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儒与中俄交收东三省谈判

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以镇压义和团运动为借口,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沙俄趁机派兵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1901年1月,清政府任命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与俄进行交收东三省的谈判。谈判从1月4日开始,到4月6日告一段落,历时三个月,共分三个阶段。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杨儒临危不惧,处乱不惊,始终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与沙俄政府进行了针锋相对、机智勇敢的斗争,使之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野心最终没有得逞,为中国收回东三省做出了贡献。     

论义和团运动时期杨儒的外交策略和活动

在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中俄交涉中,驻俄使臣杨儒面临的局势和任务异常复杂艰巨,其外交策略和活动亦占据重要地位。概而言之,杨儒的外交活动主要围绕两条线索展开,在每一条线索中他都有具体的策略和目的。一是在京津地区,杨儒建议首先谋求与俄国达成谅解,以促使其调停中国与其他列强的关系,争取及早议和、稳定国内局势;二是在东三省问题上,主张保路以保东省、保东省以保中国。     

坚持民族利益,不惧强暴威胁——“交收东三省”谈判中的杨儒

杨儒(?——一九○二)字子通,汉军正红旗人,一八六一年以监生捐得员外郎,在兵部办理军务,开始步入任途。一八九二年起,先后任驻美国、秘鲁等国公使。一八九六年后改任驻俄公使。一九○二年死于彼得堡任所。他是一个普通的驻外使节,一生中事迹不多,是一个不大著名的历史人物。在《清史稿》列传中连出生年月都无从查考的人。而他在“交收东三省”的谈判中,“慨时局之逾艰,愤强邻之逼处”,为争回国家主权,维护领土完整,与沙俄侵略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为数不多的、具有爱国思想的外交官。     

杨儒解决美国排华问题的实践与构想述论

杨儒是晚清时期著名的外交家,曾经担任过近四年的驻美公使。在此期间,杨儒一方面敦促美国政府废除排华法案、切实维护华工权益,并促成了1894年《中关华工条约》的签订,希望能部分解决美国的排华问题;另一方面又为该问题的根本解决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即从根治当地华人社会存在的恶习着手,提高华人自身素质,同时考虑转移部分华工到墨西哥。杨儒解决美国排华问题的实践和构想并未取得预想的成效,这与他的认知局限有关,同时也是清廷国力贫弱、无力对美国的排华进行有效的反击使然。     

论沙俄与日本在日俄战前的外交谈判

日俄战争,是沙俄和日本分割中国和朝鲜的帝国主义战争.在这场战争前夕,沙俄和日本背着中国政府和朝鲜政府,进行了一场无耻的外交谈判.对于这场外交战,苏联史学界一直认为:沙俄政府在谈判中作出了日本所要求的“让步”.沙俄所以让步,是因为对战争“没有准备”,或“准备不足”;“不想和日本打仗”①.这种见解,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本文试图根据历史事实,阐明沙俄推行的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实质,澄清苏联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制造的混乱.     

沙俄在武汉的侵略罪证

在汉口沿江大道滨江公园附近的一坐小花园内,有一幢1905年建筑的红砖俄式楼房(附图一).这里,就是七十多年前沙俄驻汉领事馆的旧址.沙俄以此为中心攫夺了汉口兰陵路一带四百多亩土地.这幢房子就是沙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伙同清政府扼杀中国革命和掠夺武汉人民的历史罪证.     

关于清末科阿分治问题的探讨

鸦片战争后清朝国势日衰,北方强大的沙俄趁清朝西北边防松弛之机不断以各种手段侵占中国西北边疆领土.沙俄的扩张致使与其毗邻的清朝科布多参赞大臣辖地范围日趋缩小,阿尔泰段防务形势如同累卵.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伊犁将军长庚力陈阿尔泰在加强西北边防方面的重要地位,奏请清廷于阿尔泰单独设官进行管理.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廷以科布多办事大臣专管阿尔泰事务,实行科阿分治.科阿分治的实行是清廷对科布多地区管理体制上的一次重大调整,它的实施使清朝强化了对阿尔泰地区的开发和军事防守,有效地遏制了沙俄企图通过阿尔泰继续南侵的阴谋,对以后新疆地区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左宗棠经略西北时期的国家安全思想

左宗棠在经略西北期间,为维护边疆安全、国家统一,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思想并积极推行。他抗击沙俄入侵,力促新疆建省,兴修水利、农牧并举,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教育,以及植树造林、环境保护等。他的许多思想和宝贵经验对我们今天的国家安全和西部开发仍具有重要的启示。     

沙俄及日本对我国西藏的渗透

史料表明,清末至民国时期,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通过派遣特务、传教、科学“考察”等多种方式曾对我国西藏进行频频渗透.文章就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西藏等地的渗透活动进行了考察,旨在揭示近代藏族聚居区社会动荡不安的成因,增强人们对帝国主义渗透的抵御.     

淺談魯迅与外国文学

鲁迅于文学方面的巨大功绩,不仅在于他影响深远的小说,他匕首投枪似的杂文,而且还在于他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巨大成就。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是鲁迅整个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是贯穿其始终的。他从一九○三年为抗议沙俄侵占我东北,“掷笔而起”以译写《斯巴达之魂》起,到一九三六年盎然长逝前仍在翻译的《死魂     

左宗棠的爱国主义思想初探

左宗棠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最主要矛盾时所涌现出来的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在中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关键时刻,他英勇奋起消灭沙俄和英帝国主义所扶植的走狗阿古柏匪徒,一举收复祖国的大好河山,粉碎沙俄和英国侵略者吞噬我国新疆的野心,赢得民族自卫战争的伟大胜利,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团结,极大地伸张了中华民族的志气。左宗棠在新疆的卓越建树和辉煌业绩,将永远彪炳于史册。     

马占山

马占山(一八八四-一九五○),吉林怀德县人.在"江桥抗战"之前,他仅系一普通的旅长,国内并不知名.他幼年家贫,曾为地主放马,"技娴马术";曾"随蒙人游猎,博有神骑神枪之誉".一九○○年沙俄入侵东北,各地土匪蜂起,他一度投入匪股,后为清军收编.一九一一年,他在吴俊升手下当哨官,一九二○年随吴俊升到黑龙江省,任骑兵团长,五年后晋升为旅长.万福麟督黑后,他先任黑龙江省骑兵总指挥,一九三○年调为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三旅旅长.     

清末新政与外蒙古独立

清末,在外蒙古独立活动中,沙俄通过政治、军事、经济等活动对外蒙古进行了侵略,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日本也曾觊觎外蒙古,但沙俄的挑唆和侵略以及日本的威胁都不是外蒙古独立的直接原因.本文通过对史料的进一步挖掘,认为外蒙古独立的根本原因是清末逐渐削减对蒙古王公以往的优待,甚至勒索,而新政的推行,尤其"垦荒"成为外蒙古独立的导火线.     

吴大澂“吉林勘界”叙论(续)

吴大澂经过与沙俄谈判,确立了中俄东部边界问题,同时为了确保我国领土不再被沙俄潜侵暗占,他又做了许多努力。 一、补立和增设界牌的问题 四月二十六日,吴大澂与巴拉诺夫商酌允洽,在“字”字、“帕”字两牌中间相隔太远,拟于蒙古街往来之道,补立“啦”字界牌;于阿济密往来之道,补立“萨”字界牌,移设瑚布图河     

接收苏军驻旅大地区防务始末

问题的由来旅顺口和庙岛列岛、山东半岛蓬莱角共扼渤海海峡,为"京津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旅顺口是终年不冻的天然良港,近代以来一直是外国侵略者争夺的重要目标。1897年12月,沙皇俄国海军侵入旅顺港,并强占大连。1898年3月,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旅大租地条约》。从此,沙俄取得了租借旅顺、大连25年的特权,旅顺口被划为俄国军港,大连湾内有一港也划为俄国军港,其余作为通商口岸。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后,日本继承了沙俄的特权,并于1915年在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要求将旅顺、大连的租期延     

论爱国使者杨儒

在中国近代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参与国际事务外交活动中,清政府一直推行着一条屈辱投降的外交路线,除了与侵略国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外,与所交往多是贸易性质的事务,并无建交互派使者的关系.而真正名符其实的“中国遣使,始于光绪初”.此后,寥寥可数的专职外交使节中,有如李鸿章之流的卖国求荣的外交官员,也有不辱使命的佼佼者.参预“东三省交涉”的驻俄大使杨儒,就是其中深受人民尊敬的一位爱国使者.     

试述孙中山的货币理论

货币理论是孙中山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912年12月,他在《倡议钱币革命对抗沙俄侵略通电》①里提出国家以法实行纸币制度,并对货币作了一些初步地分析。1919年在《建国方略之一》,第二章“以用钱为证”里作为行易知难的例证之一,详细地阐述了钱币革命理论。孙中     

论张之洞调整中日俄三角关系的外交主张

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日俄两国在东亚地区的扩张,清政府如何妥善处理中日俄三国关系,谋求国家安全显得日益重要起来.张之洞积极参与清政府的外交事务,在沙俄霸占伊犁、日本侵占琉球期间,他提出了"赂日阻俄"的主张,在甲午战争中国战敗赔款前后則主张"联俄抗日";在德国抢占青岛、俄国强租旅大之时又改弦更张提出了"结日阻俄"的主张.张之洞调整中日俄三角关系的主张经历了以上三个阶段.但始终未能摆脱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外交理念窠臼.     

近代英俄在亚洲的争夺与"西藏问题"

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俄殖民主义者在争夺亚洲的同时侵略中国西藏.英国殖民主义者是侵藏的元凶,它策划"西藏独立"、"外藏自治",否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沙俄殖民主义者与英国争夺西藏,妄图把沙俄的疆界扩张到中国长城脚下,并获得东亚的霸权."西藏问题"是英俄殖民主义者一手制造的.     

《俄商借道伊、塔运茶出口章程》签订于何时?——兼与王铁崖先生商榷

茶叶贸易在中俄贸易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俄商借道伊、塔运茶出口章程》是中俄签订的唯一关于新疆茶叶贸易的章程。关于这个章程的签订时间,一九五九年出版的王铁崖编的《中外旧约章汇编》载明:本章程签订于“一九○六年,光绪三十二年”。从此以后,有关论著都沿袭此说。例如,一九七五年出版的复旦大学历史系编写的《沙俄侵华史》写道:沙俄“于一九○六年(光结三十二年)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俄商借道伊、塔运茶条约》”。一九七九年出版的《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也写道:“一九○六年,沙俄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俄商借道伊、塔运茶出口章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