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时代的公众参与新模式——以郭美美事件为例

"郭美美事件"形成新的公众参与模式:微博率先披露—网民围观和"人肉"—民间侦探搜索爆料—知识分子评论和引导—媒体记者调查核实—形成舆论压力—推动问题解决,微博成为公众参与主渠道,微博和论坛、博客协作掘密,但由于有关部门未能介入调查,真相迟迟未能公布,公众参与的效果有限,现阶段公众参与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培养公众的参与意识和公共精神,壮大公民社会等方面。     

环境污染、公众健康需求与经济发展——基于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的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16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方法,探讨环境污染、公众健康需求和经济发展三者之间的关联机制。结果发现,第一,环境污染在公众健康需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中具有干扰型调节效应;第二,该调节效应具有先促降后促升的非线性特征,公众健康需求会随着环境污染的增加出现先抑制后促进经济发展的趋势;第三,该调节效应具有显著的城市异质性,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分权能够促使拐点前置,减轻拐点前公众健康需求对经济发展的负向影响,提高拐点后的正向影响。若不考虑城市的经济、制度等特征变量,容易低估环境污染和公众健康需求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程度。研究结论丰富了环境污染、公众健康需求和经济发展三者关系的相关研究成果,对于中国城市协调环境建设、民生建设和经济建设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和政策启示。     

论网络热点事件负面信息的“魔弹”效应——以“李刚门”事件为例

随着我国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网络的影响力日益强大,很多事件在网络放大效应的作用下,由个别事件上升为公共事件。当有关事件的信息在网络上传播时,负面信息往往会产生超乎寻常的传播效果,这种现象与20世纪早期的传播效果理论"魔弹论"不谋而合。以"李刚门"事件为代表的网络热点事件,在传播过程中的负面信息呈现出"魔弹"效应,折射出公众对政府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信息公开的渴求与期待。     

信贷支持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以电影业为例

文章旨在以电影业为突破口,深入解剖运作模式,揭示实质风险点,最终将信贷管理融入产业链条,通过信贷支持电影行业繁荣发展,并希望对发展其他文化创意行业发挥借鉴意义。     

清末教育改革视野下地方士绅流动与分化的历史考察——以“四川南部县衙档案”为中心

在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等一系列教育制度改革背景下,地方士绅阶层的职业选择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相应的流动、分化,基层士绅为谋取新的社会职业出路,或主动或被动地被纳入新的教育制度体系之中,而此种纳入又使新式学堂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浓重的旧式色彩,呈现明显的新旧杂糅特点。随着学务行政机构的设立以及新式学堂大量建立,因办学务而产生了新的社会权力资源,使得新旧权力者通过新的教育学制进行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进而呈现清末教育制度改革中地方乡绅阶层发生比较大的权力转移。清末教育改革开始打破了传统的身份等级秩序通过科举制的流动模式,自此知识分子读书不再单纯是为了跨越等级完成身份的变迁,还具有了新的职业选择的功能,而这种新的职业流动与分化事实上推动了传统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解体,为后来民国时期新型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提供了政治与教育基础。这对新时代教育改革在如何体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的“选择效应”

本文利用湖北宜昌城乡老年人口状况问卷抽样调查,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子代与父代间双向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的影响。发现代际支持在父代与子代之间产生了“选择效应”,认为在现代养老模式的选择上,应充分肯定和发挥家庭的基础养老功能,积极发展以子女代际支持为核心的家庭支持体系,进而构建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     

后单位制时代社会支持的断裂与再造——以近期社会极端事件为例

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社会支持体系被打破,而新的社会支持体系尚未建立,社会支持出现断裂.本文在对社会支持与后单位制加以诠释的基础上,指出后单位制时代社会支持的断裂表现在四个方面: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福利被剥离;个体难以通过单位组织的力量表达、捍卫自己的利益诉求;冷冰冰的劳资关系取代了单位制下的关怀与脉脉人情;社会成员之间亲密关系的断裂,并以近期社会极端事件为例加以说明,据此提出实现社会支持再造的重要途径与手段.     

FDI对行业收入效应的实证分析——以中国食品工业为例

行业收入不平等是造成中国当前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文章用2001-2010年中国食品工业的数据,分别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的收入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随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中国食品各行业,各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都显著提高,但不同细分行业,影响大小不同.饮料制造业影响效果最为显著,饮料行业中外商直接投资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饮料制造业工资水平增长0.34个百分点;其次是食品加工业;对工资水平提高影响最小的是食品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食品制造业工资水平增长0.16个百分点.     

文化视野下的古村落建设——以俞源为例

本文立足于俞源古村落的价值分析及可持续发展的保护与旅游发展研究,从文化视角剖析了当前俞源古村落开发中的各种问题,揭示了俞源古村落保护与开发的文化基础,探讨了俞源古村落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基本对策:以文献资料的进一步整理为核心,大力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加快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化;找准切入点,在保护与传承的有机统一中更好地弘扬俞源文化;依法管理,制定、完善和健全古村落的开发规划和保护制度;多元投入,提升素质,理顺关系,确保古村落开发保护工作的正常运作。     

公众参与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模式研究——以青岛市“三民”活动为例

近年来各地政府不断创新绩效评估模式,公众的参与被广泛引入其中,成为推动政府创新和政府能力建设的关键,但在实践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公众参与形式化,政府的"空头支票"多,真正兑现市民承诺少,虎头蛇尾现象突出等问题。青岛市为此进行了创新,创造性地提出了"向市民报告、听市民意见、请市民评议"为主要内容的"三民"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公民参与度不断地提高,市民意见建议得到了妥善处理,政府治理水平明显提升。     

“河长制”推行中的公众参与：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以湘潭市“河长助手”为例

“河长制”要从一项政府应急管理制度设计转向为长效化制度实践,必然需要社会主体的有效参与。基于对湘潭市推行“河长助手”治理实践的研究发现,以民间组织为中介的公众参与,需要建立在地方政府的信任与需求、民间环保组织的社会资本积累、精准的身份定位以及利益表达的集中与理性化的基础上。同时,公众参与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河长制”实施过程中的社会动员不足、短暂化与形式化、治理成本高、合法性与有效性不足等“运动式治理”弊端。     

公众参与、社区治理与基层党政关系——以“铜陵模式”为例

铜陵模式在当前社区治理中具有示范意义。行政性和自治性问题是社区治理中的基本问题,公众参与社区治理就是要在互助自治的行为中使社区回归其守望相助的邻里属性,但在参与过程中会遇到被动参与、利益分歧、程序公正等问题。努力去化解这些问题,并在政党、政府和社会三者博弈中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是当前我们研究社区治理问题时应当把握的正确方向。     

基于微信公众号平台的微纪录片传播——以文化传播为视角

数字化媒介传播语境下,微纪录片顺势而生。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微信取代微博和QQ成为人们使用最为广泛的社交媒体,同时成为微纪录片的主要传播渠道,出现了大量专门为视频微信公众号量身打造的生活方式类微纪录片。本文从移动互联网时代新的传播格局和传媒生态所带来的视觉文化语境出发,聚焦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微纪录片的影像表意实践,基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从文化层面分析这一具有时代特色的视觉文化对当代中国的折射与反映。这类纪录片用镜头聚焦当代中国的多元社会与多样人生,记录大时代下形形色色的个体,致力于发现身边的美,传播当代中国人的生活理念和价值观,借助于微信这一社交媒体来观照一个富有时代感的"文化中国"。虽然这些微纪录片生产大多具有商品导向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对于受众有着文化濡化的作用。     

基于手机微信公众平台下的大学生党员教育管理探析——以韶关学院为例

在当前新的形势背景下,新媒体的出现不仅给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全新的变革,而且给传统的党建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本研究以微信公众平台与大学生党员教育的联结为契合点,通过调查了解当前手机微信平台下的大学生党员教育管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对高校和大学生个体分别提出建议,不断推进高校学生党建工作高效开展。     

灵活就业中的“学习效应”——以外卖骑手为例

新业态下的灵活就业已经成为中国劳动力就业的重要力量,尤其在疫情期间,为稳定就业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目前社会各界对灵活就业和灵活就业中的学习效应,以及对灵活就业者自身和对城市的作用都还不甚了解。为此,以外卖骑手为例,利用覆盖全国范围的大样本数据可对灵活就业中的学习效应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灵活就业时间里的“学习”显著提高了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工作满意度,并有利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未来的职业发展。研究结果提醒我们,需要重视灵活就业中的学习效应,看到灵活就业对于外来移民扎根城市、融入城市的积极作用。     

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回汉民族“干亲交往”——以宁夏固原市为例

回汉民族干亲交往是在回汉民族和谐交往文化导向下,基于民族认知与民族交往需要内驱力基础上,产生的一种“虚拟亲属关系”,它作为一种社会资本与社交网络,既能够联系回汉民族间的感情,又能够降低人际交往的成本,同时也可以加深民族认知,抵消因文化差异带来的民族隔阂,促进地区和谐民族关系的发展。     

“自己人”视野下农民工的社会支持与行为选择

区分自己人与外人是中国人社会生活中的特有现象,农民工的社会支持同样体现出这种特点。在不同社会支持类别下,农民工社会支持及其行为选择具有情境化特点,即他们在不同社会情境影响下表现出关系化、类别化双重特性。建立符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支持体系,需要考虑中国人人际互动中的心理特征,即对自己人与外人的区分,以及与此相应的行为模式。     

互动型环境保护模式的构建——以中国公众环保意识和行为为视角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逐步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环境保护模式。此模式下开展的环境保护工作取得很大成效,但也日益暴露出政府单打独斗的无力和低效。其原因之一,在于此模式对公众环境保护应有功能发挥的忽视。因此,构建政府和公众共同联动的互动型环境保护模式,是彻底保护环境的必须。     

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公众参与——以“屈原乡村图书馆”捐建活动为例

近年来,厦门大学、湖南理工学院等闵湘高校的团委和青年志愿者自发携手,探讨和践行一种民间、基层、公益乡村图书馆的建立、运营与维护模式,以此促进乡村文化建设.2007年7月,国内藏书最多的一座完全由志愿者捐建的乡村图书馆--"屈原乡村图书馆"在湖南汨罗市开馆.这种第三部门网络式、志愿式的公众参与模式,不失为当前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一个亮点.     

希望工程社会效应分析及发展思考——以河南为例

希望工程实施20年来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宣传和引导为特征的探索发展阶段,二是以丰富内涵和拓展外延为特征的转型发展阶段.20年来,希望工程产生了良好、显著的社会效应,成为中国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一个重要品牌.在转型及升级的新时期,希望工程需要通过倡导"授人以渔、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服务理念,并通过创新工作方式、丰富工作内容、拓展工作领域,推动青少年慈善事业发展的制度化、长期化和专业化,来谋求自身和中国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更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