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革命与革命的身体——以华北解放区翻身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翻身运动在较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身体的革命,因为只有身体的"翻身"才是最终意义上的翻身。通过规训、控制身体,华北解放区的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实现了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根本性置换,审美、名字等跟身体相关的社会观念和社会认同也发生了重要的改变,身体更成为构建革命合法性和实现国家权力下移的一个重要因子。对于翻身运动中身体的治理,彰显出中共政权治理技术的娴熟与政治智慧的高超。不过,中共政权规训身体、遮蔽身体的实践在华北解放区的革命进程中也并非都是一帆风顺的,尽管借助翻身运动的革命机制,革命场域下的身体逐渐走向了组织化与革命化,但是乡村传统依然制约和塑造着革命身体的历史演变形态。     

人生仪式与审美象征

仪式是一种传达知识和信息的手段,一种将祖先的"创世"神话传承下去,并使后人借以更好地生存下去的方式方法。仪式与艺术缘生存活动而化合同构,远古歌舞仪式即是人类祈求食物丰盈、生命永恒的艺术类型,现代文学亦潜隐变化不断再现。它体现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具有丰富的审美文化象征意蕴。     

革命世界主义:以中国援助亚非拉革命运动为视角的考察

20世纪60年代初期,随着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急进化发展和周边安全环境趋于恶化,我国放弃了建国以来"一边倒"的对外战略,逐渐形成了团结广大亚非拉革命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世界革命战略.中国对亚非拉革命的援助是世界革命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是一种具有革命世界主义理想和情怀的战略取向.其所取得的成果、获得的经验及教训都是今天中国和平主义外交的宝贵遗产.     

东学运动是不是革命——以韩国学者的研究资料为中心

1894年爆发的东学党起义是韩国近代史上的转折点,一直以来受到韩国史学界和政治学界的瞩目,但对东学运动的性质问题仍然存有争论,笔者综述了东学运动革命说和农民起义说两种观点,认为东学运动称其为“革命”尚不妥当。     

丧葬仪式象征中的认知与存在——以南溪村纳西族田野调查葬礼为例

丧葬仪式是死者与生者之间的终极交流与灵魂对话,也是幻想冥界与人间二元世界中情感的阴阳交流。文章以人类学的“深描”和影视人类学的视角记录这样一个纳西族传统的火葬过程,论述了丧葬仪式象征中的认知与存在所蕴含的社会风俗、习惯特点,认为对死者的处理仪式具有表现信仰和慰藉生者的作用,具有鲜明的纳西族特色和一定的文化研究价值。     

政治仪式的权力策略——基于象征理论与实践的政治学分析

政治仪式普遍存在于现代社会中,对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由各种权力关系所引发的合法性的构建或颠覆,都产生着巨大而隐蔽的影响.在各种政治仪式之权力策略的施行中,象征既是被激烈争夺的权威性资源,也是塑造和呈现政治文化及其价值理念的重要力量.更为关键的是,"仪式化"扩展了政治仪式的作用范畴、深化了政治仪式的影响程度,赋予各种实践活动以政治仪式的内涵和属性,通过对象征之多义性的控制,使整个政治生活空间成为一种象征权力网络.     

九曲黄河灯会仪式及其文化象征——以青海乐都七里店“九曲黄河灯会”为个案

九曲黄河灯会是流传于我国北方地区的一项民间信仰活动。本文从散存于民间的历史文物遗迹、当地民间的口承资料以及灯会的展演时空等方面对青海乐都九曲黄河灯会进行了深入考察,探讨了灯会与道教的关系,分析了其中的文化象征。     

生态、仪式与象征符号——黎族槟榔歌谣的文化通观

某些物质符号被拣选和凸显,往往与其特定人群的认知体系、分类体系和生态环境密切相关。黎族日常生活中礼物交换、歌唱吟咏和仪式生活中嗜槟榔现象,形成了一种值得探究的问题。文章将黎族槟榔歌谣置于地缘、生态与文化的动态关系中,考察槟榔成为该族群日常与仪式生活中的重要植物意象的形成机制,及其在仪式中的功能和意义。     

人类学视野下的仪式空间研究--以贺州土瑶安龙仪式为例

仪式研究是人类学传统四大研究领域之一,考察仪式中的空间问题正在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面向。安龙仪式是土瑶社会中常见的重要仪式,师公企图通过仪式表演进行人神之间的沟通,将人与神、鬼之间关系以及所属空间置于秩序化状态。安龙仪式的空间设置和仪式过程都蕴含了丰富的空间象征意义,镶嵌着土瑶人独特的多层次多维度空间观念。     

祖鼓：家人“哈戎”仪式的主导象征——以黔东南州黄平县枫香寨为例

象征人类学家在研究仪式的象征问题时,总会寻找处于核心、关键或主导地位的文化事项或文化元素,藉此来探讨和阐释仪式的象征意义。文章以枫香寨家人的＂哈戎＂仪式为研究个案,运用仪式主导象征理论,尝试探讨家＂祖鼓＂在＂哈戎＂仪式过程中的深层文化内涵与主导象征意义。     

论俄国社会转型中的大学生与革命运动

1861年大改革后,俄国进入了由传统性封建主义向现代性资本主义过渡的全面社会转型时期。大学生作为知识分子中的“无产阶级”,青年中的先锋队,在这一时期他们以学潮、学生运动、革命的方式表现出强烈的反叛性。本文通过考察这一时期大学生的社会经济及法律地位的变化,探求大学生运动与革命运动的相互关系,给大学生的历史地位以客观评价。     

“新秧歌”作为仪式的符号象征与话语建构——20世纪40年代延安“新秧歌”运动的文化阐释

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新秧歌"是传统陕北秧歌与借助民族民间艺术形式,表现工农兵生活、实现文艺大众化,进而进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建构的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策略遇合的产物,它赋予传统民俗活动以全新的艺术职能和社会功能,为"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艺术注入了革命、阶级、进步等象征性符号文化内涵,这一改造置换本身,使得"新秧歌"具有一种包含策略诉求的仪式表述意味。由全新的符号存在和象征表述所构造的这一仪式所表达的,不仅仅是一种文艺形式的创新,更包含了深刻的话语建构诉求。在种种文化使命的规约下,经过改造的陕北秧歌已不再是民间的狂欢,而已然衍化跃升成为了特定意识形态进行政治宣传和民众动员的红色仪典。     

犹太人与俄国革命运动

俄国犹太人参加俄国革命运动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世纪70年代前,犹太人因权利限制和自我封闭而远离俄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第二阶段为19世纪70-80年代,犹太人积极参与民粹派和民意党人的斗争,但数量是极少的.第三阶段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到1917年十月革命,随着社会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在俄国的兴起,大批犹太工人和青年学生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并在政党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犹太人在俄国革命运动中的作用是出色的.     

革命语境下的文化翻身——评建国初期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扫盲运动

建国初期,随着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的进行,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劳动人民要求文化翻身的愿望亦日益迫切,党和政府采取措施,对农村各种社会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大力扫盲,进行文化重建.这一时期,黔东南地区出现了两次扫盲高潮,革命为扫盲奠定基础,扫盲也促进了革命的顺利进行,两者相辅相成,对随后的乡村民众教育和社会变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翻身与翻心:土改中女性的双重体验——以沂蒙地区为例

土地改革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展的一场最广泛、最深刻、最成功的社会动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的政治信仰、准则、认知价值和情感等灌输给了广大妇女,同时沂蒙妇女也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并完成土改,通过集体活动获取另类体验,实现了其社会价值。对于农村妇女来说,土改不仅是经济和政治意义上的翻身,更是心灵上的一次呐喊——翻心。土改中,沂蒙妇女走出了家庭和原有的生活圈,参与到了社会革命的宏大历史运动中,在集体主义的精神世界里实践着自身的解放。     

"革命母亲"的修辞学意义——以1949-1979年革命电影为例

新中国成立最初三十年,中国革命电影中的母亲形象具有显著的特征和影像表现的模式化.母亲形象在影片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母亲形象意义的表现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法,其中最主要和最常用到的是隐喻和象征.文章通过对这两种主要修辞手法的研究,探讨这一历史时期社会和历史文化语境是如何通过电影这一艺术形式呈现的.     

“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以1980年代以来小说中的革命话语为中心

在我们当下这个所谓的"后革命时代",革命是被如何理解和叙述的,以及这样的理解和叙述方式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构成了探究"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复杂关系的前提。"八十年代"普遍被认为存在着一种"拨乱反正"的冲动,革命及其叙事因此遭遇质疑,这一"后革命氛围"构成了"革命重述"原动力。"革命重述"不仅是新的意识形态建构的方式,而且成为摆脱革命叙事"路径依赖"的必然途径。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理解和叙述革命的三重分裂,它们一方面是杂糅并存的,一方面也包含一个大致的历史演进,而之所以如此者,则又跟革命重述的混杂主体密切相关。"八十年代"的"革命重述"因而隐含了多重话语竞争。这复杂性虽为199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论述和消费主义遮蔽,以至"革命的阴暗面"不断重复,但其间却仍不乏国家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关怀的深度介入。     

中心的消解:一个华北乡村庙会中的平权与等级

庙会体现的是对乡村神祗权威的建构,也隐含一种消解中心的倾向,这种倾向一方面体现于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庙会表演,另一方面也体现于庙会组织本身,即庙会组织提倡在轮值的所有会头之间维系一种平等以及责任分担的原则。对等级的消解从日常生活中生发出来,在庙会仪式生活中这种等级似乎又得到重新建构,但这实际还是一种消解和否定,通过欢快的表演而得以实现。同时,一种新的平等状态会通过这种内隐的消去等级结构的去结构化倾向而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