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化”困境与社会力量扶贫的机制创新

社会力量扶贫是精准扶贫资源配置的一种补充性吸纳机制。然而,"碎片化"已成为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这种"碎片化"困境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交互作用的产物。从正式制度来看,主要包括社会动员、政策激励和管理服务等方面的制度瓶颈;从非正式制度来看,主要是价值观瓶颈。社会力量扶贫要走出"碎片化"的实践困境,就必须突破制度瓶颈,科学进行制度安排,实现机制创新。这就要求尽快健全价值引导机制、社会动员机制、政策激励机制、信息显示机制和监督约束机制。     

精准扶贫视阈下社会救助政策的发展

精准扶贫理念的提出给新时期我国社会救助政策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十二五"时期,我国社会救助政策已逐渐迈进了"内涵式"建设的轨道,但在新常态下,社会救助政策的发展还将面临更多的风险和挑战。社会救助政策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托底性"地位,决定了当前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应将社会救助政策作为重点突破口。应当结合"十二五"时期社会救助政策的发展以及精准扶贫的战略要求重新反思社会救助政策的目标定位问题。未来社会救助政策的发展应从基本价值理念、宏观福利治理和微观实施机制三个层面予以展开。     

东西扶贫协作:贫困治理的上海模式和经验

贫困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东西扶贫协作体现了中国贫困治理的制度优越性。上海市在东西扶贫协作中探索出"三链联动"产业扶贫、职教联盟扶贫、平台驱动消费扶贫、组团式帮扶公共服务扶贫等模式,以及资源整合型社会动员机制。上海东西扶贫协作模式注重增强内生动力与发挥上海优势相结合,共性需求与当地特色相结合,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上海市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从最初的单项援助逐步迈向双向合作共赢的道路。2020年后上海市将充分发挥东部地区数据、人才要素优势,给产业扶贫注入新力量;消费扶贫从公益平台向综合价值平台转变;利用大数据和平台优势,促进欠发达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低收入人口内生动力。     

社会理性与新社会服务体系建构

社会发展变迁使得我国传统社会服务体系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及实践困境,这些挑战和困境成为推动社会服务体系理论、实践创新的逻辑起点。从原先以注重效率、经济理性为核心的工具理性范式向以社会利他、社会规范和集体利益为核心的社会理性范式转换,应成为创新社会服务体系的理论基石。在社会理性视角下,建构新社会服务体系的实践路径是:社会政策的社会理性范式创新是构建新社会服务体系的根本保障;新社会组织的发展是构建和实现新社会服务体系的重要抓手和组织化行动者;社会服务的社会化、专业化以及"社区为本"的本质属性是构成新社会服务体系的内在要求和实质内容。     

从生存维持到生活质量:社会救助功能创新的实践审思

提升贫困者的生活质量是社会救助功能发展的新趋势。生活质量概念有其丰富的内涵,它包括物质生活质量、主观生活质量和脱贫能力发展生活质量三个方面。我国新实施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不仅规定了对贫困者的基本生活给予保障,而且将其社会融入、心理慰藉及脱贫能力提升等内容也纳入其中,包含了提升被救助对象生活质量的政策功能。但实证调查结果显示,新的制度功能目标尚未得到有效落实。政府部门应尽快健全和完善相关制度设计,提升救助能力,加强对社会救助资源的动员和整合,以应对社会救助功能创新的实践困境。     

试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积极的社会政策托底

经济发展新常态是我国正在和将持续经历的经济-社会过程,以经济增速放缓和结构调整并行为基本特征的“新常态”会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也可能滋生经济-社会问题.面对新的经济-社会问题,积极的社会政策托底是十分必要的.积极的社会政策托底是积极的社会政策和积极地实施社会政策的结合,它有补救性、及时性、有效性、人文性、发展性等特征.要实施积极的社会政策托底,需要顶层设计和综合实施社会政策,利用好经济和社会的韧性,防止相对剥夺感的聚集,将救助保障与社会服务结合起来.     

我国农村反贫困战略中的社会政策创新探讨

我国农村反贫困战略的基本框架是一种亲市场的经济政策与具有"剩余"特征的选择性社会救助,体现在生产性的开发式经济扶贫和处于"激活"程序中的农村五保与医疗救助政策.长期以来,旨在救助贫困者的社会政策成为经济政策的附属角色,然而贫困者所面临的生计风险需要传统社会政策在扶贫框架中的转型.通过分析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在诸多方面的联系和差异比较,结合我国农村贫困的现实,本文提出以发展型社会政策为导向的创新路径,它们是:减少风险管理成本的社会资本、反社会排斥的劳动力政策、农村生计的保护与发展、健康与医疗政策的整合以及资产为本的个人账户建设等五个方面.     

指导性案例社会推荐模式初论——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为例

指导性案例社会推荐模式展示出最高法院的"民主化"姿态。由于指导性案例具有公共政策形成功能,契合了最高法院作为政治机构的需要,因此这一"民主化"动向应予以肯定,同时,指导性案例作为总结审判经验、统一法律适用的专业性司法机制,其社会推荐模式也不应在"民主化"上践行过远。就当下而言,社会推荐模式呈现出几乎被虚置的困境,这主要是受社会认知度、裁判文书公共度、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和数量、推荐的层级性、决策程序的回应机制以及技术性保障机制等因素制约。此外,从比较法视角来看,案例指导制度常态运行后,社会推荐模式的功能发挥也可能会因社会主体的不同心理期待及能力产生畸变。为促进指导性案例社会推荐模式的有效运作,需要制度规范展开进一步的调整完善。     

数字经济时代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2.0

人类正在进入数字经济时代,这对工业经济时代构建的社会政策体系提出了新挑战.数字技术替代劳动力带来的结构性失业风险和"平台+个人"的新零工经济就业模式,动摇了传统社会政策基于稳定雇佣关系的前提假设.平台垄断、数字鸿沟加剧了数字经济时代的不平等;而数字经济和全球化叠加对民族国家税收制度和税收征管的挑战,也削弱了国家实施再分配政策的财政基础.面对挑战,社会政策应更加注重发展的维度,强调对社会问题的上游干预.基于已有的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研究,文章提出构建发展型社会政策2.0的理念,其基本思路为:第一,重构三次分配体系,夯实社会福利体系的经济基础;第二,完善落实上游干预的机制;第三,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平等,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第四,实施发展型家庭政策,通过支持就业政策体系化和发展家庭社会工作,缓解工作家庭矛盾,促进劳动参与;第五,顺应生活方式社区化趋势,将社区打造为支持居民应对压力的后盾和开展经济活动的重要基地.     

数字经济时代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2.0

人类正在进入数字经济时代,这对工业经济时代构建的社会政策体系提出了新挑战.数字技术替代劳动力带来的结构性失业风险和"平台+个人"的新零工经济就业模式,动摇了传统社会政策基于稳定雇佣关系的前提假设.平台垄断、数字鸿沟加剧了数字经济时代的不平等;而数字经济和全球化叠加对民族国家税收制度和税收征管的挑战,也削弱了国家实施再分配政策的财政基础.面对挑战,社会政策应更加注重发展的维度,强调对社会问题的上游干预.基于已有的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研究,文章提出构建发展型社会政策2.0的理念,其基本思路为:第一,重构三次分配体系,夯实社会福利体系的经济基础;第二,完善落实上游干预的机制;第三,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平等,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第四,实施发展型家庭政策,通过支持就业政策体系化和发展家庭社会工作,缓解工作家庭矛盾,促进劳动参与;第五,顺应生活方式社区化趋势,将社区打造为支持居民应对压力的后盾和开展经济活动的重要基地.     

新常态视角下高校社会服务功能拓展研究

高校社会服务功能拓展是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应有之义和必然选择。强化高校社会服务的职能观,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培养应用型人才,面向社会领域主动开展科学研究,构建高校科学研究转化机制,建立高校社会服务的激励与评价机制,是高校社会服务主动适应和服务"新常态"的重要举措。     

社会福利治理的现代化转向——基于布兰德社会生态转型的视角分析

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社会福利治理也必须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转变。当前时代背景下的社会生态转型既是一种研究"社会—自然"关系的理论框架,也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发展形态,更是实现社会福利治理现代化转向的背景和契机。社会福利治理要求超越传统社会福利供需互动的简单过程,公平、效率与生态是今后社会福利治理的重要原则。随着人类社会对生态价值的不断追求,生态的意蕴得到扩展,社会生态已经成为超越纯粹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等多个社会符号的概念。在中国的社会生态转型语境下,经济发展新常态、社会政策转型、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等是其集中体现,这给国家治理现代背景下的中国社会福利治理带来理念转型、方式创新、主体活力、生态善治等诸多挑战。要在社会福利治理理念上融入新的社会生态观;借助法律、社会政策、网络舆情、社会组织及市场效率等多种力量来完善社会福利治理的现代化机制体系;实现规范性社会福利治理能力和人文性社会福利治理能力的双向提升,使社会福利治理朝着生态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社会慈善助推精准扶贫的对策及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精准扶贫资源配置正面临着严重的"内卷化"困境,"碎片化"已成为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精准扶贫不仅要求政府在扶贫发力上的精确化,更需要贫困人口的主动积极参与和社会慈善力量的广泛参与。近几年,中国社会慈善精准扶贫已经渐成趋势,学术界却很少给予关注。当前慈善税制存在的不少问题,客观上成了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瓶颈。如何推动社会慈善组织积极地投入政府主导的精准扶贫中来,税收激励是关键。须进一步完善《慈善法》中的税制规范,推动慈善精准扶贫工作的深入。慈善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可包括:创新企业慈善合作,助推精准扶贫模式;创新慈善扶贫助学项目,开发绿色银行和慈善旅游路线;创新慈善组织向企业筹资,开展产业扶贫新模式;创新"一帮、十联、六送、六助"慈善救助模式,打造慈善公益载体品牌;创新设立精准扶贫慈善救助专项基金。     

面向家庭的照料社会政策建构:范式、因应与路径

社会政策研究经历了由"补缺型特征"向"发展型趋势"的范式转向,家庭由此从"边缘"走向了社会政策的"中心",并与内外部环境产生积极互动。以家庭为切入点和着力点的社会政策为社会化的照料活动提供了重要启示,由此形成了满足社会照料需求、提升照料供给主体能力的照料社会政策。由于制度的长期缺位以及家庭功能的弱化,我国出现了老龄化与老年照料需求增加、儿童照料赤字与生育率降低、女性工作—家庭难以平衡、家庭形态变迁与照料功能式微等对照料社会政策的现实需求表征。家庭本位的照料社会政策的建构遵循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社会政策范式转型、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以及家庭发展能力提升的理论逻辑。客观审视当前中国家庭的变迁以及社会政策的演变特征,迫切需要将家庭作为照料社会政策的客体,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多主体、全方位、多渠道的行动路径,以培育家庭形成内生化的风险抵御机制。     

论社会政策比较研究的三重维度

社会政策比较研究是改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关于如何推进社会政策比较研究,学者众说纷纭。但政策认知、政策移植、政策原创是社会政策比较研究必须经历的三重维度。在这其中,认知是前提基础、移植是一般目标、原创是根本目标,此三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社会政策比较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政策比较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受经济社会发展失衡、政府信任危机以及竞争性因素的影响,也出现了如贫富差距扩大、群体性事件频发等问题。这就突显了我国社会政策创新和发展的紧迫性。因此,促进我国社会政策比较研究、推行治理能力现代化势在必行。但其在进行的过程中却遭遇了一些困境和阻碍,如人类理性的困境、理论通往实践的困境、提升政策创新能力的困境等,这就需要通过改善政策主体创新能力、优化政策系统环境予以破解。     

社会组织活力:经验测量及其政策意义

识别社会组织活力的要素,研判社会组织的活力水平是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基础。以社会组织活力的本质考察为基础,社会组织活力的基本要素可以界定为四个方面:社会认同度、参与公共服务的积极性、资源动员能力以及社会组织间竞争性。提升社会组织活力,需要增强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认同,通过政府认同引领与带动社会认同度的提升。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着力点,应放在提升社会组织服务积极性上。解决社会组织资金不足和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应加强包括合作能力在内的社会组织全面能力的建设。     

社会质量理论对我国社会政策建设的启示

社会质量理论是关于社会发展研究的新理论,它对我国社会政策建设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导向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为我国推进社会政策改革提供了新的视角。基于社会质量这一理论视角,我国的社会政策建设必须以提升社会质量为出发点,为建设可持续型福利社会这一目标服务。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重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关系,坚持社会公正的社会政策设计理念,构建包容性社会政策体系和社会政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机制,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协调发展,从社会经济保障、社会融合、社会凝聚和社会赋权四个维度提升我国的社会质量。     

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几点思考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以及社会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管理也由此面临着一系列新课题、新挑战。为顺应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需要,应从五个方面入手,不断加强和创新政府社会管理：一是转变思想观念,突出服务优先;二是健全调控机制,坚持疏堵结合;三是前移管理重心,注重源头治理;四是丰富管理手段,实行综合治理;五是加强队伍建设,提高能力素质。     

社会政策转向与中国家庭政策选择

家庭变迁和家庭问题的大量出现引起了社会政策的关注。社会政策经历了从注重在家庭之外对市场和社会的干预以弥补家庭功能,到投资人力资本、支持家庭、建立发展型家庭政策以增强家庭功能的转变。发展型家庭政策以预防家庭问题产生、帮助家庭行使责任,投资家庭、巩固家庭固有能力或"优势"为特征。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自然要以和谐家庭建设为基石,和谐家庭建设需要家庭政策支持。为此,我们应该摒弃视社会政策为被动应急、缺陷修补的做法,而应发挥其预防与发展功能,强化社会政策的"家庭视角",制定和完善家庭政策。     

农村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政府信任效应：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政府所实施的公共政策是增进公众对政府信任的关键因素，但现有研究较少关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后农村社会变迁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考察农村社会质量变化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以及政府质量所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后，农村居民对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的信任水平显著提升；(2)农村社会质量的提升对农村居民信任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具有激励作用；(3)基层政府质量提升可以强化社会质量对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的正向影响。因此，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应着力提升农村社会质量和基层政府质量，这有助于增强基层治理体系的稳定性，从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