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中文化知识界的农民动员

抗战爆发后,文化知识界自觉担当起农民动员的重任,“到农村去”由战前的一般性号召瞬间走向高潮。文化知识界的农民动员,一是直接到农村从事宣传组织工作,以抗战初期最有声势和最为集中;一是与乡村民主政治相联系,体认农民疾苦和反映农民愿望,呼吁实行必要的改革以激励农民奋起,这在1939年后尤其成为文化知识界关注农村、动员农民的主要形式。文化知识界的农民动员富有多方面的意义,他们唤起了广大农民群众,增进了对现实和政党的认识,带动了政治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实际发挥了民族民主意识的传播者、抗战力量的动员者、农村政治的批评者、农村文化的组织者和农民利益的代言人等多重作用。农村动员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与中国政治态势的变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发展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农民经历了乡村革命、乡村建设、乡村改革、乡村转型和乡村振兴五个阶段,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发展之路。在不断探索与创新的过程中,党始终坚持为农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主线,以统筹城乡发展为行动遵循,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指向,积累了三个方面的宝贵历史经验,即尊重农民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有效动员和组织农民群众广泛参与;坚持农村集体所有制,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坚持以农民利益为中心,与时俱进地推进改革创新。     

论抗战后毛泽东争取和平的思想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争取和平的思想之主要目的是成立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推迟或限制内战在局部地区的策略思想是次要的.但它在战后历史演变的各阶段其内涵主次表现不尽相同:抗战结束至国共停战协定签订阶段,毛泽东尽管认为内战与和平的可能性同时存在,但根据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认为只要努力争取,实现国内和平的可能性要大于战争的可能性;停战协定签订后至四平之战结束阶段,毛泽东认为这是争取和平民主的新阶段,真诚希望与国民党及国内各民主党派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四平之战后至全面内战爆发,鉴于中共的力量不足以制止内战,毛泽东争取和平主要是从策略考虑,即尽可能争取时间备战,以应付全面内战的爆发.     

党组织与乡村社会的联系:以东固革命根据地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早期领导人大都是小地主、富农的身份,他们在当地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确保了秘密割据的有序运行。与那些初期就依靠军队开拓的割据区域相比,东固革命根据地得到了群众更为广泛的支持。但是当革命由中心区域向外扩展时,军队就不得不成为宣传、动员的主体,党组织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就逐渐疏离,军事斗争的成败成为动员工作的晴雨表。农民的革命训练不能一蹴而就,外力型的割据与内生型的割据相比,在与乡村社会的联系上有着先天的不足。     

戏剧建设与群众运动的交融共生——以抗战时期的晋察冀边区为例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开辟之初,乡村民众对戏剧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戏剧活动多是围观而不参与。中共政权借助思想教育、组织动员、演出革命戏剧、规范村剧团行为等路径,使乡村民众逐渐改变了对戏剧的态度,实现了由围观者向参与者的转变。在"运动群众"参与乡村戏剧活动的基础上,中共政权通过政策引导、机构协调、专业剧社帮扶、媒体推动等举措,为民众参与戏剧活动创造条件,使乡村戏剧活动逐渐演变为群众性戏剧运动。以群众运动方式开展乡村戏剧建设,极大地促进了边区戏剧的繁荣与发展,丰富了民众精神文化生活;而群众性戏剧运动的开展,也极大地配合与推动了各项群众工作,对动员民众拥护、支持和参与中共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戏剧建设与群众运动交融共生,成为中共抗日根据地乡村文化建设的特色和优势,对解放战争及以后一定时期的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反哺农业背景下乡村治理路径创新

在反哺农业背景下,农村社区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民市民化进程涉及到乡村治理主体的培育、权力资源的重新配置、目标体系的重塑和农民参与方式的打造等问题.因此,要实现农村发展、农民身份和农业经营的根本性交革,乡村治理必须在处理国家与农民、农民与市场以及基层政权与农民关系层面实现路径创新,即以组织化方式推进乡村治理主体的培育、以合作化方式推进农民与市场的有机衔接、以制度化方式推进乡村公共利益目标实现的最大化、以利益相关方式实现村社居民的自主性参与.     

全面乡村振兴：政府绩效目标与农民获得感

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维护农民主体地位。政府主导体现顶层设计、资源配置与实施推动，核心指标聚焦政府绩效目标。农民主体要求以农民需求为导向，尊重与维护农民的自主选择、标准裁量、过程参与和利益获取等基本权利，终极目的在于农民幸福满意，可衡量的有效指标莫过于农民获得感。应用管理学中“曲线效应”的原理和量化分析方法，政府绩效目标与农民获得感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置于现实场景，兑现全面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应立足农村实际，符合乡土特征，贴近农民意愿，基于增强农民获得感的价值导向精准定位地方政府绩效目标，以深化改革增加农民收入，以满足需求优化目标体系，以法治保障提升农民参与度，以绩效评价铸造政府主导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     

阶级划分的政治功能——一项关于"土改"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本文从政治社会学视角出发,以华北"土改"运动为中心,探讨了中国新民主义革命进程中阶级划分的政治功能.这种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乡村社会关系进行了实质性重构,即以阶级关系统摄各种社会关系,将其纳入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框架;二是通过对乡村社会成员的重新命名和归类,确立了一种新型的政治等级秩序;三是治理和被治理技术的发明,既借助阶级隔离术和阶级融合术实现了乡村社会的治理目标,又通过阶级身份和阶级意识的建构促使农民自觉融入了党和国家的治理轨道.     

革命与农民需求:赣东北弋横暴动探微

1927年中国苏维埃运动兴起,农民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通过对赣东北弋横暴动的考察,本文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领导中国革命,是由于中共能够根据贫苦农民实实在在的多层次需求调整革命策略.中共农村革命领导者从经济上积极采取措施保证农民的经济利益;从组织上建立起农民可以倚重的群众组织,增加农民的安全感;从政治思想上激发农民当家做主的主人翁意识,强化农民拥护中共的意识和革命意识.     

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妇女教育

陕甘宁边区的乡村妇女教育以增进妇女文化水平、动员妇女参加抗战、改善妇女生活状况为宗旨;以结合妇女实际、贴近妇女生活、满足妇女需求为原则,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应,开辟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妇女教育途径,对边区妇女运动的发展和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