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变与“政变”：清末山西“交文惨案”与地方政局困境

清末政局动荡,社会管控力量渐弱,山西民变此起彼伏。1910年春交城、文水两县因抗拒新政禁烟引发官民冲突。民众的暴动行为是基层社会失序的表现,也是对地方政府权威性的挑战。“交文惨案”后续引发山西咨议局议长、山西巡抚、《晋阳公报》主编等相继辞职。此事背后反映了清政府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及其在推行新政中所面临的多重困境。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新政改革制度设计的缺陷、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活动等等都使得山西地方政权岌岌可危。“交文惨案”的事发,不仅让这些矛盾更加凸显,也造成了军政权力的更替。政府式微,民变愈增。反过来,日益增加的民变也强力冲击了地方政权的稳定性。     

明朝末年宜兴民变考论

宜兴民变发生在崇祯六年、七年,是宜兴下层民众自发反抗官绅勾结的一次大规模群体性抗争行为,持续时间较长,波及周边府县,影响较大。民变初期,官府采取镇压手段,直接导致事态恶化,而实行招抚政策后,使事件最终得以平定。这次民变不同于其他江南民变,没有生员参加,其组织者和参与者均为下层民众。《明史》等史料认为处理宜兴民变的巡按御史祁彪佳考核落职,是曾为民变时期内阁首辅周延儒的报复行为,但通过对周延儒与宜兴陈氏关系、致仕时间等问题的探讨,可以发现周延儒与祁彪佳落职一事并无多大联系。     

民国时期湘鄂边区匪祸民变原因初探

湘鄂边区数县古为蛮夷之地,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地瘠民贫。民国时期,政治动乱频繁,匪患、民变迭起,加之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又不断酿成兵灾,广大边区人民承受着深重的苦难。这个地区在民国时期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武装势力,其主要来源有五个方面,即兵(旧军队)、团(地方团防)、匪(武装股匪)、神(神兵)、民(民变武装),表现出天下未乱,边区先乱,天下已治,边区后治的特点。尤其是武装股匪活动猖獗,民变也时有     

从民变看清王朝灭亡及历史启示

辛亥革命前10年,民变风潮日趋频繁与激烈。水旱偏灾、捐款赔偿、失业、吏治腐败是促发民变的因素。而民变作为下层群众对民生绝望是最“原始”的反映：动摇了清延统治的根基。清政府对民变偏重剿灭,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的生计。清政府对民变的措施、赈灾弊端转化为危害社会运行的因素,激化了社会矛盾,民变成为清朝灭亡主要原因。这就启示我们：民生大于天,要重视民生,改善民生,得民心者得天下,方为长治久安的治国方略。     

近代中国城市民变的比较审视——以1908年汉口摊户风潮与1946年上海摊贩风潮为中心

在近代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政府管理下层社会群体时常失效从而诱发城市民变,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城市政治文化与日常生活。1908年汉口摊户风潮与1946年上海摊贩风潮对比表明,摊贩集体行动的爆发是政府管理摊贩失效与异化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抗争方式、步骤、目标呈现出一般性展演规律和大众心态,也在历史的发展中发生局部变异。市政当局、商会组织、新闻媒体、权力谋求者等不同社会力量基于各自利益的考量与行动,左右了摊贩风潮的发展轨迹与社会关注。摊贩集体行动影响了市政公权与下层民众间的关系态势,但并未根本改变摊贩的生存状态。背离民生的执政理念使市政当局时常置市容整顿于小民生计以优先的位置。政府立场与民众利益的根本对立,注定了风潮后的宁静只是暂时的,城市民变成为社会动荡与统治危机的预演。     

略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的山东社会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的山东民众生活日趋艰辛,清王朝内忧外患,统治岌岌可危,再加上官吏贪腐、"民怨"沸腾,社会控制力越来越弱。"民变"时时发生,社会骚乱不断,社会失范日趋严重。这一时期的山东社会力量出现了分化、组合,社会分裂严重,有组织的反政权力量日益强大,原有的社会秩序濒临瓦解。山东与全国其他省区一同推动了辛亥革命的形成、发展及高潮的到来,是全国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论同光时期晋南地区的教化措施——以地方官员马丕瑶为中心

晚清同光时期,内忧外患使得清王朝传统统治秩序濒临崩溃,民众信仰体系受到极大冲击。各级地方官员为尽快恢复统治秩序,采取各种措施教化民众,为“同治中兴”局面的出现提供了前提条件。内陆晋南地区地方官员马丕瑶通过官方和非官方的教化组织,积极投身于教化民众的实践中去,这对挽救世风、端正士习以及恢复晋南教育教化基础,重振传统学术文化的繁荣局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带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的警政思想述评

蒋介石基于推行地方自治,巩固基层统治和“剿共”之需要,极为重视警政,提出了“警察是推动一切行政的原动力”、“是民众的导师”以及“警察为保甲之重心”的警政思想。其实践既未能达其“绝匪之根株”的目的,也未能推动地方实现自治,以及“为民众谋福利,进而达到生活优裕精神愉快”。但对中国近代警政的演进无疑起了积极作用。”     

元代山西地区的行省行中书省与中书分省

在征服与统治山西地区的过程之中,元朝统治者陆续建立过一些地方政权机构,其中包括有行省、行中书省和中书分省。本文通过参考有关研究成果,试对与元代山西地区的行省、行中书省和中书分省有关的问题展开探讨。     

有元一代山西地区的水利建设

水利是农业之命脉 ,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施政先务 ,亦是受到河东山西地方官府与广大民众历来重视的农业基本建设。然而 ,有元一代全国水利建设的研究成果却为数甚少 ,山西地区水利建设的有关问题未见专论 ,无所借鉴。为此 ,本文试对这一时期山西地区水利建设的社会背景、自然条件、开渠溉田、水利管理及其主要特点等问题进行探讨     

民众反蒋心理与解放战争的胜利

本文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强大和革命战争的正义性固然是导致蒋介石反动统治迅速崩溃的主要原因,但民心向背、民众心理也是促使其灭亡的重要因素。首先,饱受近百年民族压迫之苦的中国人民,对蒋介石政府出卖民族主权和利益的行径,深切痛恨。其次,民众渴望和平,反对战争,因此,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反动伎俩每暴露一次,其民众心目中的威信就大跌一次,直至完全丧失民心。再次,蒋介石政府对人民的疯狂掠夺,使民众失去了基本的生存条件。民众在心理上盼望蒋氏政权垮台。     

明清时期田氏土司对容美地区的社会控制力研究

容美田氏土司在明清时期崛起成为湘鄂渝黔四省边界地区实力最强大的土司,也是清朝湖广土司"改土归流"中唯一用兵的地区。田氏土司对容美地区具有很强的社会控制力,主要从政治、军事、刑法、经济等方面控制地方社会,并利用宗教信仰、民俗文化、传统地方性知识等影响民众,巩固其统治。     

民国时期山西村政建设中的教育绩效及当代启示——基于阎锡山教育思想的考察

民国时期阎锡山主政山西期间,在山西村政建设中曾大力发展教育事业,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以及社会教育使山西的教育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从普通民众、知识分子以及地方官员多元化视角剖析民国山西村政建设中的教育绩效,可以探究其在教育方面的成效与经验。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认可阎锡山在当时破旧立新,坚持推进乡村教育所带来的文化普及和移风易俗上的成效,地方官员则认为阎锡山推行的教育理念带有浓厚的军国主义成分。以史为鉴,地方政府投入充足的教育资源,家庭教育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再加上地方领导充沛的办学热情,三者实现有机结合,可以促进当代乡村振兴计划中教育事业的发展。     

论宋朝政府对民变的非军事对抗性策略

宋朝统治者在平息以民变为主的“内患”时,虽然也剿、抚并用,但与前代相比,却更多地采取以招安为主的非军事对抗性策略。这种策略在平定王小波、李顺起义,宋江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的过程中都有充分表现。宋朝政府对民变采取这一较为和平的策略,理由有三:一是军事力量不足,州郡兵力尤为空虚,经常是不得已而为之|二是宋代士大夫深受“仁政”思想影响,对部分民变怀有一定的同情,容易倾向于用和平手段平息|三是用武力镇压民变成本太高,并有严重后遗症。对民变采取非军事对抗性策略,有利于宋朝社会的稳定和减少对社会经济、文化的破坏,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以此策略平息民变并非都能奏效,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业已存在的社会矛盾。     

社会控制与民众教育——析1800年前后法国的民众教育观

启蒙运动后法国民众教育的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滞后于启蒙思想的传播.本文对大革命前后法国的民众教育观进行了分析,认为社会统治阶层出于社会控制而为广大民众设计了有限的教育,而几乎静态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也影响了民众对教育的兴趣和对平等教育机会的争取.     

清初土家族地区的保甲制度探究

清初,土家族地区相继完成了改土归流,普遍设立府、州、县,以流官取代了土司的统治。为加强对乡村基层政权的管理和控制,清政府在土家族地区推行保甲制度,保甲制度在清查户口、征收赋税、维护治安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地区社会稳定的保障。与其他地方相比,土家族地区的保甲制度在厘清户口、推行官府的政令以教化民众等方面有着更为重要的职能。     

民众觉悟与辛亥革命的成败

武昌首义后,各地民众同情、拥护、支持革命,不少官吏对朝廷亦反戈相向,清廷众叛亲离,民心丧尽,瓦解之势成,革命于是迅速取得推翻清朝统治的胜利;而各地"独立"之主持者、参加者、拥护者,目标多集中于反满复汉,对此次革命所奉之主义未必真理解,对民主、自由、平等、共和等鲜有正确认识,这就使革命难以完全达到预期目的。总之,民众的政治倾向、觉悟水平与辛亥革命的成败息息相关。     

简论“新县制”下湖北的基层民意机关

国民政府20世纪40年代实行的新县制标榜地方自治、还治于民,并且成立从县到乡镇保甲以及各户的各级民意机关,和行政上相配合,力图加强对基层的控制并获得民众的支持。湖北省也依照政府规定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并成立了各级民意机关,但是各级民意机关在实际运行中存在很多问题,无论是议员选举还是议案以及民众意见的反映都未能达到其最初的目的,反而成为部分土豪劣绅为自身谋利益的合法机关。国民政府设置基层民意机关辅助地方自治的目的几乎没有实现,根本原因是国民政府的专制统治。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问题研究综述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风起云涌,成为当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研究民变问题是透视清末社会恶性运行的重要视角。关于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尤其是乡村民变)问题的研究,学界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从总体上看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空白。     

灾荒与民变:略论道光十七年山东潍县马刚天柱教叛乱

道光时期,国家内忧外患不断,就在清政府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后,鸦片战争尚未爆发前,在山东潍县爆发了一次因灾荒而引起的武装暴动,这次民变以宗教为旗帜,不但攻破县城,而且劫狱杀官,对清朝最高统治者造成了巨大的震动。从表面看此次民变是因灾荒而诱导的,实质是清中叶后阶级矛盾不断积累与恶化的结果,是清政府对基层社会逐渐失控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