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与美国的战争决策模式

朝鲜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场既未宣战也未经国会批准的大规模战争。杜鲁门总统违背美国宪法，避过有关法规，未经国会批准而将美国投入战争，开创了总统独自决定战争的先例，对国会和总统的战争决策权力及之后美国的战争决策模式产生了极大影响。     

美国国会与"福摩萨决议案"

195 4— 1 95 5年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 ,美国国会以绝对多数通过“福摩萨决议案”有着复杂的动因 :美苏冷战、麦卡锡主义及朝鲜战争造成的反共氛围的影响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致力于维护与国会的良好关系的努力 ;一些议员采取了与总统一致的稳妥立场等等。该决议案的通过导致二战后府会权力进一步失衡。     

"二元民主"权力架构下的美国府会战争权

在美国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下,国会与总统分享外交决策权力,并形成了独特的"二元民主"外交权力架构,本文分析了这一二元性权力架构得以形成的原因,并以府会在二战后围绕战争权力的争夺和交锋为重点,探讨了国会作为该架构下相对独立的一极,其战争权力的起伏消长及其对美国相关政策制定和实施所具有的影响.     

论美国总统与国会外交决策权的消长

为了防止集权暴政,美国宪法对外交决策权进行了分权与制衡式安排,这给总统和国会日后争夺外交主导权提供了动力和目标。19世纪里,秉承宪法有 所侧重的授权和美国民主传统,国会基本上居于外交决策权的主导地位。进入20世纪之后,总统利用自己在处理危机上的优势、外交领域的某些特殊性和世界日趋一体化的趋势,夺取了美国外交决策的主导权,并将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继续保持这一优势地位;与此同时,国会自身的不断退让和法院对于总统的某种偏护也对这种状况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遏制”战略的形成析美国对外政策决策模式

美国外交决策是通过其国家政治过程完成的，符合美国社会政治结构的普遍规定。以总统为核心的总统政治中心在决策中掌握着最主要的权力。国会和舆论界在决策中的作用不可忽视，然而终究是次要的。这一方面体现出国家安全事务的紧迫性对决策过程的技术要求；另一方面更表现出政府、国会、新闻界共同的运作基础，表现出华盛顿与华尔街亦步亦趋的真实关系。     

从组织结构到职责权限——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的运作方式

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会情报委员会的设立,是美国国会现代委员会体制走向完善的重要一环。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的建立,在美国国会史上第一次拥有一个负责监督政府整个情报领域的专门委员会,也是美国迄今为止唯一的国会常设特别委员会。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享有广泛的情报监督和审查权,主要包括:立法倡议权、预算监督审查权、人事任命"咨询权"及相关的调查权和传讯权。国会情报委员会因此成为美国国会与总统争夺情报决策权的得力助手和工具,构成了越战和水门事件之后美国国会权力复兴的重要途径。     

总统和国会的战争权:谁决定美国开战

美国宪法对战争权的规定在总统和国会之间留下一片不明朗的“灰色区域”,造成总统和国会对战争权的竞争 ,但这种竞争并不是无条件的。实践表明 ,美国国会在决定美国开战的决策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其影响不容忽视。尽管在历史上某些“帝王式的总统”当政时期 ,国会因其自身运作机制的特点在战争决定权中属于次要的地位 ,但是由于宪政理念、人民主权观念的深入人心 ,公众反战运动的努力及美国国会自身的努力 ,总统战争权会进一步受到国会的限制 ,国会在美国战争决定权的地位会得到不断的提升。     

美国总统与国会权力冲突的宪法根源

自美国建国以来 ,总统与国会之间的权力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总统权力扩大 ,国会影响削弱。已经成为现代美国政治现实中的一个突出现象。究其根源 ,两权斗争的始作俑者即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正是立宪者们的最初意图及其宪法采用的分权制衡原则直接导致了总统与国会权力冲突     

美国国会对总统权力的限制与国会改革

本世纪70年代时,美国总统权力的扩张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出现了所谓的“帝王般的总统”。造成了总统与国会之间的权力关系极需调整的客观形势。国会在国内舆论和最高法院的支持下,通过改革和立法来限制无限扩张的总统权力,旨在恢复两个部门之间某种最有利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权力平衡。     

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期间的美国对台政策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国为了维护主权与领土的完整,于１９５４年９月开始炮击金门,揭开了第一大“台海危机”的序幕。之后,美国的对台政策逐渐定型,即一方面阻止中国解放台湾,为此与会湾签定了《共同防御条约》,出台了“台湾问题决议案”,正式向台湾撑起了保护伞,台湾长期偏安之局自此确立;但另一方面美国尽力避免与中共的直接冲突,并为一劳永逸地分离大陆和台湾,不愿协防沿海岛屿,逼蒋弃守大陈成功后,进而逼蒋弃守金门、马祖,但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美台分歧严重。在第一大台海危机期间,美国的对台政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美国联邦官僚系统的自主性和政治控制

在美国的多元政治体制下,其联邦官僚系统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与之同时,又接受着来自国会、总统和社会利益集团等多种政治主体的影响和控制,形成"一仆二主"乃至"一仆多主"的现象。基于美国的民主原则,美国联邦官僚系统必须回应来自政治系统的意愿和利益要求,接受其监督,同时凭借自身的专业技术能力及其他职业性资源,又保持着相对独立性,呈现出美国政治中特有的政治行政关系结构和特征。     

二战与美国外交政治地位的强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成发展过程与法西斯的兴起和灭亡有着最直接的必然联系。法西斯的兴起使罗斯福新政这个看似纯粹国内的调整改革 ,没有也不可能摆脱国际事务、国际形势及其发展的影响。美国全面参战后 ,国内的政治状况就开始完全从属于国外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经过战争 ,法西斯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和灭亡 ,国际格局因之发生重大变化 ,美国的实力也大大膨胀 ,这使美国外交在国内政治整体构架中的地位得到强化。     

从卡特到克林顿:总统与国会在中国政策上的互动关系

本文主要利用国家中心途径打开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过程中的“黑箱”。冷战结束使对华政策共识的基础不复存在,总统和国会处于冲突与合作并存状态。布什总统利用总统的政治优势和政治技能在与国会的冲突中居主导地位,最大限度地遏制了中美关系恶化的趋势;而克林顿总统在第一任内对国会的迁就,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低谷。借助社会中心途径发现,不同性质的利益集团在不同问题上的力量对比直接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结果。这一发现对中国政府具有政策提示作用。     

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司法审查权的平衡作用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在解决宪政体制的冲突中发挥了重大的平衡作用。从宪政结构的三个层面即国会与总统的关系、联邦与州的关系、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上进行考察 ,可以充分理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的平衡作用。这种司法审查权保障了三重分权 ,维护了宪政结构 ,促进了美国政治及政治形态的发展。     

国会研究:美国研究的新支点

美国国会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石。冷战结束以后 ,国会在美国对外政策 ,包括中美关系、两岸关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把握美国国会及美国国内政治 ,成为美国研究与中美关系研究的重中之重。本文系统地总结了美国学者对国会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以及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对美国国会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提出了分析当代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发展的两个角度与分析方法 ,以期为我国的国会学与美国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见解     

麦克阿瑟与美国政府关于朝鲜战争的战略分歧浅析

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克阿瑟与美国政府关于朝鲜战争的战略存在诸多分歧,主要在美国干涉朝鲜战争的规模和目标、美国处理台湾问题的策略、美国的战后全球战略重心等方面,由于分歧的不可弥合,对朝鲜战争本身以及当时美国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冷战后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演变

冷战以后世界各主要地区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呈现出不平衡性。西欧地区的传统社会党摆脱了冷战结束时的尴尬与困境,到2 0世纪90年代中期力量全面回升,但是进入2 1世纪,有些社会党丧失了执政地位;社会党重新面临挑战。中东欧地区的社会党尤其是由共产党改建的社会党成为本地区的主要执政党和参政党,其执政优势明显。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到统一的过程,对本国政治生活影响有限。拉丁美洲地区民主社会主义好坏参半,有些社会党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而下台。大洋洲和亚洲地区民主社会主义运动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特别是亚洲两大传统社会党———日本社会党和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     

孟加拉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及其特点

1972年11月,孟加拉国制定的宪法规定了孟加拉国的政治、经济、公民权、外交等一系列基本原则,成为孟加拉国民主政治的起点.1973年-2004年间,孟加拉国议会对宪法中关于国家政权、领土、公民权、妇女参政等内容先后形成了14条宪法修正案.孟加拉国宪法的制定和修正,显示了孟加拉国宪法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