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宋之际士人新变文化心态的佛学背景

晋宋之际士人新变文化心态的形成,与佛学东渐有密切联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佛学东渐造成中土传统文化的新变是影响士人文化心态新变的重要背景;二是佛教中的新变观念是促成士人求新文化心态形成的重要因素;三是晋宋之际佛教新思潮的大量涌入是推动士人文化心态新变的重要动力.     

从慧远鸠摩罗什之争看晋宋之际中国佛学思潮的转向

庐山慧远与鸠摩罗什之间的理论论争是中国佛教思想史上一个极为重大的事件,它反映了东晋末年以庐山慧远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学者对当时流行的般若性空学说的深刻反思,为晋宋之际中国佛学思潮从大乘般若学向大乘涅槃学的重大转向起到了思想铺垫作用,在中国佛教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南朝士人群体与佛教关系演化之特征

晋宋时期士人群体信仰向佛教的转变,带有明显的个人化特征。进入南齐后,士人群体与佛教关系开始呈集团化发展,至梁武帝时期则被进一步发展为国家化行为。而佛教向统治工具的转化,则是士人群体与佛教关系由个人化走向集团化和国家化的根本原因。     

朱元璋对佛教的改造和利用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自入中土,便遇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挑战。汉末以降,佞佛与反佛,迭出高潮。至唐代,这一斗争遍涉朝野。佛教要生存,要发展,不得不向东方儒学靠拢,禅宗的出现,标志着佛学与儒学两种文化结合的开始;两宋之际,二程朱子再创理学,援佛入儒,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对佛学的正式承认、吸收和改造。佛教的儒化,在唐宋之际,主要得力于佛门弟子和儒学士人;在明初,朱元璋则以九五之尊,凭借政权的力量,将佛教驱离空门,蒙以尘世,使其赤裸裸地为封建政治效命。从此,佛教的世俗功用大大强化了。     

江州隐逸文化与晋宋之际文风的演变

晋宋之际文风的演变与会稽士族文学的消歇、江州隐士文学的崛起有很大关系。江州隐逸文化以庐山僧团、贫寒隐士等隐逸群体为代表,思想上儒释道交融,形成了遗世弃荣的隐逸文化心态,此种文化心态对文学创作颇有影响。以清俊脱俗、安贫乐道为基调的江州遁世文学,打破了东晋中期会稽士族文学的玄虚简淡之风,在创作主体、文学主题及文学风貌等方面,对晋宋之际文风的演变产生了较大影响。     

晋宋之际山水诗成困辨析

山水诗的形成是一个久被关注的话题，晋宋之际的山水诗是传统的借景抒怀之作在接受了玄学的洗礼和佛教的变革之后正式形成的。     

晋宋之际山水诗成因辨析

山水诗的形成是一个久被关注的话题。晋宋之际的山水诗是传统的借景抒怀之作在接受了玄学的洗礼和佛教的变革之后正式形成的。     

以颜延之为例看晋宋之际三教合流对士风、文风之影响

晋宋之际,儒学振兴、玄学式微,佛学兴盛,三教之间的互动共融,为士人提供多向选择,形成了此一时期的特殊面貌。受其家世影响,在颜延之的思想中儒学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但在佛、玄盛行的南北朝时期,颜延之身上也沾染了佛玄的习气。三种思想同时并存,交互影响。一方面,玄、儒合流,借佯狂而斥权贵,以名士之风实现一种维护社会秩序的儒士自觉感。另一方面,玄、佛双修,在对社会的失望中采取一种出世的超脱之感。     

南渡士人的佛教因缘与文学创作

宋室南渡以后,禅悦之风较北宋更为盛行.从达官宰执到一般朝野士人,皆对佛教持支持信仰之态度.与北宋士人相比,南渡士人的礼佛参禅在内容与形式上有所变化.如同是援佛入儒,北宋士人是"尽用其学而不自知",一方面吸收佛学的精华,一方面又公开攘斥佛老;而南渡士人不仅援佛入儒,以佛学作为儒学的参照系,而且还身体力行,佛教对其浸染甚深.禅悦之风在士林的盛行,不仅对南宋政府的佛教政策有所影响,而且也因此影响了士林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以禅喻诗"是南渡士人对文学作出的新诠释,而"援禅入诗"、"援禅入词",则是他们在创作上呈现出的一大特色.就佛教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来说,尽管参诗之说始自北宋,但真正将参禅与作诗结合起来并提出重要的诗学概念与范畴的,则是南渡诗人.并且就时间来说,禅诗相通,至南渡以后,方为诗人所共识,这是最值得注意的现象.禅悦之风在南宋初期的盛行,有历史、政治及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就士人来说,他们信奉佛教,除去学术与个人遭际等因素以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南渡政府安置南渡士人的特殊政策增加了士人与佛教接触的机会,从而进一步刺激了士人对佛教的了解.     

论陶渊明与佛教之关系

在陶渊明的思想研究中,陶渊明与佛教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引人注意的话题。本文结合晋宋之际的时代背景和陶渊明本人经历,考察陶渊明与佛教之关系。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与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佛学研究大家赖永海教授对话

中国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研究中国佛教的佛学研究者和僧尼念经修佛完全是两码事。后者是对于中国佛教的信仰与实践,而前者则是对这门高且深的学问的研究探讨,是属于哲学范畴的学术行为。 记者知道赖永海教授这个名字,是缘于翻阅他主编的一套多达十一卷的煌煌巨著《中国佛教百科全书》以及“三论宗”研究专家杨永泉先生的推荐。在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记者有幸采访了这位仰慕已久的佛学研究大家。     

《世说新语·文学》之“文学”辨析

《世说新语》中保留了大量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的史料 ,反映出魏晋士人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思想。魏晋士人对于文学的广泛讨论促使人们将“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看待 ,对于文学的认识更加全面准确 ,更贴近文学的本质 ,对晋宋之际文学新观念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佛教影响看晋宋之际山水审美意识的嬗变——以庐山慧远及其周围为中心

庐山慧远及其周围僧俗人士在晋宋之际山水审美意识嬗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与东晋玄学之士将客观景物看作崇尚自然精神之象征不同 ,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和慧远《佛影铭并序》反映出兼融中土文化传统与佛教观念的新山水审美观。它一方面兼重物、我和神三极 ,另一方面又强调主观感悟的沟通作用。这种新山水审美观直接影响了宗炳山水画论的形成和谢灵运山水诗创作实践。     

谢灵运与"涅槃圣"竺道生

晋宋之际,名士谢灵运是文学家,又是佛学家,堪称"元嘉之雄";名僧竺道生精研佛教义理,孤明先发,盛称"涅槃圣".但两位精英的交往情况到底如何,真可谓迷雾难拨,汤用彤先生说"谢康乐与道生交谊如何,今不可知."今依据有限的材料推测,认为谢灵运与竺道生的交往地应有庐山、建康等地,而交往时间可能有三十余年.     

浅探唐人小说的因果报应模式

因果报应是佛教主要教义之一,它于东汉末年随佛学东渐,登陆中土,与中国固有的因果报应意识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因果报应观。这种新型的观念逐渐为广大民众所接受,至唐代,在唐人小说中出现了人世、冥间、畜道及天界四种主要的报应模式,影响波及后世的文学创作。     

玄言诗的产生、发展和流变——读《支遁诗文译释》（代跋）

玄言诗虽然产生于正始时期,却经过了西晋时的寂寞。东晋士人的偏安心态和审美情趣的变化,是玄言诗发展的内在动因;东晋高层决策者的倡导、爱好是玄言诗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佛教的传入、佛教般若学对东晋玄学的渗透等都与东晋玄言诗的发展大有关系。以体悟玄理（包涵老庄玄学和佛学理论）、剖析玄学义理为宗旨的魏晋玄言诗,却并不都“淡乎寡味”;后来的诗人将吟诵山水引入玄言诗中,从而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并最终发展成为全新的山水诗。     

试论隋唐时期佛学的主要特点

隋唐时期是佛教中国化完成时期,也是佛学进一步融入中国思想文化、参与中国思想文化重构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涅槃学逐步成为佛学的主潮,佛学理论出现了哲学主体实体化、佛教的“因缘”学说与道家的“自然”说融合、在佛性论上的走向自然主义和佛性的人性化等倾向,这些就是隋唐时期佛学的主要特点。     

魏晋之际士人心态变迁述论

魏晋之际,士人心态发生转变。嵇康越名任心,傲物受刑;阮籍和光同尘,归趋难求;山涛弃老庄自然,遵周孔名教。他们或激进,或消沉,或转向。而促使士人心态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政局。     

“北地三才”之温子升佛教思想初探

“北地三才”之一的温子升,在其作品中以及在对待现实政治的态度上均有不同程度的佛教思想呈露,而北朝社会崇佛风气的盛行、温子升家族文化的浸染以及广义上的南北佛学文化交流（文集中有体现）等方面则是温子升佛教思想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温子升并非只把佛教看作一种排他性的宗教式信仰,而是有意尝试将佛教教义与儒学思想进行会通,这对中古时期三教思想的合流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合川佛教文化的中国化特色

合川佛教属于与重庆长江系佛教文化相并列的另一大系嘉陵江系佛教文化单元，这是经由陕西、甘肃等地的剑南蜀道而传入的，是属于走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的佛教。合川佛教有两大亮点：从旅游角度来讲，是二佛寺的佛教艺术与雕刻；从佛学的角度来讲，是佛教的禅宗文化研究。抓住这两个主题，就能够将合川的佛教文化与佛学研究事业做好，为合川的佛教文化和旅游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