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政视角下信访制度的功能

信访制度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它一方面在救济公民权益和监督行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被党和政府所倚重;另一方面许多学者认为它是与法治相违背的,因此应该弱化或取消.信访制度的功能主要包括公民对行政的监督和政民沟通、公民权利救济两方面.信访制度本身并不与法治相抵触,信访泛滥的原因在于对其功能的认识错位,特别是对其救济功能的无限扩大和对其监督沟通职能的忽视.信访本身并不是超级的救济途径,应通过民主的整体推进、行政自制理念的培育、信访机构独立地位的构建等,使信访制度的功能回归到本位上来.     

法治视野下对信访受理范围的再思考

救济类信访受理范围的任意扩大是信访功能异化的原因之一。促进信访制度功能回归是实现信访法治化的必然要求。功能回归也必须从信访受理范围的调整入手，而关键是实现救济类信访和非救济类信访分类受理。救济类信访事项的受理主体仅限行政机关，并且只有针对行政失当行为提起救济的事项属于信访受理范围。     

解决纠纷视角下的信访制度研究

加强信访的制度建设,重新构建信访体系框架,整合信访资源,通过规范信访的程序,建立高效的信访监督以及权利救济机制.把信访所具有的权利救济和政治参与的双重功能剥离开来,使信访制度在处理重大、复杂的群体性事件时能够有效化解纠纷.通过人大信访监督体制的完善,通过对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监督,把纠纷防患于未然,有效地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信访不信法"的现实考量及应对

信访作为一种司法救济程序外的救济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行政方式来解决纠纷和实现公民的权利救济,在我国的历史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造成了现今大量存在的"信访不信法"现象.涉法信访固然能够为有限的少数人带来权利和义务的最终公正,但同时也使法律至上、司法终局等现代化法治观念受到极大冲击.所以我们必须改革信访制度,走出利用信访形式在现行法律制度外恶性循环的怪圈,使信访逐步纳入国家的正常法治轨道之中.     

完善我国信访制度的法律思考与对策建议

我国颁布实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讼法》之前,信访机构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当前,信访制度的缺陷已逐步显露,因此,必须加强信访立法、剥离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利用现有的政治资源建立人大监督专员制度以重构我国的信访制度。     

信访制度变迁:从路径依赖到路径创新

我国信访制度在近60年的历程中一直进行着调整和改革,这一制度变迁是社会经济发展、民主政治进步以及制度本身内在调整需要等多种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信访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的三个表现包括信访活动中"人治"现象、信访机构的"职能安排"以及对信访问题的"归口处理",为使信访制度更好地发挥功能,必须进行包括改革信访体制、强化信访机构的督办职能等在内的路径创新.     

化解我国信访制度困境的理性路径论析——基于信访制度改革争论的反思

近年来我国信访活动面临严峻态势的同时,信访制度亦遭遇着重重困境.在此情形下学界围绕信访制度改革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并大致形成三大观点:“强化论”、“废除论”和“分离论”.对此三种观点的反思,有助于分析其各自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并能为我国信访制度困境的化解打开另一个窗口.总括而言,分离信访制度的权利救济功能而传播法治精神建设法治国家是一种必然.在未来一个时间段内规范信访程序而力避行政权力“越界”解决信访问题,约束政府权力与追求司法独立公正并举,建立普通民众利益表达组织和社会中介机构提供法律援助,把握利用好此过程中两类事例产生的正负“效应”,均应纳入化解我国信访制度困境的理性路径范畴.     

我国信访制度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信访制度的功能也发生改变,信访制度逐渐成为权利救济的制度。目前我国信访制度在运行机制、机构设置、制度绩效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由此应进一步深入研究我国信访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对策和措施。     

法治视野下的涉诉信访与司法的冲突与平衡

我国涉诉信访制度是集反馈民意、权力监督、权利救济、纠纷化解、维护社会和谐于一身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权利救济制度和权力监督制度。但涉诉信访毕竟与当代的法治精神相背离,与司法的冲突难以避免,我们只有将涉诉信访纳入法治的轨道上,才能使其发挥其合理功能。     

突破结构功能主义：中国信访制度研究的三维框架与治理逻辑

信访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重要方式。从结构上看,信访具有政治性与社会性双重属性;从功能上看,信访是国家和社会互动的连接点。当代中国信访制度的研究多使用传统的结构—功能路径,缺少对信访制度整体性、动态性的观察。结构、功能、过程可以作为理解当代中国信访制度的三个维度。信访研究不仅要关注一个更加完整的信访制度丛,研究信访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定位,而且应该更加关注信访过程中的行动者及行为互动。结构、功能、过程三个维度的研究用整全的、动态的方法观察信访制度,突破结构功能主义的局限,更能透视国家治理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涉诉信访的功能困境与改革路径

涉诉信访在中国的产生有一定的政治和法制背景,但由于功能定位和运行机制的问题,使其走入困境,破坏了司法独立,削弱了司法权威,与法治形成悖论。应恢复信访的民主监督和利益表达功能,弱化其权益救济功能,以诉访分离为基本思路对涉诉信访进行改革。     

我国诉讼类信访的困境与出路

公民权利受到侵害大量选择信访救济而不相信司法救济,有司法腐败、司法不公,法院受理案件范围过窄,诉讼成本过高,传统＂青天＂情结和＂官本位＂思想以及对司法公正和司法程序存在认识误区等诸多原因。这种信访不信法的状况,并不能使矛盾得到普遍、彻底解决,相反,有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也会进一步弱化司法权威,损害我国法治建设。因此必须对我国信访制度进行改革,同时要相应对我国司法制度、诉讼制度进行改革,建立公正、顺畅、高效的司法救济渠道,以解决信访救济中存在的诸多弊端。     

“阳光信访”模式构建初探——基于信访工作实践的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信访制度改革的要求,在此背景下,信访部门将打造"阳光信访"作为改革的一条重要路径进行了探索。"阳光信访"即在信访工作过程中,以公开、透明、为民为原则,充分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并加以制度化的工作模式。它以"阳光受理、阳光办理、阳光反馈、阳光督查、阳光评议、阳光追责"六个环节为支撑,具备程序规范、流程公开、运转高效、人民主体、社会参与、法治导向等特征。倡导"阳光信访"模式的实践和应用,要推动相关法律政策配套、架构信息化工作平台、加强信访队伍建设、增进第三方协同、强化监督制约机制,并注重培育公共行政部门的阳光文化,培养信访人的阳光心态,加强信息公开力度,改革信访工作考核评价办法。"阳光信访"作为信访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有可能成为新形势下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突破口,从而有助于促进我国政府的透明度建设和公信力提升。     

解读信访制度

信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制度,其具有信息反馈、法律监督、权利救济的诸多功能,对中国的法制建设功不可没,但是在新形势下,为了更好地发挥信访的功能,就必须在信访的界定、信访机关的权力、信访与司法的关系等问题上对之进行重新的解读。     

我国信访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

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我国信访制度从制度均衡向制度非均衡的转变,指出虽然信访制度的净收益小于零,但与其它权利救济模式相比,仍具有相对优势。因此,我国在一段时间内还不能废除信访制度,而是应当在加强信访制度的程序性和规范性的同时,确立司法救济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将信访纳入法治的轨道--转型期信访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持续的"信访洪峰"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信访制度的广泛关注.本文在考察转型期信访的基本特点和制度内在困境的基础上,从文化根源和现实性的视角分析了信访制度存在和改革的依据.总体设想是,根据转型期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按照党政、人大、司法的机构性质和基本定位,探索信访与法治契合的可能路径,形成三位一体、各司其职的信访新格局.     

关于信访法律属性的再思考

信访的法律属性众说纷纭,也正是因为其属性不明确而导致功能紊乱,颇受诟病。从信访的历史发展以及信访在当前中国的法治地位与作用来看,信访同时具有政治参与与权利救济的性质。当信访的法律属性明确之后,与信访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才可以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试论信访的功能收缩与制度重构

本文在揭示现行信访制度因功能错位而带来的种种矛盾与悖论的基础上,提出收缩信访制度的功能,将涉讼案件从中剥离出去;并在此基础上借鉴西方国家的议会监督专员体制,建立我国的人大监督专员制度,以完成信访的剩余功能,即在作为一种非讼救济手段的同时,继续履行其广泛收集民意、监督国家机关的职责,完成整个制度的重构。     

社会管理创新与信访制度改革

"维稳困境"主要源于"信访悖论",化解"维稳困境"重在打破"信访悖论"。与此同时,社会结构的"马拉松"也要求加强政治和社会整合,信访制度不仅是形式上的"来信来访",也在实质上承担"信才访"的功能,以及对弱势群体的政治和社会整合功能。因此,信访制度事关改革、发展与稳定大局,信访制度改革可通过规范扩容的方式,在社会管理创新战略中发挥核心作用。     

信访制度成本:一个中国式社会问题

信访制度的近60年历程中,在反映民情民意、加强民主监督、进行权利救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信访活动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引致的相关问题,使这一制度承担了相当的制度成本,形成了包括政治成本、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在内的"三位一体"的信访制度成本结构.如何通过改革信访制度提高制度运行绩效并有效降低制度成本,显然成为当前必须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