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申报》对“四四”儿童节报道述评

抗日战争爆发前,《申报》不仅报道儿童节的设立和上海市的庆祝活动,而且以此为契机,传播儿童教育新理念,也不乏对儿童节的反思,更难能可贵的是,儿童节商业广告都渗透着对儿童爱国教育的灌输。《申报》对国民政府“四四”儿童节的报道推动了儿童教育的发展,彰显了报道的时代性、教导性特征。     

近代中国儿童节创设的宗旨与教育意义

儿童节的创设是近代中国慈幼事业的一大进步，反映了国民时期中国社会对儿童教育与保护意识的提升。从儿童节的历史由来、儿童节纪念办法的制定、“国难期”首次儿童节纪念活动的艰难开展及舆论动员等情形可知当时中国社会各界极为重视儿童节及儿童节纪念活动的开展，体现了近代中国儿童节创设具有倡导尊重儿童独立人格、号召社会各界协力保护儿童、推动儿童教育事业的进步等重要教育意义，儿童节创设对当代儿童节活动的开展及儿童教育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瞿秋白与“五一”纪念

瞿秋白写于不同阶段的11个“五一”纪念文本,建构了他与“五一”节之间的一种主客体历史关系.通过这些文本他传播了马克思主义,阐述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批判了第二国际中改良派的妥协思想和行为,宣传了共产国际工人运动的策略理论,同时为中国工人阶级提供了一套开展革命运动的政治术语.作为对剥削制度下的劳动问题所做出的一种反应,瞿秋白的“五一”纪念文本为我们留下了一段历史的见证和记忆.     

战时首都重庆的五四纪念与抗战动员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重庆专门成立了陪都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以便顺利完成五四纪念的筹备和开展工作。陪都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通过五四纪念大会、火炬游行、游艺活动等方式,动员青年参与抗战建国。重庆各界形成一股纪念五四运动的舆论热潮,通过追忆五四,明确抗战紧迫性,强调青年的时代重任和使命等话语进行精神动员。在五四纪念日中,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积极开展募捐、慰劳、宣传等抗战服务工作,不仅支援了前线将士的抗战,也赢得了国际友人的关注。     

抗战胜利后山东国民政府师范教育政策回顾与述评

通过梳理民国时期山东国民政府相关的档案资料发现,抗战胜利后山东国民政府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师范教育的政策措施.这些措施为山东师范教育的恢复重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山东师范教育事业的发展.由于当时政局混乱、内战爆发、政府财政濒临崩溃等原因,上述政策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回顾总结这段历史,不仅可以丰富山东近代教育史研究成果,而且对当今的教育政策与实践具有启示意义.     

政治节日与节日政治——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国庆活动

民国建立后,北京政府将武昌起义之10月10日定为国庆日,官方与民间对此均十分重视,届时举行各种活动以为庆祝。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国庆活动,经历了由民初的官民一体共同庆祝,到后来国庆活动中官民分立与对立的变化过程。各级各类学校则将国庆活动作为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及宣传启发民众的重要时机。进入20年代以后,国庆活动往往成为各界民众表达政治意愿,进行政治活动的重要场合;另一方面,国庆活动中亦增添了体育及娱乐、游艺等内容。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国庆活动反映出当时政治与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抗战时期中国民主政治研究--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

抗战时期的民主政治是进步的,其最大的特点在于民主与集权相互依赖,相互发展,不是集权阻碍民主政治的发展.集权专政是有着相当的社会原因,这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利于战争环境下的社会发展.抗战时期的民主政治有很多的借鉴价值,"三三制"原则,精兵简政,参政议政,扩大群众基础,都是我们今天应该高度重视和学习的.     

抗战前十年宋美龄的政治角色探析

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后,宋美龄对蒋介石劝勉、关爱、体贴颇多,成为蒋介石之“内助”。藉由“内助”的角色,“操流利之英语,兼善写作”“智勇”且具有政治远见 的宋美龄逐渐与闻政治,在抗战前十年参与了伤兵慰问、遗族学校筹建、航空建设等事宜,发挥了一定的政治作用。     

被解释的政治与被建构的文学--抗战讽刺喜剧的一种政治阅读

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本质特征,就是文学和政治之间缠杂不清的功能性关系."抗战讽刺喜剧"作为一种"文学--政治"之间最具亲和力的个案文类.其产生是特定时代的历史性召唤.它的艺术形态和艺术价值的建立,主要得益于以文化为中介统纳政治和文学,形成文化与政治的双重修辞和互否性批判,达到政治功能和审美效应的深度融合.     

国际政治与中国抗战局势

本文分析了从“九一八事变”到武汉失陷期间,国际政治与中国抗战局势的关系。论证了在国际政治制约和影响下,国共两党于“华北事变”前后对日对内政策的分歧斗争、发展变化及其原因;论证了抗战初期,尽管国共两党抗战路线不同,却能基本上团结一致对外的国际与国内的政治原因;强调了中共提出和坚持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对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意义     

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留学教育

南京国民政府为巩固其专制统治 ,极为重视军事留学教育 ,192 9年颁布了《陆海空军留学条例》 ,对军事留学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陆军留学 ,主要由训练总监部主管 ,2 0世纪 30年代以前重点派往日本 ,“九一八”事变后转向德国 ;海军留学由军政部负责 ,主要遣往英国 ,其次为德、日、意、美等国。为了军事的绝对统一 ,禁止私送是军事留学与一般留学政策上的明显不同之处     

论“华北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

“华北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在积极“剿共”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具体的抗战准备。这一时期的抗战准备可细分为两个阶段,每一阶段既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抗战准备,也有思想文化方面的抗战准备,具有韬光养晦、隐秘进行,“安内攘外”、矛盾交织,依赖外援、受制于人,全面准备、持久抗战,由虚到实等特点。这一时期的抗战准备一方面为“华北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全方位的抗战准备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综合国力虚弱,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阶级本性及其执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路线大大制约了这一时期抗战准备作用的发挥。     

论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食盐运销政策

盐业引岸专商制度与自由贸易制度之争由来已久。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曾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却最终没能顺应历史的发展潮流。其改革因循守旧,片面追求财政收入,与引岸专商沆瀣一气,致使食盐运销制度的改革陷入停滞状态。对后来的抗日战争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设立国家纪念日的原因及意义

本文通过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采取国家立法形式分别确立三个国家纪念日的简要论述,着重指出设立国家纪念日的原因是完善纪念活动、提高公民历史价值观、维护国际正义、遵循国际惯例。其具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维护和平、开创未来的现实意义。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移对抗战局势的影响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各部门陆续西迁,重庆成为中华民国的战时首都。国民政府迁移作为救亡图存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的抗战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带动了大批人口的西迁,为后方国统区积聚起必要的人力资源,形成了新的抗战中心;有力地推动了后方国统区经济的开发,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支持;同时还极大地促进了民众民族和国家意识的觉醒,增强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挽救祖国、民族命运的历史责任感。     

从立春到撒豆节看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传承与变异

中国的立春和日本的撒豆节差不多同在春初,不仅时间接近,而且节俗内容、文化内涵颇多相关联之处,对两国这一相关节俗作对比分析,可以看到日本撒豆节中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无论在仪式上还是象征意义上都能在中国找到渊源.同时, 对日本撒豆节的研究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代表赴京参加国庆活动探析

政治仪式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呈现政治意义。新中国成立初期历逢国庆节,中国共产党会积极组织少数民族代表赴京参加国庆活动,代表们通过参加接见宴请、观礼阅兵、献礼献旗、走访参观等形式多样的国庆仪式,推动了新型民族关系的发展。运用政治符号和象征理论解读这一政治仪式,可以清晰的看出国庆仪式催化了少数民族代表在心理、情感、思想等层面的剧烈转变,这为推动少数民族群众参加巩固新生政权、实现政治动员、达成政治共识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过程促进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工作的全面开展,亦成为建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     

论中国共产党与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

1938年2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在政治部下设主管抗日文化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在周恩来的具体筹划和郭沫若的努力下,中国共产党向第三厅派出了大批干部并建立了党的组织,积极开展各种抗日宣传活动和慰劳活动。1940年,蒋介石以改组政治部为由撤销了第三厅,另设文化工作委员会。在国共关系处于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始终执行并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正确政策,同国民党的妥协、分裂、倒退的政策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两党的合作终究没有破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巩固和发展,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