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犯罪的刑罚问题刍议

老年人犯罪具有其一定的特殊性 ,主要表现在成年人进入老年人阶段 ,自我辨控能力将大大下降 ,从而做出危害社会的违法犯罪行为。我国刑法在立法中考虑到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殊性 ,对未成年人犯罪规定了从轻从宽原则 ,却没有规定老年人犯罪的特殊刑事责任 ,似有不完善之处。在本文中 ,笔者借鉴古今中外的刑法规定 ,针对老年人犯罪的定罪、量刑以及刑罚执行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管见。     

从古代立法看现代老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的减免及意义

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犯罪现象日益突出。基于老年人生理上的原因以及我国素有敬老的传统美德,《刑法修正案(八)》对犯罪的老年人做出了特殊的规定。对老年犯的特殊处遇应当借鉴和挖掘我国古代对老年犯保护的立法。     

论老年人刑事责任的轻刑化

老年人犯罪及刑事责任在我国刑法中未明确规定.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老年人犯罪人身危险性比较小,社会危害性一般不大,所以时他们的处罚要慎行.应本着人道主义原则.区分不同年龄段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80岁以上的老人不适用死刑,不适用财产刑,对老年人扩大缓刑适用等等.中国己进入老龄化国家的行列.应从刑罚处罚的公平性、公正性以及老年犯罪人自身的生理、心理出发,全面检讨我国现行刑法在老年人犯罪责任规定上的缺位,完善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对老年人刑罚的轻刑化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刑法修正案（六）》第六条疑难问题研析——兼论妨害清算罪

针对日益严重的破产欺诈行为,《刑法修正案（六）》第六条新规定了虚假破产犯罪。在司法机关对罪名做出司法解释之前,理论界对于此罪名的表述不同。论文从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以及犯罪客体四个方面对虚假破产罪的构成要件进行了分析。并借鉴国外的立法,对虚假破产犯罪的刑事责任进行了评析。     

对于“醉驾”的简单评析

围绕着醉酒人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理论上一直存有争议。本文以我国《刑法》第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为基础,结合国外理论探讨和法律规定,区分不同情况论述了醉酒人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并结合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前对于“醉驾”法律规制的不足和问题,论述了“醉驾”独立成罪的必要,就“危险驾驶罪”的立法完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论刑法规范中的犯罪构成主观条件--对刑法第16条、第17条和第18条的再认识

我国刑法总则关于犯罪构成主观方面的条款有三个，即第16条、第17条和第18条。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认为，第16、第17和第18条规定的主观因素情况，是犯罪构成必须具备的主观条件，即犯罪主体和主观方面。本文分析指出，刑法总则第17、18条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和刑事责任能力，是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前提条件，不是犯罪构成的必要条件，刑法总则只规定主观方面是犯罪构成的主观必要条件(即第16条关于“不是犯罪”的规定)。     

醉酒人刑事责任的理论根基与实现模式——兼谈我国醉酒人刑事责任的完善

醉酒犯罪具有与传统犯罪在刑事责任认定上的特殊性,单纯醉酒并不受刑法规制,但醉酒犯罪超越了社会通念的容忍度,出于刑事政策的考虑须以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加以抗制。在总则中规定醉酒人犯罪应负担完全的刑事责任即为妥当。我国刑法对醉酒人犯罪规定粗陋,应加以完善。     

自然人犯罪主体的理论探讨

犯罪主体在犯罪构成要件中是不可缺少的,而自然人犯罪主体是犯罪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认为,我国刑法关于未成年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有缺陷,建议立法修正。文章还对自然人犯罪主体在共同犯罪中具有的不同类型和新的特征作了探讨。     

试论信息犯罪的刑法回应——兼评《刑法修正案(九)》的相关立法条款

信息犯罪在行为方面、主观方面、结果方面都体现了多元化的特点,给刑法提出了新的挑战。《刑法修正案(九)》对于信息犯罪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加大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打击力度、增设有关网络服务提供者刑事责任的规定、增加单位犯罪的有关规定,但是也有一定的不足。回应信息犯罪,刑法需要注重对新犯罪行为的纳入、注重对犯罪结果多元化予以回应、为过失信息犯罪预留必要的立法空间。     

国际犯罪的刑事责任

国际犯罪往往严重危害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违背国际刑事法律规范(包括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就一国刑法中的刑事责任而言,承担责任的主体只能是个人或团体,国家无论如何不能成为国内刑法中刑事责任的主体。但从国际犯罪的刑事责任而言,国家则可以成为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     

浅析个人的国际刑事责任主体地位

侧重分析了个人作为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地位,并界定了其内涵和外延,进而认为,个人连同法人和国家,都是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最后,对国际法、国际刑法、国家责任、国际刑事责任的主体范围进行了区分,进一步明确了国际刑事责任主体的概念。     

传统激活与现代观照——“中国传统刑事法律的文化特征”专题研讨综述

“中国传统刑事法律的文化特征”研讨会主要围绕“中国传统刑事法律文化”做了六个方面的研讨。第一,关于中国传统刑法法律理念的研究,例如“仁善”、“无讼”、“慎刑”、“慎杀”等;第二,关于中国传统刑法的渊源、规范构成与法典编纂的研究,例如“礼刑关系”、“律例关系”、“例分八字”等;第三,关于中国传统刑法定罪量刑原则的研究,例如“原心定罪”、“原情定罪”等;第四,关于中国传统刑罚及特定罪刑的研究,例如“宫刑”、“流放”、“人相食”等;第五,关于中国传统刑事侦查与审判的研究,例如“司法职业化”、“春秋决狱”等;第六,关于中国传统刑法近代化的研究,例如“刑事责任年龄”、“伤害尊亲属罪”等。     

任意犯罪集团首要分子刑事责任认定中的若干问题

2008年全国打掉了许多涉黑涉恶团伙,这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护无疑十分重要,但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又需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保障犯罪分子的合法权利。我国刑法规定,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当对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负责,但＂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如何理解尚待解释,例如当实行过限难以判断时、当首要分子之间发生承继时、当集团成员发生错误时如何归责。     

论污染环境罪的主观方面

从上世纪发生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到近几年来中国多地遭遇的雾霾天气等都在向人类不断提醒环境保护的重要性。随着人类理性认识的逐渐觉醒,刑法作为"最后法",开始承担起对惩治和预防环境犯罪的责任。我国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不管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还是现今的污染环境罪,对于该罪主观方面的争论一直没有淡出过学界视野。     

惩罚的起点——刑事法治视野下刑事责任起点的新思考

刑事责任的起点应该具备支撑刑事司法和罪刑法定的价值前提.传统有关刑事责任起点的观点不利于刑事司法的运作和对人权的保障,是对刑事责任客观性的误解,不合法的应然性意义,因此必须被抛弃.刑事责任起点的确立应在符合支撑刑事司法运作和罪刑法定的价值前提下进行,因而合理的结论是法院的有罪判决生效之时.惩罚的起点是有效的判决而不是行为的发生,这是刑事法治的必然结论.     

解读犯罪观

犯罪观是犯罪学基础理论的重要内容。犯罪观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犯罪学理论的深化与发展,而且有助于科学地指引和规范犯罪治理的实践活动。完整的犯罪观大致包括犯罪本质观、犯罪关系观和犯罪治理观三方面内容。犯罪本质观强调以社会越轨行为作为犯罪的表现形式,以社会文化规范作为评价犯罪的标准;犯罪关系观要求通过把握犯罪与周围事物的关系,挖掘影响犯罪的基本规律;犯罪治理观主张政府等主体往往是在＂运动式治罪＂与日常性治理模式之间的摇摆和综合操控中,逐渐熟练掌握了犯罪治理的技术和策略。     

论共同犯罪人的意思联络

意思联络 ,是共同犯罪故意认识因素的外在形式。只有共同犯罪人之间具有意思联络 ,才能形成共同犯罪故意。共同实行犯的共同刑事责任只限于共同意思联络明确包含的犯意范围之内。只要所教唆的犯罪研为的对象确定 ,即使犯罪性质不明确 ,教唆者也应当对被教唆者实际实施的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负责。即使事先帮助的意思联络并没有明确犯罪的性质 ,帮助者也应当对其所帮助的实行行为的后果承担刑事责任。在有组织犯的情况下 ,帮助者之间、实行者之间以及帮助者与说行者之间不需要有意思联络 ,他们分别与组织犯进行单线意思联络就能形成共同犯罪故意     

风险社会下我国环境刑法的现代转型

当前中国正处于风险社会的关口,环境犯罪问题尤为突出。在风险社会下,我国环境犯罪的刑法立法仍然没有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存在着诸多的瑕疵。为应对风险社会带来的新挑战,我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实现由结果本位向规范本位的适度转向,由此,刑法应当适度调适犯罪圈的大小、建构双向的责任推定原则以及改革和创新刑罚制度,以充分实现环境刑法与风险社会的衔接。     

人工智能体刑法地位的教义学反思

随着智慧社会的到来，人工智能体广泛应用于社会各个领域，智能水平不断提升，与之相关的犯罪问题逐渐走向理论和实践的焦点。人工智能体冲击着刑法教义学主体和客体相区分的二元结构，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探讨人工智能体的刑法地位应当改变混同分析主体性和能力性的思路，区分不法和责任两个层面进行研究。应基于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明确现阶段人工智能体仍然属于弱人工智能，因此其无法成为犯罪人或被害人，也无法具备责任能力或承担刑事责任。但是人工智能体日益可能成为犯罪对象，与之相关的自然人和法人犯罪也应当受到重视。探讨人工智能相关的刑法问题应当立足于教义学的基本立场与理论范式。     

企业刑事合规的路径思考

刑事合规的初衷是预防和监控单位内部违法犯罪行为,目前已经全面进入我国理论与实践的视野。企业刑事合规对于企业犯罪预防与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凸显企业在犯罪预防实践中的主体地位,有效缓解刑事法对企业犯罪惩治的不利影响。但是,刑事合规理论与实践面临诸多困境。从国际上看,存在着有效刑事合规标准不统一、无法满足全覆盖要求、刑事合规负面影响遭忽视等问题;从国内来看,存在着组织体责任冲击传统的单位刑事责任认定、企业合规刑事激励制度试点不顺畅等问题。当前,应当通过构建相对统一的合规标准、适当调整合规计划具体要求、切割单位与成员的刑事责任等措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合规不起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