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网站外宣翻译规范性探讨——以舟山市政府网站的英文版为例

政府网站的英文版属于外宣翻译的范畴。本文作为个案研究,以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论为理论依据,分析了舟山市政府网站英文版在语言、语用和文化这三方面存在的问题及缘由,提出政府相关部门和译者应共同努力,提高政府网站英文版的质量,尤其是译者应具有较强的外宣翻译意识,采用合适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使政府网站的英文版符合目标语读者对译文的规范期待,从而实现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论中的“明晰”、“真实”、“信任”、“理解”四种价值观。     

张弛有度 收放自如——从翻译规范论看《前赤壁赋》杨、戴译本

文章从切斯特曼翻译规范论的视角对《前赤壁赋》的杨宪益、戴乃迭译本进行解读。研究发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本着忠实传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主要采用的翻译策略是异化法,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期待规范;而在传达原文的意思和处理译文的逻辑衔接关系时,译者既能做到忠实传达原文大意,也能充分考虑目标语的文本语言规范,符合专业规范的要求。同时,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也发挥主观能动性,能够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调整翻译策略与技巧,打破特定规范的限制。     

从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论看文学翻译中译者对翻译策略的把握——以索尔·贝娄的小说Hidden With in Technology＇s Empire,a Republic of Letters的翻译为例

＂翻译研究学派＂关注译文产生的文化背景,源语和译入语的文学规范和文化传统对译文产生的影响,他们以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为理论出发点,提出了翻译规范论。该领域开先河者为图里,理论集大成者为切斯特曼。本文重点关注切斯特曼对翻译规范的阐述,以及其论述对文学翻译中译者能动性的启示。     

从语言顺应论看严复《天演论》的翻译

维索尔伦认为语言使用,是一个连续不断的选择过程。翻译也是一个连续选择的过程,译者要顺应具体的交际语境和交际对象对译著内容和翻译策略作选择。基于维索尔伦的语言顺应论,对严复《天演论》的翻译做出解释。指出严复《天演论》译著内容的选择顺应了当时社会变革的需要,翻译策略的选择又顺应了读者的文化嗜好,因此他的这部译著在中国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翻译规范视域下的《论语》英译——以刘殿爵译本为例

翻译规范理论肇始于利维和霍姆斯,发展于图里,集大成于切斯特曼。该理论以文化模因为切入点,涉及哲学、语言学和社会学等多门学科,覆盖翻译过程的所有阶段,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和职业道德紧密联系,对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都有重大意义。借助翻译规范,可以窥探刘殿爵《论语》英译本背后的文化因素。该译本承载目的语文化的主流规范因子,使得本身加载的时代文化模因更加深刻。译本语言文字的整体感和细节处都是以西方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但传递的信息却是中华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刘殿爵的翻译给人们的启示是,翻译要满足目的语读者的种种期待,文化内容的移植需要引发目的语读者的心灵共鸣。     

试论严复在译介过程中的成就与问题

尽管严复的翻译对于欧洲科学向中国的传播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但是仔细观察严复的翻译,发现严复作为欧洲科学思想的传播者的评价可能在严格意义上是过于高估的,这是因为严复在译介过程中所关心的可能不是科学本身。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观察这一结论,首先,严复注意到了中文的含混性问题,这一问题的发现具有极其重要的现代意义;其次,严复也发现了在翻译过程当中比喻的妙处,他甚至在翻译《群己权界论》时嵌入最具独创性的例子,尽管这一例子从来没有出现在穆勒的书中;再次,严复在翻译过程当中存在着文本任意改编的问题,同时甚至很难在翻译过程当中遵循翻译名称的一致性原则;最后,在新词的创造过程中,恰恰是严复所发明的词汇没有承受住物竞天择的考验。     

翻译规范论与公示语英译

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使得中国的许多城市走向国际化,而公示语的双语化是城市国际化进程中的必然。本文认为切斯特曼的翻译规范理论可以有效地指导公示语翻译活动。翻译活动必须符合期待规范、遵守专业规范。为此译者一定要注重中西方文化差异,突出交际目的,准确、简洁地传递信息。     

中国传统译论中读者观照的诠释

读者观照就是西方翻译理论家倡导的读者反映论,这恰是我国传统译论一个显著的特点。不论是佛经翻译,还是近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译介,译者在翻译时均考虑到了读者的文化修养、文化背景、视野期待、审美能力等诸多因素。读者的需求和反应无疑会影响译本的质量以及译者对所译作品、翻译手段的选择。解读我国传统地译论中读者关照主要目的在于科学地审视和全面地评价传统译论。     

安德鲁·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模式透视

翻译伦理指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规范。它讨论的是译者和其他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文本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切斯特曼基于以往的研究,提出了再现、服务、交际、规范和承诺五大伦理模式。五种翻译伦理的提出把翻译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本文通过对翻译伦理的回顾,重新透视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模式,指出模式各自的理论基础、适用范围、局限性和不足,希冀进一步构建翻译伦理学研究范式,纠正其负面影响。     

中国传统译论中读者观照的诠释

读者观照就是西方翻译理论家倡导的读者反映论,这恰是我国传统译论一个显著的特点.不论是佛经翻译,还是近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译介,译者在翻译时均考虑到了读者的文化修养、文化背景、视野期待、审美能力等诸多因素.读者的需求和反应无疑会影响译本的质量以及译者对所译作品、翻译手段的选择.解读我国传统地译论中读者关照主要目的在于科学地审视和全面地评价传统译论.     

对严复翻译标准的再认识

严复的翻译标准代表了中国翻译理论史上的一座高峰,但目前翻译界对其有诸多误解。要消除误解,就必须对严复的翻译标准进行全面的再认识。     

严译名著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以严复译《群学肄言》为例的考察

运用跨语际文本分析的方法,对严译八大名著之一的《群学肄言》进行考察,可以看到严复译《群学肄言》译文中包含大量严氏自己的思想,译者不仅传达了斯宾塞原作中所固有的西方思想,同时通过有意识地选用特定的语汇,将中国儒家的思想精华,尤其是荀子有关"群"的思想和朱熹一派的理学思想精华有机地融入其中,反映出严复立足中华文化,努力吸收当代西方科学思想,希望从源头上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思想文化现代化的真诚愿望。严复此种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的努力,堪称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继孔子、朱熹之后的又一个里程碑,为中华文化在近代的复兴奠定了初步基础。     

"信、达、雅"在对外传播翻译中的合理运用

从广义上将对外传播的翻译问题划为两类:误译和过于直译,诠释对外传播翻译中"信、达、雅"三字标准的含义。并辅以实例指出,如果译员能将"信、达、雅"正确贯彻到对外传播的翻译实践中去,就能得到既有效度又有信度的对外传播译稿。     

中西翻译原则的相似性

在界定翻译原则的基础上,比较了中西翻译理论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三家翻译原则,即中国严复的“信达雅”、英国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和美国奈达的“功能对等”原则,揭示出一条共同的翻译总则。     

从翻译生态学角度解读严复译著《天演论》

翻译生态学将翻译学和生态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利用生态学的模式,解释翻译现象。严复《天演论》的问世,离不开当时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同时严译本《天演论》也发挥了相应的翻译生态功能,其翻译过程充分体现了生态学中的限制因子定律、耐性定律以及最适度原则。试图从翻译生态学的角度,解读《天演论》的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生态功能以及其中所体现的翻译生态学的基本原理。     

译者目的与翻译规范

文章从功能主义目的论出发,结合描写学派的翻译规范论,以《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中译本为例,分析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导行为及其制约因素,进而指出,译者主体作为两种文化的中介,受译入语体系的规范所制约,需要(赞助人的)翻译目的来做指导以作出翻译决策,表现为既要接受赞助人的主导,又要迎合读者的期待视野,还要遵守自己的道德规范,其文化身份和文化取向不可避免地体现在其翻译策略的选择上。     

重释《天演论》的翻译

为了更全面地研究《天演论》的翻译，从德国翻译目的论这一全新的视角出发重释了《天演论》的翻译，结果表明：严复翻译此书的目的是思想启蒙．保种自强．救亡图存，为此他采用了达旨、增删、换例、加按语等翻译方法以及古雅的文体，从而印证了翻译目的决定翻译方法并为当今翻译方法的选择提供了启示。     

守规与译者的主体性——关于翻译规范的认识

翻译标准历来是译论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一方面,作为一定社会群体成员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从潜意识里有遵守该群体的由历史、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因素积淀而成的具有规约性的翻译规范的愿望;另一方面,作为主观价值判断的翻译规范具有流变、历时性的特点,它反过来有助于译者主体性的彰显。文章借用图里（Toury）的规范（norms）理论,从心理角度和翻译规范的主观性两方面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守规以及规范的宽容性与译者主体性的关系。     

符际翻译再思考——以严复翻译实践为例

从卡特福德翻译理论的“转移”和“转换”观念出发,以符号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为标准,将雅克布逊的符际翻译划分为符际转移和符际转换两类。其中：符际转移要求符号属性在翻译前后保持一致,强调各感官符号及空符号间的转移,拓宽了广义翻译研究的范围;符际转换凸显了翻译前后符号属性的变化,又可进一步分为影响翻译选材的一级转换、解构原文的二级转换和决定译文生成的三级转换。严复翻译实践的考察证明了上述分类的可行性,也为严复以及翻译的解读提供了新的视角。     

桐城派古文主张对《天演论》译介的影响

作为晚清时期系统译介西方哲学著作的第一人,严复译介的著作备受关注。一直以来,学者对于其译作采用“桐城派古文”翻译的手法有简要的阐述,但研究得不够深入。本文拟以《天演论》译本为例,论述桐城派古文主张在严复译介中的应用及具体的实施过程,揭示严复译作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继承与创新以及对当今翻译实践的重要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