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时期荥阳郑氏宗室婚姻的特征与影响

北朝时期,以荥阳郑氏为代表的汉族士族与宗室统治集团结成了巩固的婚姻联盟。郑氏的宗室婚姻主要发生在孝文帝定姓族之后,且不同房支在宗室婚姻中的地位亦不同,另外还有嫁多娶少、不计行辈等特征。郑氏的宗室婚姻对该家族的政治成败、礼法门风皆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北朝时期荥阳郑氏宗室婚姻的研究,是深入了解士族社会面貌的一个重要窗口。     

17世纪郑氏海商集团地位论

17世纪,中国东南沿海率先展开了由传统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向以海洋经济为导向的商品经济过渡的结构性转型。郑氏海商集团依傍这一得天独厚的社会环境,得以发展为私人海上贸易的龙头。其发展虽与西方新兴资本主义海上贸易势力的发展特点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从其发展轨迹来看,走的是一条完全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由于历史条件和机遇等原因,郑氏海商集团无力改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走向,但为台湾地区的开发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及抵御外敌等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应在中国史中给予其一定的地位。     

古歙郑氏喉科——新安医学一奇葩

新安医学是祖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徽州历史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歙县郑村郑氏喉科同湖南醴陵张恒泉喉科，江苏无锡黄莘农喉科，广东广州马氏喉科，并称为中国喉科四大流派。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积极作用。谱写过灿烂的篇章。     

太平天国天将考——兼论世袭制

太平天国官爵错综复杂,后期在王爵位下又增设了“天将”.天将地位极为高贵,虽然日后洪秀全于官爵架床迭屋,多有增置,但天将与王爵始终只差一等,因为太平天国往往是把官级、爵位和职务同时排列在一条线上,这样,就“天将”言,它究竟是官阶     

“世藩”的船：郑氏家族的海外活动——以17世纪马尼拉海关记录为中心

作为长期主导海上贸易的中国海商集团,郑氏家族不仅是明清易代之际影响中国社会进程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其在同时代东亚海域世界的活动,也与17世纪东西方之间基于海洋贸易而形成的早期世界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对东亚地缘格局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通过考察保存下来的一批西班牙马尼拉海关郑氏家族船只文件可以发现,尽管随着1662年郑成功逝世之后,进入“世藩”时代的郑氏家族因内外纷争而逐渐走向衰落,但此时期郑氏家族的海外活动却没有中断,而是仍然借助东西航路所构建的航海系统,与菲律宾群岛等东南亚地区性贸易中心及西方国家之间保持着不为人知的互动关系。     

论曹操墓文字证据的真实性——兼评学术讨论中的学风问题

魏武王三个字,由国、谥、号三部分组成。古代谥和号是两部分,可以把号放前面,也可以把号放后面。国、谥、号三者可以组合在一起并称当朝人。三者怎样组合是由当时的礼仪制度和具体的历史背景、语境所决定的。曹魏明帝时,曾多次发生书写皇后铭旌时,谥号前加不加"魏"字的争论。皇帝和皇后是一个等级,皇后铭旌的争论也折射出魏明帝以前皇帝铭旌的争论。从这些争论中可以看出,在魏明帝以前,皇帝皇后的谥号前是否加魏字没有严格规定,曹操可以称魏武王、魏武帝,曹丕也可以称魏文帝。可见,曹操墓出土的圭形铭牌是真实的。另一件与曹操墓有关的文物《鲁潜墓志》,含有大量准确的历史文化信息,绝非现代人所能伪造,因此其真实性也不容置疑。     

袁崇焕诛毛文龙案考——兼论毛文龙

对于明朝帝国来说,明思宗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不啻是一个政治军事上的双重“灾年”。在这短短一年里,由于官僚集团内部的摩擦、内耗和举止失措,造成了二名重要军事将领的相继死亡,从而加速了明帝国的衰灭过程。这二位将领一为大名鼎鼎的袁崇焕,一为当时名震朝野的毛文龙。袁崇焕为崇祯皇帝所冤杀,史家早有共识;而为袁崇焕所诛杀的毛文龙却至今不能得到定论。说是该杀、属铁案者,有之;说是妄杀,应当翻案者,亦有之;议     

■■考──兼论汉代礼制在西域

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缘汉代古墓,多处、多次出土一种“丫”形木器。1991年发表的《试析塔里木盆地南缘古墓出土的木祭器》,首倡这种“丫”形木器,是一种祭祀用具,是原始巫术活动的载体。①这一观点,刊布后受到学术界的注意,先是1996年出版的《西域文化锄,作为汉代新疆原始宗教活动的实证而详予引证,②再为1997年《西域研究》载文而重申。③影响日愈广布,渐渐为大家熟视而不再深加推敲,并慢慢在变成一个可以方便使用的学术结论。一种出土器物,有这么一个观点,本可以见仁见智,存而不论,但遗憾的是这一观点存在一个消极影响：它以并…     

屈原在汨罗考——兼评凌智民先生屈原投江郧阳论

屈原流放汨罗,居住了八九年时间,在汨罗完成了《离骚》、《天问》、《九歌》和《九章》中部分诗篇的写作。中途曾赴汉北和鄢郢,鄢郢失陷后重返汨罗,纪郢失陷后投汨罗江殉国。2014年9月16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屈原与郧阳》一文提出屈原投江地在郧阳,先秦时湘江在郧阳等观点,是对历史的歪曲。     

王阳明湖湘活动考——兼论王学在湖湘的发展情况

明正德二年,王阳明贬谪贵州龙场,次年途经湖南;正德五年,赴任江西庐陵再次途经湖南。王阳明两次途经湖南及其相关活动,为王学乃至阳明后学在湖湘地区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而相关文献记载对此较为简略、分散、零碎,甚至矛盾、错乱,从而未形成系统、全面的脉络。本文通过对湖南实地考察,结合当地文献资料,并根据近年新取得的学术成果,系统阐释王阳明两次途经湖南的行迹历程,并在此基础上探析王学及后学在湖湘的发展情况。     

杜牧《自撰墓志铭》探微——兼论作者卒年问题

杜牧的《自撰墓志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作者的家世、生平,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研究资料,历来为史学和文学史家所重视,从五代、北宋人撰旧、新《唐书·杜牧传》到今人编《杜牧年谱》,其世系、仕历皆以《自撰墓志铭》为主要依据,这无疑是正确的。     

宋宁宗杨皇后考轶——兼论南宋宫廷人文生态

宋宁宗杨皇后不仅能书会诗,更是富有权谋的政治家,参与了矫诏废皇子竑、援立理宗、诛杀韩侂胄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而其生平颇为神秘,就是名字,也有杨娃、杨妹子别名之争议。本文通过明人毛晋编撰《二家宫词》收录的杨皇后作品,考证收录之人当是号为泗水潜夫的周密而非刘克庄,而杨娃、杨妹子实为杨皇后本人,并非明人误认为的杨皇后之妹。诗史互证,审视杨皇后之生平及其艺术作品,对研究南宋政治生涯、心态变迁、文人雅集方式、文坛画界的艺术审美追求等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三农"问题渊源考——兼论其解决之道

"三农"问题古已有之,并且在近代之前基本上反映的是阶级利益的对立。而社会主义"三农"问题则源自传统模式以"三农"作为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对象、来源,此积累呈现三重性。传统模式下的二元结构类型的核心制度安排是二元财政体制,这一体制造成了当代"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是经济—政治的共生问题,必须通过经济—政治改革才能根除,这是建设新农村的重中之重。     

宋代经学与诗学关系论考——兼谈理学对词论之影响

宋代士大夫优厚的政治待遇、良好的文教氛围、积极进取的儒者精神以及边境之患的社会现实赋予宋人经学与诗学别样之风采.就经学对诗学之影响而言,要者有三:一是宋代经学致用与心学心性观念的两极融通,直接影响了宋代诗学讲求义理与平淡融合的诗风;二是宋代经学对于人格道德的约束与对哲思体会的强调,促发了诗歌讲求“言之悟”与“理之趣”的诗学主旨;三是宋代经学在学术言说方式与诗学文体上面有着交叉之处.而且,宋代理学对词的影响导致词有着从艳情到诗化、由诗化到雅化继而经学化的转变轨迹.宋代经学与诗学之关系对后世经学与诗学之发展极具借鉴意义.     

“执圭”杂考——兼论楚国爵制

周代是宗法制盛行的时期,与此相联,周代实行着一种在宗法制基础上的等级制。西周等级制中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就是爵位制。《左传·襄公十五年》有一段记载;“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后世对是否曾这样划分爵位,多有疑问,但周代确实实行过封爵的等级制,却是众所公认的,周代的等级制与官制基本是合一的,有爵位就意味着有官职,而且是实行世卿世禄制。各等级之间界限分明,权力范围明确,组成了一个等级严明的宗法社会。这种状况在周代所封诸侯国中皆有表现,一直到春秋后期直至战国,社会出现大动荡,才受到大的破坏。楚国在政治制度上从未秉承过周代的宗法制,也不搞世官世禄,其等级制也不象周代那样有明确的划分。楚国的等级制中包含     

卿事(士)考——兼论西周政体的演变

官制是国家政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周时期的卿事(士)在王室政权机构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本文试图对卿事进行溯源析流之考察,以揭示西周国家政权的组织结构特征,从一个侧面来反映西周政体的演变过程。     

郁达夫南下入闽考——兼论其与陈仪的知交

郁达夫1936年应陈仪之邀入闽,从此开始了二人的知交.虽然两人在性格特征、行为做派方面有很多不同,但能够互相尊重,陈仪称许郁达夫的聪明才气,而郁达夫则推崇陈仪的励精图治扣对人才的重视.而郁达夫遇害前的托孤行为更显示了二人之间的交往是名符其实的君子之交.     

宋代晁氏文人籍贯考辨——兼议古人籍贯的认定原则

确定古人的籍贯,应以其父祖的占籍情况和本人的生长地为主要依据,而不必拘泥于其远祖的占籍地。宋代晁氏家族文人辈出,晁氏“三祖”晁迪、晁迥、晁遘祖籍澶州清丰,真宗朝(998-1022)曾齐居京城开封。后来晁迪、晁遘后人迁徙至济州野、任城,而晁迥后人在北宋长期定居京城开封,未曾占籍济州野,历来不少文献将晁迥直系子孙晁说之、晁冲之、晁公武等当作济州野人是错误的。     

克萨借款考辩——兼论甲午战争时期的地方外债

克萨借款是甲午战争期间一笔较为特殊的外债。它先由地方实力派张之洞请人代借,后在各种力量的角逐之下,由地方外债变成债务方为户部的中央外债。这一复杂历程,既反映出作为地方实力派的张之洞在财政上的独特地位,也显现出在赫德与汇丰银行的影响下,清政府地方外债政策发生了微妙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