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的隐逸对其山水田园诗创作的影响

杜甫诗云:“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丘壑蔓寒藤。最传秀句寰区满,未绝风流相国能。”(《解闷十二首》其八)“高人”的一般含义,是指品行高迈、超世俗的人,通常称隐士。杜甫谓“高人王右丞”,既含此义,又不仅此义,还包含对王维“最传秀句寰区满”的卓绝诗才的赞誉;同时,王维在处理仕隐关系,进退自如上,亦非一般士人所及。王维诗歌尤以山水田园著称,而他的这类诗几乎都与他的隐逸生活和隐逸的思想情趣有割不断的联系。可以说,如果王维没有隐逸的思想情趣和隐逸生活的体验,没有由此而深入开掘的山水田园题材以及所产生的特殊审美心境和创作灵感,也就难于成就他著名山水田园诗人的声名,当然也就难于使他在这类题材的创作上达到澄澹清远、空灵静逸的境界。     

盛唐田园山水诗中的悖论及其隐逸传统辨析

按照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来看,盛唐时代不应该是田园山水诗兴盛发达的时代,但事实是田园山水诗在这个历史时期达到了顶峰,这就注定了盛唐田园山水诗具有其他时代所不具备的文化内涵与特色.表面看来,以王维、孟浩然等为代表的盛唐田园山水诗都是一些隐逸于山水、体现着"出世"思想的模山范水之作,与老庄的哲学主张非常地契合,但其实他们的"隐"与老庄的"隐"不完全是一回事:老庄的"隐"是彻底地"隐",是以不"仕"为前提的;盛唐诗人的"隐"是一种以"仕"为目的的"隐".这种等待被朝廷征聘的心理在盛唐田园山水诗中是有所反映的——诗人是通过"渔樵"、"垂钓"等意象来加以隐喻的,体现的是姜太公直钩钓鱼式的隐逸传统.     

陶渊明“隐逸诗人之宗”考论

钟嵘《诗品》品陶,谓其为“隐逸诗人之宗”,这一定位在六朝并未得到确认,对其评价,多为“隐士”与“田园诗人”.这和陶渊明的特殊隐逸形态有关.陶渊明辞官归耕,不入莲社,与佛道关系疏离,少在征辟之列等,表现得“不合时宜”,与传统隐士行径相悖.这种对隐逸潮流的抗拒,实际上正是他“真隐”的表现.陶渊明开辟了一条将隐逸生活艺术化的道路,他将隐逸诗创作与田园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诗中少“隐”多“逸”,是一种心境旷放、隐逸生活诗意化的表述.陶渊明引领了隐逸诗形式上的重大变革,将其转变为具有丰富内涵的表达,建构了独特的隐逸精神空间,提升了隐逸诗的影响,为中国隐逸诗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论元末明初隐逸词的时代特征

“隐逸”是元末明初文人词的重要题材,战火不断、政权迭更的历史发展现状,使这一时期的隐逸词具有了自身的时代特征。隐逸文学中追求人格尊严和个性自由的理想主义主题至此被韬光养晦、保全性命的现实主题所代替。     

《庄子》与东晋文学

东晋时期,《庄子》随着玄学的兴盛而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因其自身所具有的文学特质,它与东晋的文学创作紧密结合在一起。东晋文人将《庄子》对人生哲学的思索融和到诗歌抒情之中,这不仅拓展了东晋诗歌的题材,也升华了诗歌的意境,在诗歌情景交融之外强调理与情的结合,《庄子》成为流淌在玄言、隐逸、游仙、山水等东晋文坛主要题材中的一股潜流。通过与文学的结合,《庄子》亦扩大了影响,实现了庄学传播从玄学领域到文学领域的跨越。     

陶渊明与王绩的归隐比较研究

陶渊明和王绩都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隐逸诗人.陶渊明生活在晋末宋初,王绩生活于隋末唐初.世道的跌宕,朝代的更替,礼乐的崩溃,官场的凶险无情地将他们的理想化为泡沫,现实社会的污浊与人格高洁的巨大反差,只能给他们带来悲剧的人生.人活于世,皆以对自身价值与现实的权衡来调控自己的生活态度.正因为陶渊明、王绩珍重自己的理想、人格,故“遇乱世不为苟存,不如避之以浩吾行.”他们几仕几隐,最终告别了官场,隐居田园,陶然于田园山水的清静,固守于粗茶淡饭的清贫,悠游于精神世界的自逸.他们都有良好的秉赋,相似的生活经历、修养、气质与情趣.也都有崇尚自然的思想,他们都以他们独特的行止与才华,真朴地歌唱自己的田园生活、思想和情愫,而这些都为我们比较研究这两位隐逸诗人提供了依据和可能.     

魏晋隐逸观念与山水文学的兴起

本文通过对汉末魏晋时期隐逸观念的考察,分析了隐逸与山水文学兴起之间的关系,认为隐逸文化中的山水意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积淀过程,它孕育于先秦,萌生于汉末魏晋时期,而此期隐逸观念的发展变化,是隐逸文化中山水意识勃兴的关键,它对山水文学的兴起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止园：吴亮市隐的“桃源想象”

园林书写与园林绘画是当下延续园林文化物质性存在的重要手段,其精神文化溢余价值更是自不待言。明代文人吴亮市隐于常州止园,融合自身生命体验,建构了独特的“桃源想象”之境,实现了桃源文化意象由哲学思想到文学范式表达,再到实体园林景观的转变。通过张宏绘制的《止园图》和吴亮《止园集》相关诗文之间的图文互动,从吴亮“桃源想象”之境所呈现的朴野之风可以看出,吴亮修建的止园与当时追求奢华之风的富贵园林亦有所区别。吴亮隐于止园,既顺应了当时隐逸文化转化发展、精英阶层造园炽盛的时代风潮,同时也是为避免朝中党争之祸的无奈之举。此外,文人的山水情怀和反哺之情亦是促使吴亮归隐的重要因素。吴亮修园市隐并非是末世心态,而是归隐明夷,比之隐逸的美名,更多体现了吴亮作为文人的担当与自持。     

“红楼三玉”的隐逸人格特征及其文化意蕴

古典小说里人物的命名，寄寓着作者的褒贬好恶，《红楼梦》以“玉”为“红楼三玉”命名，一方面表明其外美与内美兼具的特点，一方面喻示其凡俗性与超然性并存的品性，而内美与超然的一面，是“三玉”隐逸人格形成的心理文化基础。就隐逸形态而言，“红楼三玉”可归于市隐、心隐之列，贾宝玉隐于闺阁，林黛玉隐于诗书，妙玉隐于佛门，大观园是使其隐逸人格得以充分现实化的世外桃源。“三玉”的避世情结与隐逸人格，是对世俗社会及其价值观念的疏离与逃避的结果，因而也不断受到世俗社会的诋毁与打压，最终皆以悲剧收场。“三玉”的人生悲剧，是在已然丧失了活力与包容的社会文化体制之下，追求性灵自由与生命超越的个体欲做隐者而不得的人世悲歌，足资“齐家”“治国”者引以为鉴。     

元代平江文坛的家族传统与地域文艺生态

元代平江文坛是吴中地域文学演变的典型代表。它的形成过程有三类家族可以作为代表：以袁氏家族三代人为代表的书香世家,他们坚守着平江文人崇尚隐逸而嗜好山水诗歌审美的传统;以王氏家族三代人为代表的仕宦之家,他们由朝廷重臣逐渐向酷爱诗画隐逸的文艺审美方面演化;以沈氏家族为代表的巨富之家,他们由“勤慎敦愿”到收藏图书古玩,再到“辄能别识”审美鉴赏的演变。元代的平江文坛经由这三类家族的文化积累与地域染化,终于形成了崇尚山水隐逸与爱好书画诗赋的文艺审美生态。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存在——“隐逸派”

“隐逸派”是“五四”落潮后,在周作人退隐实践的引领下形成的一个文学流派.以周作人为主将的“隐逸派”文人都经历了由“入世”到“出世”的心理转变,他们在隐逸道路和隐逸人格上的相似性促使他们创作出了具有隐逸味的文学作品.     

中国古典文学的宇宙意识

宇宙意识贯穿于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几个重要时代,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显在的不同的内容形态:半人半神的远古神话,极具时空穿透力和展示天国图景类的楚辞,从东晋延续至唐宋的“与宇宙同化同在”类的诗文,由“情意化山水”上升到“宇宙化山水”的表现荒寒境界类的唐诗。宇宙意识贯注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美学思想中,而成为潜在的丰富而深厚的美学意蕴:“以天合天”的自然朴素观,松动性和开放性的文学形象观,古典诗词的一种张力方向:“远”。古典文学作品的张力结构:“圆”。     

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国意识

中国意识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它在海外华文文学中有三种具体表达方式:对“乡土中国”的眷恋。对“现实中国”的关切,对“文化中国”的向往。中国意识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风格。     

“桃花源”文学原型的图像置换

“桃花源”是显现于《桃花源记(并诗)》中的理想社会,但其意蕴内涵却在文艺实践中不断地得到丰富与发展.“桃花源”题材的图像创作推动了“桃花源”意蕴的演绎与发展,这种创作以《桃花源记(并诗)》中“桃花源”文学原型为核心,立足语言与图像符号在表现中的互通与交叉,通过对文学原型“出位”元素的表现,将源文本中的文学场景、文学场域以及文学意象置换于图像世界,创造了图像世界的“桃花源”,“桃花源”形态与意蕴在不同主体、相异符号的置换性创作中得到不断衍生与发展.     

唐代士人的隐逸观

仕和隐一向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两难选择,传统上一向认为儒家主张出仕,道家主张功成身退的退隐,在唐代政治开明、文学繁荣、国家昌盛的背景下,士人学子对待仕隐关系的态度出现了新的转变,隐逸观也并非单单以道家思想为理论基础,而是出现了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隐逸观。在大多数所谓隐士身上尤其是唐代诗人中以隐闻名的人身上,他们选择仕和隐其实都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实质是他们是抱着一种怎样的心态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的。     

晚唐诗人的仕隐矛盾与许浑隐逸诗

晚唐诗人既不取魏晋以前遁迹山林的“小隐”,也不取盛唐时期京官加别业的“大隐”,为了解决仕隐矛盾,他们根据出仕外郡既可远祸避害,尽情游乐,又可获得优厚俸禄,免去饥寒冻馁的切身体会,多采取外官加田园的“中隐”形式。但由“大隐”到“中隐”这种隐逸形式的变化,却是以诗人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失落为代价的。许浑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意义。许浑虽然用山水、禅道、酒棋建构起自己的精神乐园,但由于他一直在江湖与魏阙之间不断徘徊,因此他的精神乐园实际上仍是一个在隐遍超世情结掩盖下的充满矛盾和苦闷的精神世界。许浑隐逸诗的独特风韵在于:一是在人境中追求孤独与寂寞,从而表现出悠闲高雅的艺术情趣;二是以审美主体的美学意趣摄取物境,以细微幽约的意象表现环境美;三是讲究精巧的构思和修辞。     

《论语》中的自然意象与圣贤品格

《论语》中的“松柏”、“山水”、“浮云”、“日月”等自然意象,从不同方面象征了孔子及其弟子所代表的“圣贤品格”的丰富内涵.“松柏”意象是坚心劲节、守正不阿的圣贤德性的象征;“山水”意象体现了体兼动静、且寿且乐的圣贤情怀;“浮云”意象则映衬了圣贤淡定悠闲、万事不磨的卓越心境;“日月”意象则预示了圣贤人生孤寂而永恒的不朽命运.“圣贤品格”对后世中国文学与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     

先秦隐逸群体浅论

《后汉书·岑彭传》云;“招聘隐逸,与参政事.”后《晋书》设《隐逸传》,隐逸这一名词遂被广泛使用,成为隐居之人的通称.事实上,隐逸作为“中国社会的特产”,在先秦时期即以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群体之面貌出现于历史舞台.时人谓之:“隐者”、“逸民”等.早有学者明确指出:隐逸的出现有着君主政治的独特背景和农村社会的坚实基础.先秦时期由“君臣父子”的严密秩序到“天下无道”的“季世”,君主政治的专制成份日渐加强,而这恰又是隐逸产生和得以发展的背景.也就是说,君主政治的专制因素在走上成熟的历程中,与之相应的那套统治结构,显然无法容忍和吸纳在思想主张和生活情趣上迥异于世俗之众的隐逸群体;而所在皆是的个     

《中国山水诗史》导论

(一)“山水诗”的界定什么是山水诗?这是编写《中国山水诗史》首先碰到而又必须明确的问题。否则,不弄清“山水诗”的界定,就有可能出现两种偏向:一是本来属于山水诗范围的作品被排斥在山水诗史之外,二是原本不算山水诗的作品被拉进山水诗史来。我们首先廓清“山水诗”的义界,就是为了避免这两种倾向的发生。作为一种文学潮流,中国山水诗实兴起于东晋。东晋之前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招隐诗、游仙诗、游宴诗,其中不乏山水摹写;这些篇什之所以不算山水诗,乃是因为:第一,山水描写的份量在全诗中还只占少数,即在题材上尚未成为一首诗的主要表现对     

隐逸文化与庄子哲学

隐逸文化对庄子哲学有直接的影响。隐士是隐逸文化中的主体,庄子生活的战国以前,中国有大量的隐士。庄子从这些隐士身上,看到了隐的方式在人的社会存在中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把它拿来作为人处于生存困境时的一种调剂,是极其有用、有效的方式,所以,他把隐的方式由身隐转到心隐上来,这样就使隐士的精神特质。能为普通人所实践,把隐士这种独特的生存方式,借来作为尘世中人调合个人与现实矛盾的一种中和、有效的办法,用以疗救和缓解人们精神和心灵的痛苦,从而使“心隐”成为他人生哲学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