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搜查扣押制度与非法实物证据排除

非法实物证据排除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当今刑事司法制度发展的趋势必将是日益关注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问题。德国刑事司法制度的特点是:建立在搜查扣押制度基础上的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以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为依据,以"证据禁止"理论为基础,在施行过程中以"法治国原则"和"比例原则"为判断之标准,并通过一系列的判例得到了发展和完善。但德国的司法设计和证据评价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效果。     

对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想

文章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分析入手,重点从目前在我国如何建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毒树之果"排除规则以及如何建立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制度方面阐述了如何在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想。     

刑事审判如何防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滥用——以正确适用不同证据排除规则为进路

证据规则是证据法的核心,证据排除规则是决定在卷材料能否直接成为或经转化成为定案依据的关键。证据排除规则是一个多维化、系统化的规范体系,包括鉴真排除规则、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可补正的排除规则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是证据审查诸多方式中的一种,与非法证据相混淆的瑕疵证据并不适合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审判实务中,法官必须分清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厘清非法证据概念内涵外延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准用标准,防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滥用。     

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程序研究

"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标志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初步建立。"两个证据"规定虽彰显公安司法机关力图追求司法公正的态度与决心,然而,如何将制度规定有效运用于司法实践中,仍需一套具体的、稳定的、有效的操作程序。而要使"两个证据"规定付诸实施,首当其冲要面临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问题。建构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程序可从主体、影响因素、可能的展望等三方面着手。     

加拿大、澳大利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比较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是一个普遍性问题,一个政府对非法证据的立场也是该国政府人权保护立场的反映.通过对加拿大、澳大利亚两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比较研究,了解两国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的基本立场,并为我国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供一点借鉴.     

杜培武案的证据学思考

举国震惊的杜培武案一度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虽然该案随着对肇事者的处理已尘埃落定 ,但该案蕴含着丰富的证据学内容却值得人们进一步思考 :测谎结果能否作为证据使用 ?刑讯逼供为何屡禁不止 ?有没有医治刑讯逼供的良方 ?警察能否出庭作证 ?被告人翻供之后程序应如何进行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由谁来承担 ?文章对此试图一一作深入的探讨     

浅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演进

与《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相比,新《刑事诉讼法》不仅在法律层面上确立并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刑事诉讼法》作为一部法典所应具有的系统性与完整性。但是,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仍存在某些缺陷,对此,应取消"限期破案"制度,发布指导性案例,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救济程序。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探究

在民事诉讼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形成与发展晚于刑事诉讼,而且相关法律对该规定也甚少,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理论界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也没有规定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和采信民事诉讼非法的证据是司法实践中非常严肃的问题,文章在研究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价值的基础上探讨其运行原则,对构建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重要意义.     

论非法证据的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是衡量一个国家人权保障和对公权力制约的重要标志之一 ,也是衡量一国刑事诉讼法完善与否的标准之一。我国现行立法中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制度的规定过于粗略。本文从言词证据方面排除非法证据的措施、实物证据方面排除非法证据的措施及其他排除非法证据的措施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论我国刑诉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决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非法证据是指有关国家官员以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程序或以违法的方法取得的证据。”①非法证据在刑诉中是否被采用,作为定案根据,哪些非法证据应一律排除,哪些非法证据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采用,形成了各国不同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界定标准

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运用中,"非法证据"的界定是当然前提。非法证据并非是任一证据合法性要件欠缺的广义非法证据,而专指取证主体通过严重非法的手段或者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方式所获取的证据材料。我国刑事非法证据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两类,两类非法证据在实际判断中虽存在差异,但都应围绕取证手段的非法性展开,分别考察取证手段是否违反法律规定以及违法的严重程度,以准确界定刑事非法证据的范围。     

审判阶段受贿案非法言词证据排除实效研究--缺陷、成因与规范化

就证据种类而言,非法言词证据适用绝对排除规则;就排除阶段而言,《刑事诉讼法》对审判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规定最为详细。受贿证据以被告人供述、行贿人证言这两种言词证据为主,且辩方更倾向于在审判阶段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因此,通过受贿案非法言词证据在审判阶段排除的实证研究,可以分析我国最明确、详细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程序设计的运行实效,并发现实践中的规律与缺陷。现阶段,即使是最为详尽的排除规则,在实际运用中仍缺乏指导性。通过规范化程序设计可以为非法证据排除提供指引并限制裁判机关的自由裁量,矫正缺陷。     

论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

《刑诉法》确认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是刑事诉讼程序的重大变化,也是刑事诉讼理念的重要进步。在司法实践中,在审查起诉阶段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重要意义。审查起诉阶段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面临的挑战主要有：非法证据界定存在难点,非法证据调查机制不健全以及外界因素的干扰。完善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行机制,应明确非法证据的层次,准确界定非法证据;完善法律调查机制,强化非法证据的调查能力;树立正确的刑事诉讼观念,排除外界因素的干扰。     

关键词解读: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解释与适用

中国新刑诉法第54条确立的非法物证、书证排除规则在法解释学上,尚有诸多问题有待探讨。对于补正或合理解释这一要件,应当作如下解释,即只有属于瑕疵证据的物证、书证才可以补正或合理解释,属于非法证据的则应直接排除。非法取得的笔录类证据、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属于广义的实物证据,也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符合法定程序"是指不符合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取证程序规定;取证主体不应作为非法证据的构成要件。"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应从实体上判断非法取证是否影响证据的客观真实性,同时从程序上判断是否损害司法的权威及公信力。对于非法物证、书证排除规则,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引入毒树之果原则,并附带设置必要的例外。     

从“佘祥林案”到“赵作海案”看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

最近发生的＂赵作海案＂堪称＂佘祥林案＂的翻版。发生在当今法治社会的两起如此相似的冤案引发了各种争论,也集中体现了我国刑事证据制度中存在着有罪推定、非法取证、重口供轻证据等诸多问题。在发现这些问题并探究其背后原因的基础上,完善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以避免类似冤案的再度发生。     

非法证据的排除考量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法治国家一项重要的证据法原则,这一法则体现了诉讼文明、程序公正等若干法律价值。由于非法证据规则排除了有证明价值的相关证据,伴随着高昂的成本,因此,对非法证据的界定不宜过宽,对非法证据的需要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进行必要的权衡考量。以侵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作为非法证据界定的基本原则,在实践操作中,以非法供述证据为重点排除对象,对其他非法证据辅以权衡排除原则。     

瑕疵证据之新解读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直为我国社会所关注,其所蕴含的人权保障与程序正义理念已成为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体现。两个证据规则的出台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正式确立,但与非法证据相伴而生的还有瑕疵证据,二者在证据的基本属性上有本质的差异,对其排除与适用规则也有不同规定:非法证据一律排除,瑕疵证据则可以有条件转化适用。     

对三种排除非法证据之理由的追问

在美国学界,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理由有三个,即维护司法尊严、抑制警察非法取证以及宪法性救济。目前,我国学者也纷纷以这三个理由来论证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通过对这些理由的逐一分析,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我国的作用有限。若要实现刑事诉讼的现代化,我们应当更多地从整个刑事诉讼体制上做文章,而不能将全部期望寄托在非法证据排除这一项规则之上。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取向

对非法证据概念进行梳理,阐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反映了刑事诉讼中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博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论是理论上的争议,还是实务中的操作,在社会上都引起极大的关注,从尊重和保障人权理念、促进司法公正、体现法治尊严方面,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取向.     

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认识误区

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首先需要对该规则本身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是保证建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前提。目前我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三个方面的认识误区:一是把求真作为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基础;二是对制约该规则有效实施的条件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三是对“毒树”与“毒树之果”的关系缺乏正确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