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之际与道命之异--董仲舒天人思想探析

董仲舒的思想是包含着天道论和天命论两种意义的天人关系论,二者之间既有逻辑的也有历史的关联,他们之间既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又包含了深刻的矛盾.天道论与天命论的矛盾使董仲舒的天人之学陷入实践的和理论的困境,从而迫使儒家思想寻找新的理论出路.从董仲舒开始,天道论与天命论的相推互进成为儒家思想发展的基本理路之一.     

王道通三——董仲舒的王道观与政治理想

三才之道形成很早,天地人为一体,人在天地之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作用和价值,并集中体现在圣人身上。董仲舒继承传统三才之道,构建了王道通三的王道观,并发挥《春秋》微言大义,为君主建立起超越现实的为政理念和价值观,以重建其政治理想,对其后两千多年中国社会治理和政治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今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从"天人之际"看《易传》"三材之道"的意蕴

本文认为,在动态交遇之"际"的意义上,才能对《易传》"三材之道"作出准确的理解。在以往的知解式理解中,道成为异在于人自身的自在法则,它陷入与《易传》自身整体的矛盾之中。实质上,《易传》的道是经由人自身的活动而切近于人自身,并在天、地、人相遇的能动性活动中生成的。在相遇的活动中,生成了属人的世界及其道,此世界及其道的本质,在于它以人为其中正之心。     

王道政治境域下的融合——董仲舒对儒学的法家化改造

董仲舒是以法家改造儒学,还是以儒学改造法家,关系到对儒学基本性质的认定.文章以为,儒学实现同政权的有机结合,成为国家意识形态,是以确认皇权的独尊为前提的.既然如此,董仲舒当然是以法家的精神改造儒学,而不是什么将先秦原典儒学的基本精神,移植到法家政刑体制内,进行了"转化性的创造",使之成为这一体制的灵魂和基石.     

政治、道德与历史之古今变奏——一种非历史主义政治哲学的可能路径

施特劳斯对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批判指向了一种非历史主义政治哲学的可能路径,但是我们同样能够立足以康德和费希特为代表的德国观念论传统在政治与道德、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的辩证和纠结,从中找出既能有效地回应古今之争而又不陷入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之二难选择的理论资源。从康德经由阿伦特到哈贝马斯的思想线索例示了走出所谓现代性绝境的可能路径,而后阿隆的当代法国政治哲学则构成了消化和回应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另一种富有前景的理论选项。     

董仲舒与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实践化——儒家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模式研究之五

儒家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就是儒家政治理想走向实践的过程,也是一个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董仲舒是使儒家政治从理想走向现实的奠基人,也是使儒家思想政治教育从理论走上实践之路的开拓者。他构建了汉代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和目标,推进了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运动。     

古今学问之战的历史僵局

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大约四十年间,欧洲知识界爆发了一场“古今之战”.这一事件通常有两个名称:在巴黎爆发的论争称为“古今之争”,在伦敦爆发的论争称为“书籍之战”.这一事件不仅是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之间的连接点,而且标示出现代西方文明史的基本格局.分析这场“古今之战”的开端,维持而非打破“古今之战”的历史僵局,对于文明史的未来发展更有意义.     

王霸之辨与天人之际：黄宗羲心学的政治之维

黄宗羲的心学与其政治思想之间的关联,首先体现在其“道德—事功”一体的儒学观,就思想史脉络而言,则体现出作为近世新儒学两大支柱的心性、事功之学的交汇转化。其次,在王霸之辨的问题上,黄宗羲既远资孟、荀之思想资源,亦汲取近世朱子、陈亮王霸义利之辩之精义,进而将王霸义利问题引申到政道公私的层面。最后,心学的政治意义亦集中体现在“天人之道”的维度。一方面,超越的心灵之维乃为政制革新、法度损益提供了重要精神支持;另一方面,黄宗羲认定天意必由民意而见,反对宿命论与灾异说,主张士君子通过自身的实践与修为来积极承当天运,从而展现出一种持循天理、勇于担当的经世精神和更加积极的政治意识。     

《周易》三才之道构建天人和谐观

《周易》的象数义理博大精深,而三才之道就是其重要内容之一。三才之道突出人道,人道包括人对自身生理的认识、对内心的体验、对人文社会的体察,进而对自然宇宙的沉思。三才之道,在生理上直接影响中医对人体的认识;在人事上主张和谐,“崇德广业”;在自然上崇尚效法天地,裁成辅相;在新时期,我们要赋予裁成辅相新的内涵,发挥其作用,从而建立更高层次的天人和谐观。     

儒家政治思想的连续与转折——徐复观论董仲舒的政治哲学

徐复观通过对董仲舒的"天的哲学"的分析,认为董仲舒在为汉代政治体系寻求合法性依据的同时,依然继承了儒家思想与权力的紧张,即通过天的权威来体现对于君权的制约.徐复观看重儒家思想在汉代的连续性,这决定了他对董仲舒理解的基础.但是这样的角度,也会使徐复观忽视儒家与权力体系的妥协性,导致对董仲舒政治儒学的曲解.     

体道之乐与出处之节——略论泰州学派诸圣贤的安身立命之道

明代中期泰州学派的几位代表人物,王艮、王襞、韩贞和罗汝芳等人,都是对儒家天人性命之道体悟颇深的醇儒。他们体会到了人类心灵先天具有的真乐,这是一种超越得失荣辱的自由精神境界。在此基础之上,他们所秉持的出处观与追名逐利的世俗观念大相径庭。罗汝芳是为道而仕,不计个人得失,王艮等人则以处士身份诲民行道,化民成俗。他们的出处进退之节,都堪称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楷模。     

天道、身道与国体:董仲舒国家建构思想的三重维度

汉朝发展至武帝时期,原有的政治体制已经无法适应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各种制度问题不断涌现。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董仲舒以天道作为政治体制设计与运行的宇宙论依据,以身道作为规范政治体制要素及其关系的正当性基础,以政治家的实践技艺作为消解政治体制建构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权力问题的主要方式,对汉朝的政治体制进行了规范性的研究与设计,建构了系统的贤能政治体制。对董仲舒国家建构思想进行整体分析,并在此的基础上对其所建构的贤能政治进行反观与检视,有助于理解传统政治的特点及古今政治的分界。     

古今之变与公私德行的现代理解

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偏向,是一个需要辨析的问题。循内部解释脉络,公私德行的关联与偏重需要一个平衡摆;以外部解释的理路,公私德行的功能与效用需要确定兼综性。如何平衡与兼综,需要一个社会坐标。古今之变,是分析公私德行状态的前提条件。在古代视角,私德的决定性显而易见;在现代视角,公德的优先明确无误。在现代处境中,不存在从私德直接贯通到公德的可能性。古代儒家以私人德性理解德行"公共性"的进路,需要转进到公私德行分流的现代结构,但私德的社会伦理效用与公德的政治伦理功能必须分别确认。这不是一个在中西差异角度审度的问题,而是一个在古今变局的角度才能够深切理解的问题;公私德行分流,是一个人类的普遍处境,而不是一个地域的特殊遭遇。     

论荀子的“群居和一之道”

与处于基础层面的性恶论和在逻辑上内涵相对较大的礼论相比,抽象的内涵较小的"群居和一之道"更宜视为荀子的思想核心,且它根本上是一种政治哲学的表达。荀子那里,划分社会等级的礼是"群居和一之道"在现实层面的具体落实。与孟子把性善设置为政治的道德基础不同,荀子以性恶为政治的理性基础。对他来说,性不是生,也不是心,而是"生之所以然"的形上之性,然而,此形上之性又生发于形下层面,展现为情性;其所谓善恶也不是道德判断,而是事实描述,性恶指对生发于形下层面的情性不加以适当节制而导致的"偏险悖乱"的非秩序状态,礼则是为了避免陷入此种混乱境况而对政治的理性设计。不止于此,荀子还延续孔孟传统,为政治建立道德基础,但他却把道德基础安置于为政者身上,认为为政者必须同时是道德的楷模。在荀子,"心"是认识和肯认"礼"以"化性起伪"进而达到"群居和一"的枢纽。     

王夫之“古今之通义”的深刻内涵与价值建构

古今之通义是王夫之道义论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和命题,它与一人之正义与一时之大义一起构成王夫之义范畴的有机体系并在其中起着引领、规范和宰制一人之正义与一时之大义的独特作用而成为最高层级的义范畴和义判断。古今之通义聚焦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挺立的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和道统精神,构成中华民族的道德慧根、价值基点,因而是属于至善和粹然而善的根本性价值或终极价值。它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渗透在中华民族的伦理血液之中,成为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伦理基因和价值动原。     

王道政治的精致构想——《管子》民本思想与德治思想新探

王道政治是先秦时期理想的政治形态.除了儒家之外,《管子》也有非常精致的构想.《管子》关于王道政治的构想主要反映在其民本思想与德治思想方面.《管子》继承了早期的天道观,把天道与民意联系起来,并由尊天道走向了贵民意,确立了民本思想.在政治上,《管子》提出了治国“十一经”,试图从政治权力层面的社会和道德基础、经济民生层面的富民之举、法律和政令层面的安民之举以及民意层面的重民、贵民思想等四个方面,来建立清明的社会政治.《管子》还表现出对德治的倚重,提出建立完善的伦理道德.     

西汉王道政治之“天”下秩序的厘定

西汉王道政治与先秦孔、孟政治哲学最为显著的不同便表现在前者对天道概念的绝对重视,他们有意识、有目的地将天道应用在经学的各个派别中,以期建构一个“天”下秩序的政治格局。以陆贾、韩婴、董仲舒为代表的儒者开启了汉代经学中天人之学的基本面向,刘向、戴德、京房、夏侯始昌、翼奉等学者踵继其后将天道概念应用到经学的各个派别之中。以天道为王道政治的终极根据成为西汉儒学最显著的特征,由此经学的学术视野逐步转向对天命、阴阳、五行、四时等与“天”相关的概念群的探究与追寻。借助灾异与符瑞理论,西汉王道政治不仅将天子的权限规约在最具权威的天道之下,更以君主是否顺应天意作为衡量其权力应用得当与否的主要评判标准。由此,君主成为上天位阶下的一爵,不再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限定与矫正君权之后,西汉诸儒进一步通过天道来实现其对“天”下政治秩序的具体理论建构。以君臣差序格局和尊夏贱夷为“天”下秩序主要论述的两个方面,前者规范了君臣各自的职权与相互的责任及义务,后者通过对夷夏关系的探讨重申并厘定了文明中心对政治边缘所享有的话语主导权。     

神圣与世俗——奥古斯丁与董仲舒的历史价值取向比较

奥古斯丁与董仲舒是中、西方古代史上杰出的思想家,他们各自都有庞大的思想体系。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比较两人历史的价值取向可以看到：中世纪的奥古斯丁由于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因此对上帝充满了无限的敬爱,他认为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相互斗争,上帝之城最终取得胜利的历史,因此是一部圣史,世俗历史毫无意义可言;西汉的董仲舒刻意解决的是如何继续有效地巩固统一的帝国,所以,他表面叙述的是人间历史由天意而展开,实际上则是偏向于世俗历史的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