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文教界的经济生活(上)

抗日战争期间,我国文化教育中心向南向西转移。１９３７年８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在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由三校校长蒋梦麟（１８８６—１９６４）、梅贻琦（１８８９—１９６２）、张伯苓（１８７６—１９５１）担任常务委员。是年年底,南京失守。１９３８年２月长沙临时大学向云南昆明迁徙,并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至１９４６年７月３１日,梅贻琦在西南联大最后一次常委会上宣布“西南联合大学至此结束”为止,整整９个学年。 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作为中国文教界代表的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经济状况有…     

鲁迅生活的经济背景(下)

《鲁迅日记》所载经济收入 上海时期 (1927～ 1936年 )　　鲁迅 1926年 8月从北京南下厦门大学,本来计划是至少有两年好好进行教学研究,但不到半年即决定流动到广州中山大学;又不到半年,毅然放弃了丰厚的待遇 (月薪 500元等于今 1.75万元 ),于 1927年秋天离开广州经香港抵达上海。 　　他敢于这样做,并不是“破釜沉舟”,而是得到两个主要的经济保障： (1)北新书局提供鲁迅著作的版税和《奔流》杂志的编辑费,每月可收入 200元以上。 (2)通过老友许寿裳和老前辈蔡元培的支持,聘请鲁迅担任“大学院”特约撰稿员,月薪 300元。加上稿费…     

三十年代文化人的经济状况(上)

不同年代、不同档次的文化人的收入和开支如何?在学校教课或著文出书、编辑报刊、薪金、稿酬是多少?舞台和银幕上的演员、编导、职工的报酬如何?怎样负担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费用?文艺团体、报社、剧团、文化活动的经费又从何而来?……这一系列具体问题绝不是可以忽略的小节。如果说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的意识,那么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不能不对他们的行动、思维、言论、著述乃至个性、风格等等产生重大的影响。由此,若要分析理解文化人的人品、文品、必须调查他的物质生活状况。本文简要的描绘了30年代中国文化人的经济地位,以北京(1928~1949年间称为北平)和上海两地为代表。     

公共生活与公民伦理(下)

资本与市场的发现及其广泛运用造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基于普遍交换之上的经济依赖性使人们愈来愈依赖于社会和所有的人,如若发展自己的能力、满足自己的多方面的需求,就得过一种公共性的生活。而公共生活则把自由、平等、所有权和利己心等这些基本价值置于公共交往的核心位置,惟其人们自觉、自愿加入和退出公共生活领域的,交往者才是有责任的个体。公民伦理构成公共交往和公共生活的文化基础,公共交往要求着同时也生成着公民伦理。公民伦理作为人们以公民身份交往时可以相互提出的有效性要求,乃是一种公共理性和公共价值,它们是作为合作剩余而出现的,是通过反复博弈确立下来的,在确定的边界内具有普遍有效性。     

战争背景下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

战争构成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流变的重要背景,它不仅直接制约着战时作家的生活与文学面貌,多方面地影响着战时文学的主题、题材选择与文体风格及创作形式的确定,而且战时形成的社会心态与文化规范对此时此后的文学发展有重大的型范作用。     

论端木蕻良40年代的创作转变

端木良在30年代即以小说斐声文坛。进入40年代后,他在创作上出现了许多变化,形成了一些新特点、新倾向。本文从艺术形式、创作题材、创作心态、思维关注点和艺术风格等方面分析了这种变化的情形,并探讨了形成这种转变的内外原因。     

40年代自由主义学人的自由观

本文从自由的价值、自由的限制、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自由与平等的关系等角度 ,对 2 0世纪 4 0年代自由主义学人的自由观予以梳理廓清 ,为我们完整理解中国自由主义及其中间道路的社会理想提供某种哲学意义的思考。     

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中美关系

珍珠港事件的爆发 ,使当时的中美关系呈现出新的态势 ,美国为实现其自身战略 ,极力将当时国内基础还相当虚乏的中国推向“四强”之列 ,而蒋介石政府亦企盼通过美国的扶持跻身于大国的台阶 ,实现其独裁构想。由于中美两国政府在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上各有所怀 ,相去甚远 ,因此 ,开罗会议虽把中国抬上“四强”之列 ,但实际上 ,中国的国际地位未能得到根本提高     

试析40年代政治自由主义思潮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起源于西方。随西学东渐，逐步传入中国。。十世纪四十年代，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对峙，成为自由主义崛起的一个重要契机。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围绕建国问题进行激烈较量的同时，自由主义认为只有通过第三个有力的政党才能消融国共之间的对立，在中国建立一个以中间力量为主体的政府．国共双方把军队交政府统一管辖，从而实现中国的民主政治。战后美国对自由主义的声援也鼓舞了自由主义者，进一步促进了自由主义思潮的汇聚。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推崇政治自由，经济上提出经济计划性，并试图调和国共冲突，但由于自由主义理论的与世无数、严重脱离中国现实的主张，注定了自由主义思潮的昙花一机，转瞬即逝的结局。自由主义的这种结局同其理论上的脆弱，脱离实际，超前，以及自由主义理论难以适应中国民众的要求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民族认同视野下的40年代大陆沦陷区乡土小说创作

20世纪40年代大陆沦陷区的乡土小说虽立足于表达"与现代民族主义有深厚关系的政治性乡愁",客观上却倾向于呈现传统文化的诗意,文化民族主义的特征更为明显,并因此带有独特的审美价值.40年代沦陷区乡土小说创作表明,对曾长期浸染在封建文化传统中的中国而言,文化认同是双刃剑,它既能标明区别于"他者"的身份,也极易引向民族自恋的审美倾向中去,弱化对民族文化中的惰性因素的审思.40年代沦陷区乡土小说的现代性特征并不明显,一方面作家们并没有能在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发展出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国家理性;另一方面还表现在作家对城市化进程的排斥,留恋于乡村文化中.     

40年代中国农村雇佣劳动者

农村雇佣劳动者（雇农），是旧中国农业的主要生产者之一，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在中国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变革中起过重要作用。在旧中国的农村，雇农的人数、户数、劳动均占５０％以上．雇工的劳务形式多种多样，大致可分为长工、月工、短工三种，工资报酬微薄。雇工的劳动时间因地点、季节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少则八九个小时，多至二十个小时。雇工的生计没有保障，挣扎在死亡线上，是旧中国最贫苦的劳动阶层。     

论沈从文上世纪40年代的创作

上世纪 4 0年代是沈从文创作与思想上的彷徨期 ,随着以湘西生命形式为根基的生命理想的失落 ,沈从文的生命焦虑与文化焦虑日益加剧 ,这时期他思考的问题都是围绕生命而展开的。生命到底是什么 ?生命的本质何在 ?如何实现生命重造与文化重造 ?这些问题成为沈从文这一时期思考的中心问题 ,在他的创作中表现出来 ,就成为他创作中的“生命重造”主题。沈从文由此涉入对生命问题的“抽象的抒情” ,弘扬“生命神性”成为他这一时期创作的基本特征     

20世纪30年代南通地区的乡村经济与农家生活

20世纪30年代的南通土地占有极不合理,直接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只有很少甚至没有土地,被迫接受地主高额的地租剥削,还要承担繁重的赋税。农民除精耕细作外不得不从事副业生产,其中特别是土布纺织。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农村资金融通困难,许多农民被迫靠典当甚至高利贷度日。受自然灾害频仍、外国农产品倾销等因素的影响,农业经营规模小,收益低,农民终年辛劳却报酬甚少,一些农户因而选择了弃耕经商或进城务工。     

论“南方生活流”诗(下)

五、诗歌语言的非优美化。唾弃矫揉造作,拒绝优雅精致,以质朴、自然的纯现代口语入诗。随意性被强调。俚俗,噜苏、非规范化这些诗家大忌,如今都有了用武之地。共同的指向是以灵活多变的现代语言感来表现现代人的心态和意绪。 在新时期诗歌的第二次浪潮对第一次浪潮的跨越中,诗歌语言的全面更新是一个主要的方面。在非意象化的同时,“生活流”诗人群力求以富有日常会话语势的纯口语写诗,完全抛弃了脚韵,“加工”、“提炼”等语言运用上的旧有修饰语,至此已完全不适用。词语仿佛纯粹是漫不经心地用到诗里的,带点儿自嘲,带点儿自怜,也带点儿自尊,非常适应抒情内容的平民化和家常化。典     

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下)

(三)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求,建立我国新的经济体制 我国原有经济体制实际上是把计划经济当作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自然经济,否认价值规律的作用,拒绝利用市场机制。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国家通过各级机构直接经营企业,用管理实物经济的办法,依靠行政层次、行政区划、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国家制定经济发展计划,然后按行政隶属关系自上而下地层层分解,向企业下达产供销的指令性计划。实践证明,这种高度集权的僵化的计划体制,既脱离了市场的实际需要,不能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发展,又剥夺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否认企业和职工的物质利益,压抑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导致宏观和微观经济效益很差。因此,“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     

非常年代的潜在文学生活

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肆意将青年知识分子打散,却在不经意间播撒出一片片远离主流意识形态的“精神飞地”.那是文化革命形势鞭长莫及的空隙,是历史枯笔有情生出的一段虚实相生的飞白.借助“潜在写作”的视点究其深层,一个隐藏于地下形态的文学创作、传播与阅读的空间赫然呈现.     

论中国40年代新诗的散文化倾向

论中国４０年代新诗的散文化倾向龙泉明朱自清先生在１９４１年考察中国诗体演变历史的基础上,就较早地确认并肯定“散文化”是新诗发展的必然趋势。他以对中国诗歌历史的洞悉为根据论述道：“过去每一种诗体,都依附音乐而起,然后脱离音乐而存在”,由诗而词而曲,无不...     

20世纪40年代的国统区讽刺文学

20世纪40年代讽刺文学的蓬勃发展,不仅拓展了文学的表现与批评空间,而且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集体力量,产生了一定影响。由于当时国民党统治黑暗,我党对国统区进步知识分子的支持,作家讽刺文学创作的自觉及对作品的适度包装等原因,国统区的讽刺文学也蓬勃发展,并迅速占领国统区的文艺阵地。     

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的美国观

费孝通的美国观在抗战胜利后无疑具有典型性与时代性,对美国社会诸方面深刻剖析不仅彰显出其独特视角与观点,亦同时体现出二重性特征;即对美国推崇与批判并重,折射出其本人的两难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