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说之名再考辨——兼论“鸢”字及其他

《清华(叁)·说命》描述傅说外貌时说"厥说之状,鹃肩如锥","鹃"当从虞万里、胡敕瑞读为"鸢","鸢肩"即双肩上耸;"傅说"之"说"在《上博(五)·竞建》简4中写作"鸢",在《清华(叁)·良臣》简2中写作"■"。基于这两点,傅说之名"说"本应写作"鸢",或用"说"、"兑"、"敓"者,均为"鸢"之假借字,并取义于尖锐之"锐"。睡虎地秦简《日书甲》"诘咎"篇"为刍矢以■之"等处的"■"非"鸢"字,当释为《说文》训作"缴射飞鸟也"的"隿"。《诗·小雅·四月》"匪鹑匪鸢",《说文·鸟部》"鷻"下引"鸢"作"■",此"■"很可能就是"鸢"字的讹写,非见于《说文》之"■"。     

昱城美·小石桥及其他——为几首新创“徽州民歌”歌词作者正名

随着我国《版权法》、《著作权法》等一系列维护知识产权法规的颁布实施，作家、作者们的著作权、署名权等合法权益的保护与维护问题，也越来越被重视和尊重。据载：长期被认作所谓“陕北民歌”、“湖南民歌”而漏署、不署作者姓名的《东方红》、《浏阳河》等作品，     

“非美为美”与“恶之花”及其他——李贺与波特莱尔诗歌美学比较谈

中国古代文学历来以真善美相统一为其正宗,而且形成了一种“喜单纯、明朗、反繁芜、晦涩的特点.”(李春林《东方的狡黠》文艺报87.8.22)可是到了唐中叶以后,却出了一个“喜用‘鬼'字,‘泣'字,‘死'字,‘血'字”的诗人李贺,且其诗“辞尚奇诡”,不仅晦涩难懂,而且“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他因此被人称为“鬼才”、“鬼仙”、“诗鬼”.鬼者,阴气之所结也,若通读李贺遗留下来的二百余首诗歌,确乎有一股凛凛然     

“道不同者亦相为谋”——罗家伦、陈寅恪之交谊及其他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不仅是人们评议世事的准则。其实也每每是人们分析问题的思路和眼光。在晚近中国史上,无论是陈寅恪还是罗家伦,都是声誉崇隆、光前裕后的重量级人物。但二者却是风格迥异。一般地说。罗家伦和主流的老北大学子一样,富有现实关怀和政治热情,注重事功,于政学各界皆有根底;     

美是不是意识形态?——评朱光潜“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及其他

一关于美学的讨论,自从李泽厚一面批评了朱光潜,一面又批评了蔡仪,而发展为美学上的“两条战线斗争”之后,朱光潜紧接着针对“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提出了他的“新”看法,主张“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虽然已经有人指出他的这种“新”见解,仍然是“既不唯物也不辩证的美学”,(曹景元)然亦有不少人附和,或不约而同地发表与他基本一致的主张。(包括许杰、叶秀山、孙潜等)他们主要的论点是:美是意识形态;美属于社会上层建筑,而不属于社会下层基础,不是“社会存在”。(后一点是专驳李泽厚的)尤其朱光潜特别强调他是根据马克思论艺术时所持的“生产观点”和“上层建筑性”的观点;看来到底美是不是意识形态这个问题,实已成为目前争论的焦点之焦点了。     

澳门的历史与澳门的历史书写——兼论澳门史著的“文化使命”及其他

澳门的历史著作应规避意识形态教条下的事件化、政治化编写模式,应从澳门历史的发展细节与文化的现场着手,通过对澳门历史文化中精神因素的发现,还澳门历史研究以生命气息和边缘文化活力.澳门历史编写模式和理念的更新,是研究者与澳门历史文化对话的必然结果.     

论中西“移情说”之形上基础——以“感-情”与“移-情”为中心的考察

"移情"说与"人为世界立法"说一样,基于世界无情人有情的西方思想传统。在此传统中,情被理解为主体自身自足的内在力量,世界万物则需要人为之"移-情",需要自外而内地索要"情"。"抽象"说则相应地将抽象理解为移情的反向运动,理解为人情的撤离。在中国思想传统中,"情"被理解为万物与人固有的存在方式,但个体不是情的泉源,人与万物相"感"而人情、物情俱起。人情产生的前提是对他者的应会,乃至"师法"。物情不是人移过去的,不是征服之后的施舍,不是纯粹的给与,物本身就有情。人因感物而生情,物因感人而生情,物我相感而情亦随之兴起。     

唐代“河北故事”的文本起源、历史内涵及确立过程——以韩愈《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碑铭》为线索

从文本起源的角度分析,“河北故事”并非历史当事人对唐代河北藩镇事务的现场表达,而是历史书写者对河北藩镇既往处事原则的文本概括。其最早见于元和八年(813)韩愈撰写的《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碑铭》,是韩愈在“故事”一词的基础上化用而来。其内涵除了政治独立、节帅世袭,还包含唐廷与河北藩镇的政治态度。“河北故事”是河北藩镇与唐廷在“叛乱与平叛”关系结束后形成的新的相处模式,其开启时间为德宗建中平叛失败后,此后经过宪宗、穆宗两朝的变动和调整,最终在穆宗长庆年间确立。     

论孟子“推恩”说的现实性、困境及出路——以列维纳斯伦理学为参照

孟子的"推恩"说以恻隐之情为泛爱的基础,以差等之爱为追求的目标,以事亲从兄为实践的起点,这些均体现了其现实性。然而,"瞽瞍杀人"的案例却说明在亲情与公义间的两难选择前,"推恩"之法必然陷入困境,在列维纳斯的"第三方"概念的参照之下,孟子舍公义而全亲情的价值选择也充分显示出其不合理性。摆脱"推恩"困境的出路并不是"大义灭亲",而是要建构起完善的亲属回避制度。     

论不良网络文化对当代大学生“性道德观”的影响及对策——以杭州高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剧变期.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其中之一就是部分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随之而来的是“性道德观”的迷误及性行为的不当.主要表现为堕胎、坐台、当“二奶”、“一夜情”、被“周末性承包”、自杀、他杀等现象频频发生.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很多,本文只重点分析不良网络文化对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性道德观”的影响,并从七个方面提出了治理对策.希望能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及净化社会风气的形成.     

论蒙古帝国及诸兀鲁思诏令末尾的诫饬语——为“不怕那甚么”更进一解

蒙元时期的蒙古文直译体诏令多见一种独特的尾句“他每不怕那甚么”(ülu˙u ayuqun mud)。广泛比较大蒙古国、元朝、伊利汗国、金帐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公文,可知以“惧怕”为中心词的诫饬语,在13～15世纪欧亚大陆上的诸蒙古政权中一度得到广泛应用,且衍生出多种形态。“不怕那甚么”与汉地、钦察、伊斯兰文书行政传统并无直接关系,似属大蒙古国时期开创的一种文书体式,定型于元世祖忽必烈统治中后期。诫饬语“不怕那甚么”还反映了早期蒙古国家在法律制度、政治文化和统治心态上的某些差异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