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物化逻辑与虚无主义课题——马克思学说与西方现当代有关话语的界分

现代性物化逻辑在现代性的质料层、制度层以及理念层的推展,在不同层面激起虚无主义问题.在此问题上,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以及激进政治实践基础上的分析批判,与多属于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现当代西方主流话语显然是不同的:对于后者而言,物化逻辑植根干质料层,并直接呈现于制度层与理念层,对马克思而盲,物化逻辑及由此导致的虚无主义,并非植根于现代性的质料层面、而是制度层面,并体现为相应的意识形态,其实质是资本主义拜物教;对资本主义的实践批判以及新的社会价值体系的重构,必然体现为对物化逻辑和虚无主义的批判与克服,也体现为对虚无主义之西方性的识别与实践超越.     

论虚无主义与当代中国的关系图景

虚无主义之于当代中国,是否相关,如何相关,这是当前学界富有争议的问题。文章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上描绘了虚无主义与当代中国的关系图景。虚无主义之于中国是普遍历史境遇下必然遭遇的现代性危机,但当代中国的“反现代”特征使其处于既遭遇虚无主义又反抗虚无主义的双重境遇。资本逻辑的运行引发了中国式虚无的具体症象,而当前中国式的现代化实践及对资本逻辑的自觉限定展示了对虚无主义的个性反抗。     

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定位与建构新文化的路径走向

本文将中国传统文化放置在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发展的纵向历史流变和未来趋势以及横向中外比较的坐标中进行时空定位.并就汲取传统资源的原则与取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本原和源泉、建构的导向和路径等问题展开讨论,对"全球化与中国文化"问题做出理论回应.     

论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多样性及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生成

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多样性现状在法律文化的结构上表现为显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与隐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的严重分离 ,法律文化建设的重心应放在隐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的建构上 ,而在隐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的建构过程中 ,能够长期存在下来和逐渐占主导地位的只能是与社会主义显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相适应的隐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 ,从多样性的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基本特征和发展动力来看 ,与社会主义显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相适应的隐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只能是法治文化 ,当代中国将生成以传统法律文化为根基的、以西方的法治文化为范式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传统文化的历时态结构与发展模式的历史建构——论当代中国现代化模式建构的文化整合创新原则

中国发展模式具有内在历史建构逻辑,其发生发展与传统文化存在本质必然联系。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发展至今已历经多个阶段、多次转型,积淀形成了古代传统文化、革命传统文化和现代主义传统文化三重历时态传统文化,这三重传统文化既相互差异和对立、又相互贯通和协同,共同参与和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发展模式的选择与建构。为了促进科学发展和优化创新中国发展模式,需要拓展传统认识的时空视野和传统资源的利用容量,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立场和文化整合创新原则,基本思路方略是准确把握当代中国发展的所处方位和时代特征,推进时空压缩型协同整合创新;在整合创新传统文化及文化建设过程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根本统领原则和指导思想;把满足发展需要、促进现实发展作为根本目的和价值标准;切实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贯彻人民主体原则。     

如何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遗产?——从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说起

在如何继承中国传统哲学遗产的问题上,中国学术界一直在两个极端——虚无主义和偶像主义——之间滑动。冯友兰先生于1957年提出的所谓"抽象继承法"试图走出这两个极端。我们的研究表明,尽管他提出这种方法的动机是好的,但这种方法仍然是缺乏理据的。合理地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遗产,不仅需要在本体论层面上做出新的思索,也需要超越抽象继承法,重构方法论的基本原则。     

旗袍:中国20世纪初期女权文化的一个表征

20世纪初期风行于上海的旗袍不仅仅是一件衣着，它还是中国女权文化的一个表征。它通过在女性个人经验层面上对于身体的控制、自身的认同以及身份的确认，使新时期的“女性形象”得以建构；它在社会层面上，通过商品经济、文化层面、政治层面对于“女性形象”的认同与肯定，赋予旗袍以民族性和中国特色的文化意义。从个人经验层面和社会层面对于女性形象的建构可以看到男性目光和男性倡导的作用，可以说新的女性形象是在男性倡导下建构起来的。这使中国女权文化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传统道德文化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在批判“民族虚无主义”的过程中,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研究的一大热点,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研究,这是建设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需要。为此,本文拟从原则和方法的角度,就传统道德文化的批判继承及其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关系,作一初步分析,以求正于同仁。     

以独白为哲学基础的现代性——形而上学主体性的终结之路

启蒙运动对主体性的推崇和高扬,使得主体性原则成为现代性的基本原则.然而现代性的主体性原则最初是以形而上学的形态出现的,正是形而上学的主体性原则造成了主体与世界以及主体与自身的双重分裂,使现代性陷入了困境.于是,对主体性的合法地位的确证成为现代性反思与建构的核心与主题.但是,囿于主客二分的思维范式,该确证始终未能走出先验主义、虚无主义、超验主义等形而上学主体性的窠臼,并使这一确证成为缺乏前提的循环论证.因此,要确证主体性的合法地位,反思和建构现代性,则必须转换主客二分的思维范式,终结形而上学的主体性,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哲学革命.     

毛泽东对文化虚无主义的批判及当代启示

文化虚无主义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危害极大,严重威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地位,打击革命力量、破坏党和国家建设,阻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毛泽东以唯物史观批判了文化虚无主义的唯心史观,以人民主体观批判了文化虚无主义的少数主导观,以辩证法批判了文化虚无主义的形而上学。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文化虚无主义以更加隐蔽的网络方式侵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毛泽东对文化虚无主义的批判为新时代有效应对文化虚无主义错误思潮的影响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     

反思与解构:遭遇误读的和谐文化

本文所指的和谐文化,是当下我们所要建构的反映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当代中国转型时期社会生活深刻变迁的产物,时代精神与社会主义是它的两个基本规定.对此,只有借助内含辩证法精神的唯物史观才能正确把握.由于文化本身蕴意的丰富性、诠释的多样性、建构的复杂性以及功利主义、文化决定论的广泛影响,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被遮蔽在观念论与形而上学的重重迷雾之中,遭遇着种种误读与曲解.其中,否定和谐文化建设的"文化虚无主义",夸大和谐文化功能的"文化决定论",和谐文化建设的"去意识形态化",和谐文化建设的非理性,和谐文化建设上的线性论倾向,构成了误导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主要思维路向.为此,从理论上反思与解构上述思维误区.还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之科学真貌,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不能回避的重大理论课题.     

缺乏与补充:明末清初西学入华案例的当代启示

从早期中西思想交往典型案例中可以尝试找寻可供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的重要原则。中国传统哲学的产生与发展历经各个朝代的更迭,呈现出独特的面貌,其中,有西方哲学和文化输入中国,也有中国哲学输入外国,渠道与路线大相径庭。"缺乏与补充"原则关涉"中国哲学失调,外来哲学补充"和"道德文化式微,宗教文化补足"两个层面的哲学意义。中国儒、道、佛三教融通后形成的东方哲学与希腊、罗马、希伯来思想融通形成的包含基督教文明的西方哲学的交流渠道、交流方式与交流内容已经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全面改进,今日中国的哲学发展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更加深刻地思考与西方哲学对话的问题。如果中西方由于各自的文化传统而彼此之间并不准备互相理解,那么,任何形式的中西哲学的对话与融通恐怕都只能够流于表面。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十月革命的纪念与政治话语的建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因国家和社会现实需要,不同时期对十月革命的纪念与阐释呈现出不同的主题.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十月革命表达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苏关系协调、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世界和平的维护方面的政治诉求.改革开放后,十月革命的纪念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建构起双向话语支撑,既明确了中国改革的政治方向,又建构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话语.中国共产党对十月革命的纪念与阐释呈现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坚持服务现实、彰显主体意识的鲜明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仅是对十月革命道路的坚持和继承,更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以中国为本位对这一道路的发展与创新.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中国共产党强调应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历史主义原则的当代考量

唯物史观的发展是一部永远不会终结的历史.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研究中总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作为解析、建构历史的具体范式,历史主义原则是在研究具体的历史问题时所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梳理其历史主义原则流变,关照当下现实,期待对时下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历史"的考量,对历史虚无主义、英雄主义、非历史主义等有害思潮进行历史性的批判和拷问.无疑,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原则任重道远,却也是观照中国历史发展之必然.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共生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之间的共生有两个层面的理论依据:一个层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这一历史过程就内在地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另一个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性.通过对共生性的探讨,积极建构两者之间的共生机制,进而实现良性互动,这不仅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也有利于整个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策略与路径

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是关系到国家文化持续发展的战略性命题.在开展国家文化软实力理论研究的同时,我们在现实层面上也面临着如何制定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策略问题.目前,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五种路径包括:一是实现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性转化,二是提高流行文化的核心竞争力,三是构筑软实力传播的硬实力平台,四是实现文化软实力的商业化输出,五是建构具有当代性的国家形象.     

略论和谐社会的建构

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明确三个问题,什么是和谐社会?建构和谐社会的领导主体是谁?如何建构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一个人际关系和群际关系互顺、共赢的社会,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是一个非物质文化空前繁荣和发展的社会。和谐社会的领导主体是一种复合领导主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是居于社会实践层面上的双重建构,一重是基于思想层面上的元建构,另一重则是居于社会行为层面上的次生建构。     

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必要性、瓶颈和路径

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绝非单纯从文化角度来考虑文化问题,而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但并不天然就是文化软实力大国。资源要成为实力,还需要有一个转化过程和国家的转化能力。长期以来,中国缺乏把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软实力的能力,这已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瓶颈性因素。解决这一瓶颈的关键,是要克服文化自负导致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自卑导致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这样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强。为此,当今中国仍然需要重新整理国故,然后才能传承国粹,并在此基础上对文化进行时代化的创新。文化创新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以塑造国家品格为目的。     

责任政府:行政问责从学术、立法到机制的逻辑

当今,"责任政府"既是重要的理论主题,也是政府改革追求的主要模式.责任政府的落定需要遵循从"学术"到"立法"再到"机制"的发展逻辑.在学术层面上,它体现为:教授与学者研究的理论表达;专著与论文所隐含的价值规范;话语与命题对制度建设的引导.在立法层面上,立法规范是当今中国行政问责的必然进路之一;同时,基于中国行政问责立法的现状,确立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思路也是合理的.在机制层面上,在遵循行政问责机制建构"一般理路"与"宏观路径"的基础上,要重视机制建构的"三个结合".     

程序正义的现实语境

在现实语境下,程序正义在民众的思维和法律实践中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曲解,这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相悖.中国人情社会中的法制传统与程序正义本身构成一对矛盾,这个矛盾体的对立面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长期的人治传统使中国人习惯于听命与服从,从而束缚了自身的理性与自由.所以,为适应法治建构长远的需要,人们在程序观念上应做四维视角的转变:破除程序虚无主义,矫正程序工具主义,摒弃程序形式主义,强化程序理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