇．在极为复杂的创作心态下诞生的这两部“奇”书，既给人们留下了无限广阔的思索空间，又给作者自己塑造了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定环境中的共产党员形象，但也带来了一些遗憾和缺陷．     

略谈元末回回诗人丁鹤年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在她的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各民族紧密合作,融合共处,谱写了一曲曲民族大团结的凯歌。元末武昌回回诗人丁鹤年的诗作,就是一颗用回汉两族人民心血浇灌出来的硕果,一支壮丽的民族大团结的颂歌。据元末戴良的《高士传》和明初乌斯道的《丁孝子传》记载:丁鹤年生于元末,死于明初。《高士传》云:“鹤年西域人也。”《丁孝子传》说:“丁孝子名鹤年,字鹤年,西域人。”《明史·文苑传》又说:“丁鹤年者,回回人。”前者指地区而言,后者指族别而说。“西域”历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西     

不同历史想象中的女性形象——论《长恨歌》与《白鹿原》叙事中的两性差异

《白鹿原》与《长恨歌》先后于上世纪90年代问世,两部长篇小说都将笔触指向了“历史”,但两者对于历史的建构却是大相径庭：前者建构的历史是一种“斗争模式”,后者则是“合作关系模式”。在不同的历史想象中,两位作家又分别塑造了“妖女”、“圣女”、“女人”三种不同的女性形象。不同的历史想象与女性形象背后折射出的是复杂的性别意识话语,反映了女性主体建构的困境,更引发了我们对于如何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去完成女性自我建构的再度深思。     

张载的“经世”思想

多数研究者把张栽关学研究归结为“实学”,实际上,张载与同时代的王安石、二程等人的思想都带有道德理想主义的成分,即,讲求“经世”的作风是在理想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当然,张载与王安石等人的“经世”思想,也有着重要的区别。前者期望从社会基层秩序的重建,以挽救政府的危机;后者则倚赖“君权”来领导社会。前者为“自下而上”的改革,后者为“自上而下”的改革。两人从《周礼》中汲取了不同的思想资源,王安石则从《尚书》〈洪范〉篇中发展了“君权”观念。     

姜敬爱与萧红小说语言描写艺术之比较

姜敬爱与萧红小说语言均具质朴、细腻、清新、明丽之特质,但在遣词造句上,前者酷爱拟声叠词,后者善用奇语散句;在五觉运用上,前者的嗅觉描写丰富而细腻,后者的通感手法精当而奇特;在辞格使用上,两者都擅长比喻、拟人、排比、反复等,但描写的角度不同,效果也不同。作为创作时代与创作语境极为相似的作家,姜敬爱与萧红小说语言描写的不同主要源于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和她们对语言艺术的独特追求。     

论江淹几篇文章的写作时间

以内外证相结合的方法,对六朝著名作家江淹在创作时间上存在争议的《报袁叔明书》、《到主簿日事诣右军建平王》等六篇文章提出了新的见解,力图通过对这几篇文章创作时间的确定,更好地了解它们的内涵,准确地把握江淹的生活行踪,对江淹的研究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体制;而“社会主义经济”则属经济制度,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而社会主义社会则既有公有制又有非公有制的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社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既不能用前者理解后者,也不能用后者理解前者;同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还有商品生产也并非与不同的社会制度相结合就有不同的社会属性。所有这些,都应当辨析清楚,才不致思想和理论上的混乱     

不能混淆同源字和通假字的界限──从两篇文章对两种文字现象的混淆谈起

2001年第10期《语文建设》的《“无须”和“无需”》主张胡须的“须”和遇雨止需不进的“需”是同源字,另一篇文章《说与》又主张有缺口环形玉的“”和器皿有缺口的“缺”是通假字。可是,考之于两对词的语源义,却发现前者的“胡须”义和遇雨不能前进的“止需”义,意义上并无联系,是典型的通假字,而后者两个字都有“有缺口”这一共同义素,是典型的同源词,这两篇文章恰恰把这两种文字现象的关系弄颠倒了。     

《长生殿》与《桃花扇》的互补性

《长生殿》与《桃花扇》具有互补性 ,在题材选择上 ,前者偏于虚 ,后者重于实 ;情政选择上 ,前者偏于情 ,后者重于政 ;悲剧成因上 ,前者偏于内因 ,后者重于外因 ;哲理命意上 ,前者是悲怆 ,后者是悖论。《长生殿》与《桃花扇》各以其独特风姿 ,共同丰满了中国古典传奇剧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