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稿启事 “强人政治”的正负效应及制约机制专题研究

崇拜"政治强人"是中国鲜明的政治文化,浓厚的人治背景又特别容易滋生"政治强人"。在中国目前的转型期,存在一个"强人政治"的悖论,一方面需要"政治强人"大力推进改革,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政治强人"的强势而超越了政治、社会、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导致"政治强人"政治的背叛、经济的腐败、道德的沦丧和社会的灾难。"强人政治"是当代中国改革大变局中出现的典型现象,通常表现为拥有绝对权力与权威的领导者以强制的手段制定决策与执行政策,通过强制性权力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以达到实现改革意图的目标。     

发挥经济责任审计预防腐败的“探测器”作用

腐败是和平时期执政党的大敌,坚决反对腐败,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为了预防腐败,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对领导干部进行监督。其中,经济责任审计即为一种重要的方式。经济责任审计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监督     

腐败如何影响了中国的环境污染？——基于非正规经济的视角

现有关于腐败如何影响环境污染的研究多数忽略了非正规经济的作用,而非正规经济的存在将会影响到腐败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为此,本文首先从理论上研究了腐败和非正规经济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显示,腐败通过提高非正规经济规模增加了环境污染;同时,腐败通过减少正规经济规模降低了环境污染。基于1998-2016年中国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本文利用系统GMM方法考察了腐败和非正规经济活动对中国环境质量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腐败通过扩大非正规经济规模对中国环境污染的间接影响显著为正,腐败总体上改善了中国的环境质量,说明腐败对中国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占主导。非正规经济规模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为正,腐败程度越高,非正规经济对中国环境质量的负面影响也越大。     

坚决反对腐败 建设廉洁政治——专访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何增科

如何看待当前反腐败形势,特别是腐败易发、多发的现象?如何看待腐败的严重程度?如何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后反腐败之路?党的十八大提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反腐战略有哪些重要意义?针对这些问题,中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何增科谈了他的看法。     

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中国反腐败运动的新政治意涵

正围绕中国反腐败运动的新政治意涵,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日前发表文章称,这次反腐败从各个角度来说,与以往很不相同。这次反腐败的意涵,已不是仅仅从其现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所能说清楚的,必须把反腐败运动的深刻意义,置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政治大环境中来认识。中国的腐败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其根底在于制度建设跟不上经济变迁。在谈到今天的腐败和以往的腐败有何区别时,郑永年说,"寡头经济局面已经基本形成并且成为腐败的经济制度基础,在     

解读中国“特色腐败”的“双重悖论”

正美国马里兰大学魏得安教授分析中国"特色腐败"得出了"双重悖论"的观点,即腐败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腐败的急剧高发与经济的快速增长并行。那么,应该如何分析中国"特色腐败"导致的"双重悖论"现象呢?首先,中国"特色腐败"与其他国家的腐败并无本质差别。腐败本身也绝不会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发     

保持对腐败的痛感

漫天的传言和跌宕起伏的官场生态一次又一次锻炼了中国人的心理素质,可以说,我们的社会已经具备了消化腐败案件冲击的基础。从个体腐败到腐败的集团化和黑社会化,从厅局级到省部级,腐败在不断深化。同时,腐败从政治领域向社会领域蔓延,从官员腐败向民众腐败发展。更多的人不再只是痛恨腐败,而是忙着研究如何在腐败的前提下获取自己的利益。当人们都适应了腐败并努力寻求自己的腐败方式时,腐败便进入了它的最高形式,那就是社会腐败。     

新视野

<正>反腐下一步:局势和路径关于反腐以及中国的局势如何变化,有这样几条轨迹:反腐突破到了腐败的利益结构的深层,腐败力量被恐惧感攫住,必然殊死抵抗,反腐形势已到"两军对垒"的时刻;这次反腐和以前不大一样的是,它指向的是整个政治结构的重整,因为     

关于领导干部腐败生成规律三个认知误区的探讨--基于对十八大期间125名高级领导腐败案例的分析

为提高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的现代化、科学化、精细化水平,有必要厘清领导干部腐败生成规律的一些误区。从十八大期间125名高级领导腐败案例来看,人们对腐败生成根因"性恶论"的认知具有局限性,领导干部腐败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腐败的根因与制度缺失有关;人们对腐败生成类型偏重贪污贿赂罪的认知存在误区,应同等重视渎职类犯罪;"高压反腐"模式对阻却腐败生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应坚持阻断腐败供给、腐败需求和腐败扩散多策并举,通过标本兼治实现廉洁政治。     

宋代高薪和清代养廉的反思

正宋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总结腐败、防治腐败较为全面的时期。在宋代统治者看来,历朝历代之所以贪官辈出,原因只有一个,俸禄太低,官员穷困导致集体腐败,因此,推出了高薪养廉制度。但是,高薪养廉制度过度强调了物质水平对官员腐败的影响程度,忽略了道德品质、政治操守对为官从政的重要性,自然难以避免失败的结局。     

经济视角看腐败

文章从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腐败,把腐败作为一种经营活动来进行分析,为腐败给出了一个经济学定义。文章分析了腐败对经济的危害,如阻碍经济发展、影响贫困治理、造成政府信誉的丧失、增加信用交易成本等。最后提出了抑制腐败的经济学对策:即"堵源截流","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让官员不能腐、不愿腐、不敢腐。     

制度反腐应遵循四个基本路径

正所谓制度反腐,是指通过推进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等制度的变革,消除产生腐败的制度根源,营造保障廉政的制度环境,以达到腐败现象逐步减少,最终消除腐败的目标。制度反腐应遵循四个基本路径:一是要对现实情况进行调查,梳理腐败的主要形式和类别。有的腐败发生在干部提拔、晋升环节,属于买官卖官性质的腐败;有的发生     

贪官“潜伏期”为何越来越长

<正>能够长期潜伏、甚至"带病"提拔的贪官,十之七八是上面有"保护伞";至于"保护"的原因,倒不是说一定都是出于腐败。有专家研究表明,在中国经济改革和转轨过程中,腐败潜伏期在     

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文明建设重要性的几点认识

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文明建设面临的急迫问题有,极少数官员腐败日益严重;买官卖官,严重破坏"德才兼备"的干部任用原则;极少数地方存在严重的群体性事件或隐患。东欧8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的警示是:政治腐败尤其政治权力腐败,最终将破坏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中国和世界的经验与教训都表明:政治文明建设是国家发展、人民幸福的基本要求;是保障国家长治久安和政治稳定的需要;是切实保障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尤其民主权益的需要;是防止社会走向两极分化的重大政治举措。     

运用审计“利剑”,防治国企腐败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搞好国有企业的经营和发展,这既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近年来在国有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发生的腐败现象,不仅阻碍了企业的发展,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而且激化了干群矛盾,影响了社会稳定。因此对国企内部腐败的预防与治理成为当前国企改革的艰巨任务,本文对国有企业腐败的特征、原因及表现进行深入剖析,并从如何运用审计这一反腐利器来防治国企腐败提出建议。     

可怕的腐败文化

腐败,被称为"古老的顽疾".从私有制社会产生和政治权力出现之后,腐败现象就与人类文明如影随形,挥之难去,腐败与反腐败构成了人类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必须提高腐败成本

腐败成本是指腐败分子在进行权力与利益的交换时所作的投入,或者说所付出的代价。从一般意义上说,腐败成本表现为有形和无形两种形态,主要构成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名誉成本,是指搞腐败行为者所付出的名誉代价,主要有政治声誉、道德声誉等。二是纪律和法律成本,是指搞腐败行为者所要承担的纪律和法律方面的风险和代价。三是经济成本,是指搞腐败行为者所付出的经济代价。……     

以权力约束权力

<正>18世纪中叶,孟德斯鸠提出了一条著名论断:"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这一论断对世界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随后,西方政治思想家又从人性的角度,去分析制约公共权力的必要性:为了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就要把权力均匀地分配到不同部门,并且给予各部门抵制其他部门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正如汉密尔顿     

构筑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

胡锦涛同志在中纪委五次全会上指出，反腐倡廉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提高反腐倡廉能力成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保证。而构筑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是提高反腐倡廉能力的有效途径。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腐败现象的发展演变呈现出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转变的趋势。“一把手腐败”、用人腐败、司法腐败、“公贿”、行政腐败等政治领域腐败安案件居高不下。     

塌方式腐败及其治理之策

正塌方式腐败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在理论界和媒体报道中常出现的一个新概念,是腐败的另一种新形态。从较早时候的"安徽萧县腐败案",到"中石油腐败案""国家发改委价格司腐败案",再到"湖南衡阳贿选案""广东茂名腐败案",这种腐败愈演愈烈,涉案人员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不仅严重败坏了政治生态,还损害了党和各级政府的形象。然而,对于塌方式腐败,社会理解还普遍停留在多人腐败、腐败窝案的一般认知层面。在新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