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中国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以2004-2010年我国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加入企业绩效的动态性和多样性,基于社会类化理论和信息决策理论,较为全面地探讨了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类化理论更能解释高管团队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异质性不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尤其对短期绩效和创新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三种基本职能背景中,“生产型”职能背景为主的高管团队对短期绩效、长期绩效、创新绩效和海外绩效均有正向影响,且影响最大.“多职能背景”为主的高管团队有助于企业海外绩效的提升,但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三种特殊职业经历来看,具有海外背景的高管对企业短期绩效、长期绩效、创新绩效和海外绩效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外部空降的高管,会严重阻碍企业的创新发展;有政府背景的高管则会提高企业的海外绩效.     

风险投资机构高管团队知识背景与高科技投资偏好

 风险投资机构的决策不仅与被投资对象的未来成长空间有关,也受到投资机构多方面特征的影响。根据高层梯队理论,在风险投资的复杂环境下,风险投资机构高管团队作为主要决策者,其特征对投资决策起决定性作用。        选取194家中国风险投资机构为样本,从高管团队知识背景的角度分析风险投资机构高科技投资偏好形成的原因,构建Logistic模型和OLS模型,检验高管团队不同教育背景(显性知识)和从业经验(隐性知识)对高科技投资偏好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风险投资机构高管团队知识背景和从业经验显著影响其高科技投资偏好。高管团队中具有理工类教育背景和高科技从业经验的成员比例较高的机构更倾向于投资高科技企业,金融从业经验的成员比例较高的机构更倾向于投资非高科技企业;高科技从业经验的成员比例越高的机构在高科技企业首轮融资时进行投资的比例越高,金融从业经验和咨询从业经验的成员比例越高的机构在高科技企业首轮融资时进行投资的比例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不同产权性质的风险投资机构中,高管团队知识背景对高科技投资偏好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国有性质样本中金融从业经验对高科技投资偏好的负向影响不再显著,非国有性质样本中高科技从业经验对高科技投资轮次偏好的正向影响不显著。与非国有性质风险资本相比,国有性质风险资本高管团队成员的理工科教育背景和高科技从业经验较弱,导致国有风险资本投资高科技企业较少。        从高管团队知识背景的角度拓展了对风险投资机构高科技投资偏好问题的解释,有助于更好地认识风险资本的投资行为和国有风险资本的投资行为,促进风险投资与被投资企业形成更具价值的匹配关系,对优化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决策、更好地发挥其在支持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国有风险投资机构建设提供实践指导意义。     

信息透明度影响团队任务绩效：以企业社会化媒体为例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社会化媒体已经渗透到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企业社会化媒体的应用改变了企业信息透明度,影响员工的信息交流,给企业带来新的管理问题,也为企业寻求组织变革带来契机。         基于信息透明度理论,以某企业社会化媒体平台为背景,测量其社会化媒体网络中信息透明度对团队任务绩效的影响,探索社会化媒体对当今企业管理的积极作用。采用企业实际数据,借鉴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成果,量化信息透明度概念的可见性和可用性两个子维度,选用OLS方法和有序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信息透明度对团队任务绩效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由企业社会化媒体形成的企业社会网络中,不同的团队任务具有不同的信息透明度,即拥有不同的信息可见性值和信息可用性值,且信息可见性和信息可用性都对团队任务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OLS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信息可见性和信息可用性每提高1个单位,团队任务绩效相应变化2.4%和74.3%,有序Probit模型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信息可见性和信息可用性较高的团队任务有更大的概率获取更好的绩效评分。         研究结果验证了企业社会化媒体中的信息透明度与企业团队任务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拓展了信息透明度在IS领域的应用,丰富了企业社会化媒体、信息透明度和团队任务绩效的相关研究;识别出量化信息透明度的两个重要指标,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框架;给企业管理实践带来一定的积极作用,启示企业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合理利用企业社会化媒体辅助团队交流,以提高团队任务的信息透明度,即信息可见性和信息可用性,进而提升企业绩效。     

限薪令与企业创新:一项准自然实验

  创新是维护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手段,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但由于存在内生性问题,高管薪酬与企业创新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尚无定论。         以2009年出台并实施的针对国有企业的限薪令作为外生政策冲击,选取2007年至2015年全部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配对样本和双重差分回归分析的方法,实证检验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限薪令后国有企业高管货币薪酬是否降低;在此基础之上,检验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并进一步利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测量公司治理水平,考察公司治理水平对于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最后对比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风险承担水平上的差异,探讨高管货币薪酬的降低可能引起的负面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限薪令后国有企业高管的相对货币薪酬降低,限薪令发挥了预期的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国有企业的相对创新投入水平降低,证实了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因果关系。此外,公司治理越差的国有企业,其创新投入降低的越多;高管货币薪酬的降低最终导致国有企业整体风险承担水平下降。使用全样本分析和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         利用强制性降低高管货币薪酬这一外生事件,为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了新的可靠证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实践意义上,高管货币薪酬的降低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的意愿,进而导致企业整体风险承担水平下降,长此以往将损害企业长期发展能力,同时有悖于现阶段中国倡导的企业走创新发展之路,对中国现阶段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提供政策启示。     

高管团队稳定性与企业ESG责任履行

ESG已成为推动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但有关ESG责任履行影响因素的研究仍方兴未艾。以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为样本，考察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ESG责任履行的具体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稳定性正向影响企业ESG责任履行；通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高管团队稳定性可以通过降低管理者的短视，进而促进企业ESG责任履行；在异质性分析中，发现高管预期任期、股权激励水平、媒体关注度会正向调节高管团队稳定性与企业ESG责任履行之间的关系。     

基于学习行为的资本结构同伴效应实证研究

  资本结构理论通常假设企业最优资本结构是其自身特征的函数，与其他个体无关。但是，已有研究发现同伴企业决策对焦点企业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即存在同伴效应。考察中国资本市场上企业资本结构决策是否存在同伴效应以及为何存在同伴效应等重要问题，能够为同伴效应研究提供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并拓展国外同伴效应产生机制的相关研究。         利用2001年至2014年中国A股沪深两市非金融上市企业面板数据，依据参照组内线性均值模型，以同伴企业股票收益波动作为工具变量解决映射问题，采用个体固定效应和差分变量控制资本结构行业特征对应的关联效应问题，实证检验是否存在同伴效应。为进一步研究同伴效应的学习机制，基于包含同伴信息的决策模型，推导焦点企业的经理人能力、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同伴企业信息质量和高管团队信息交流程度4个重要因素如何影响同伴效应的强弱，进行分样本实证数据检验，探索同伴效应是否由学习机制导致。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企业资本结构决策显著地受同一行业内其他同伴企业资本结构决策影响，存在正向同伴效应；分样本实证检验结果证实，当焦点企业经理人能力较弱、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较强、同伴信息质量较高和焦点企业高管团队信息交流程度高时，同伴效应较强，这与基于学习行为的资本结构决策模型理论假设吻合，表明对同伴决策的学习行为能够解释中国上市企业资本结构决策的同伴效应。         一方面，研究结果从理论上丰富了现有资本结构理论，为企业决策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但被忽略的研究角度，深化了同伴效应产生机制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另一方面，对监管层具有实践意义，政府机构应恰当运用同伴效应所特有的乘数效应，通过鼓励学习引导有效决策的扩散。     

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的“加速”和“跳跃”：过度自信视角

 传统的国际化理论模型长期用一种刻板、静态的思想对国际化活动进行思考,事实上,企业的国际化成长过程存在着复杂的、多元的国际化行为组合和行为序列模式。即使在国际化程度相同的情况下,国际化过程的差异也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组织绩效。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体现出的“加速”和“跳跃”特征令世界瞩目,但少有研究关注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背后的管理者决策逻辑。而且,目前相关研究大多基于管理者理性人假设,忽略了管理者非理性行为对国际化过程特征的影响。        基于高阶梯队和行为金融等理论,探讨高管过度自信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和节奏等国际化动态过程特征的影响,并考察在内部股权结构和外部国际化压力的双重情景下该影响机制的变化情况。以具有国际化行为的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手工整理获取2007年至2013年301家上市公司国际化过程面板数据,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①高管过度自信与国际化速度和国际化节奏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高管过度自信心理会促使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的速度增加,不规律性增强;②内部国有股权比例增加显著增强高管过度自信对国际化速度和国际化节奏的正向影响;③企业外部产业国际化竞争压力显著遏制中国企业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国际化速度和国际化节奏的正向影响。        在中国特定的制度环境和管理情景下,讨论高管过度自信心理对企业国际化过程特征产生的影响,验证了中国企业国际化扩张背后存在的高管非理性因素,为行为金融理论和国际化过程研究等相关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推进做出了贡献。另外,探讨内部股权和外部产业竞争的影响,进一步丰富了公司治理和产业竞争的相关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对于高管团队管理和企业国际化决策管理具有较好的实践指导意义。     

业绩波动、高管变更与成本粘性

  不同的高管通过营造公司文化和制订公司战略等手段对公司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高管变更可以被视为公司的重要事件之一。已有研究发现当公司高管发生变更时，公司的相关行为随之发生变化。利润是高管关注的核心指标，为了提高利润，除扩大收入外，提高成本管理能力也是一种可行手段。因此，研究高管变更这一日趋频繁发生的事件对成本粘性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以高阶认知理论为基础，结合成本粘性的调整成本、管理者对未来的乐观预期以及管理者机会主义动机3项理论成因，从2010年至2016年中国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中选取10 209个公司-年样本，利用多元回归方法对高管变更如何影响成本粘性进行研究。在按照业绩波动程度和高管变更原因将样本进行分组后，利用组间系数比较的方法，深入分析不同业绩波动下和不同高管变更原因下的影响效果的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发生的高管变更显著加剧成本粘性，高管变更对成本粘性的加剧作用在不同的业绩波动程度下和在不同的高管变更原因下有差异。具体而言，当业绩波动较大时，高管变更对成本粘性的加剧作用更大，而非正常原因的高管变更也能在更大程度上加剧成本粘性。         研究结果在理论上丰富了高管变更经济后果和成本粘性影响因素等方面的成果，在实践中对上市公司完善高管人力资源计划、提高高管变更期间成本管理水平以及帮助利益相关者深刻地认清高管变更对上市公司带来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母国区域制度质量对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

  海外市场进入模式是跨国企业实现国际化战略目标的重要战略决策。虽然国内外学者已经意识到制度因素对新兴市场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但大多集中在对东道国制度环境影响的研究,很少考虑母国区域制度环境的复杂性,且缺乏相应的实证检验。         在此背景下,基于制度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探讨母国区域制度质量对中国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机理。以规制差异和文化差异为调节变量,以社会资本为中介变量,构建母国区域制度质量与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并以2015年进行海外市场投资的210家中国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①母国区域制度质量与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呈正相关关系,即所处的母国区域制度质量越好,民营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独资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②母国与东道国间的规制差异和文化差异负向调节母国区域制度质量与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正向关系;③社会资本对母国区域制度质量与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关系起部分中介作用,即民营企业获得的社会资本越多,对市场信息等方面的把控能力越强,越倾向于采用独资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         研究结果展现了中国市场分割情景下民营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独特性,拓展了国际商务领域对新兴国家制度环境的理解和认识,促进了制度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在国际商务领域的应用和发展。在管理实践中,民营企业在进行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决策时,应充分考虑其所在的区域制度环境,同时也要善于构建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以提高企业战略决策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财务透明度、市场化进程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效应

 管理层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能够传递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信息,有效弥补单纯财务信息无法充分揭示企业价值的不足,有助于投资者将财务信息与环境、社会和治理等非财务信息结合起来更准确地对公司未来盈利作出预测。然而,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尚不完善,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工具假说,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更侧重考虑监管部门政策规制的目标,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的意识和主动性较为淡薄。管理层可能借着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监管政策的幌子,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加以工具性利用,以进行信息披露操控的自利行为。因此,如果聘请专业机构出具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意见无疑会增强信息可靠性,制约管理层的自利倾向,提高非财务信息披露质量。        基于信号传递理论,从分析师盈利预测的视角,实证检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是否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对其决策有用的非财务信息。以2008年至2014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发布的3 084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为研究样本,使用修正横截面Jones模型计量财务透明度,以所有分析师对公司盈利预测均值的标准差以及与该公司实际盈余之差绝对值标准化处理后分别衡量分析师盈利预测误差和分歧度,采用Stata 13.0软件和Heckman两阶段自选择矫正模型进行分析,检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对分析师盈利预测的影响以及财务透明度和市场化进程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与分析师盈利预测关系发挥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当专业机构出具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意见时,分析师盈利预测误差越低,预测分歧度也越小。进一步区分财务透明度和市场化程度的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对分析师盈利预测准确性的提升效果在财务透明度较低和处于市场化进程较高地区的公司中更加明显。在尽可能控制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以上所有结果仅在强制披露组样本中存在。        研究结果验证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能够有效提高公司非财务信息质量,为分析师决策提供有用的信息,其作用还会受到公司财务透明度和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对政策制定者进一步评估和完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系强度对团队创造力 的作用机理研究

  关系强度直接作用于信息的获取、传递、整合和利用,是影响团队创造力形成的重要因素。然而,目前学者多将团队内外关系强度割裂开,并未意识到其影响团队创造力的方式全然不同,且研究结论存在差异甚至结论相反。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和认知信息加工理论视角,揭示组织中团队关系强度对团队创造力的作用机理,即探讨团队关系强度对团队创造力的影响过程中团队信息深化的中介作用以及团队工作标准化的调节作用,同时探索团队外部和内部关系强度的协同作用。通过便利抽样,收集四川、重庆和贵州的73个团队的调研数据,利用Spss 21.0和Amos 17.0统计分析软件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团队外部和内部关系强度均对团队创造力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二者相互增益而非替代;团队信息深化在团队关系强度与团队创造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团队工作标准化在团队信息深化与团队创造力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团队工作标准化负向调节团队关系强度经由团队信息深化对团队创造力的间接影响,即团队可以通过搭建起团队外部和内部的强关系,激发个体层面的认知资源在团队层面进行交换、共享和整合,在低团队工作标准化的情景中,团队信息深化将带来更多新颖的、有用的想法。         通过厘清组织中团队外部和内部关系强度的作用,弥补了团队关系强度如何激发团队创造力的研究不足;引入团队信息深化的路径探索,丰富了团队创造力实现路径的理论认识;拓展团队工作标准化至团队创造力研究领域,提供了实践中权衡标准化与灵活性来确保团队有效性的微观知识基础。研究结果不仅有利于深化团队关系强度在创造力领域的研究,而且有助于指导中国组织情景下团队层面的创造性活动。     

环保背景高管、权力分布与企业环境责任履行

在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新发展理念下，企业作为环境治理的主体力量，如何推动其履行环境责任成为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利用手工收集的高管职能背景和高管排名数据，借助最新的权力测度方法，基于2006—2019年中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环保背景高管及其权力分布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背景高管显著促进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环保背景高管在高管团队中的权力越大，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水平越高；环保背景高管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影响在采取不同环境战略的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环保背景高管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正向影响在采取防御型环境战略的企业中更为显著，且环保背景高管权力越大，该差异越明显。     

增长期权创造视角下高管股权激励的效果检验

 高管股权激励的目的是企业价值的持续增长，价值增长的关键在于管理者对增长机会的把握和创造。作为企业创造增长期权的一种重要手段，R&D投资通过改变资产相对构成而对股票风险收益特征具有动态影响，因此资本市场对R&D投资的理性定价可以为高管股权激励的增长期权创造效果提供新的检验视角。        以2007年至2015年沪深两市2 294家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Fama-MacBeth截面回归，发现R&D投资和股票预期收益率具有正向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是否实施和实施前后等不同子样本中R&D投资与股票预期收益率关系的比较，从增长期权创造的视角考察高管持股的2 053家企业和实施或有股权激励的657投资对股票预期收益率的正向影响，两种股权激励方式有助于企业通过R&D创造增长期权。进一步，利用倾向匹配得分法进行样本选择，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回归，控制内生性问题，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表明，股权激励对R&D投资与股票预期收益率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整体而言，实证结果不仅提供了支持利益趋同假说观点的证据，还从企业创新和资本市场的互动关系为股权激励的效果提供了新的检验视角。研究结论的现实指导意义在于，一个长期、有效的高管激励政策应强调高管通过创新投资进行增长期权的创造，企业也应根据资本市场对高管创新活动的效果评价了解和调整激励政策。     

CEO双元领导与企业创新导向的关系

 领导行为是影响企业内部决策和创新导向的重要因素之一,已有研究大多集中于CEO单一领导行为对创新的影响,未能解释CEO如何处理高管团队创新决策过程中团队整体性与成员差异性之间的矛盾。因此,从高管团队层面探讨CEO双元领导行为的作用具有必要性。另外,企业创新导向还可能受到企业类型的间接影响。        基于信息处理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将CEO双元领导划分为相对授权维度和组合维度,探讨CEO双元领导对企业创新导向的影响。将企业类型划分为在位企业和新创企业,以企业类型为调节变量,研究在位企业与新创企业CEO双元领导行为作用的差异。通过对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6个不同省份的企业进行问卷调研,共收集126份有效样本,采用Spss 13.0的逐步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CEO双元领导的相对授权维度与创新导向的关系呈倒U形,即适度水平的授权型领导行为有利于企业开展创新;CEO双元领导的组合维度能促进创新导向,即CEO授权型领导与命令型领导对创新导向具有互补作用。在位企业与新创企业的相对授权维度与创新导向的关系截然相反,即在在位企业中两者关系为倒U形,而在新创企业中两者关系呈U形;与新创企业相比,在位企业中组合维度与创新导向的关系更强。        在理论方面,考虑双元领导两个维度对创新导向的影响,呼吁学者增强对双元领导的关注,丰富了双元领导与创新领域的研究;以企业类型为调节变量,将资源依赖理论引入双元领导的研究中,丰富了双元领导的研究视角。在实践方面,CEO应根据企业类型调整领导行为,为战略领导力和管理实践提供新的见解。     

聚沙成塔:员工创造力如何转化为团队创新

  创新对于当代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团队创新的意义更加突出，能够为企业发展提供强大动能。学者们对于如何激发创造力进行了广泛研究，但是对于员工创造力如何转化为团队创新仍需进一步探索和验证。创意倡导被认为是员工创造力转化为团队创新的关键阶段，但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创意倡导如何发挥作用、这一转化过程受到何种情景因素的影响还较少被关注。         基于创新的多阶段理论，通过跨层次分析方法，探索员工创造力如何转化为团队创新，进一步考察团队结构化程度在其中的调节作用。选取中部某高新区的14家企业，利用多时段配对问卷调查方法，分两阶段收集来自49个团队的264名员工的有效配对问卷数据，使用Spss 21.0和HLM 7.0进行跨层次的层级回归分析，检验员工创造力转化为团队创新的过程以及团队结构化程度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①员工创造力显著正向影响创意倡导行为。②创意倡导行为显著正向影响团队创新。③员工创造力差异性显著负向影响团队创新。④团队结构化程度正向调节员工创造力与创意倡导之间的关系，即团队结构化程度越高，员工创造力与创意倡导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强。⑤团队结构化程度负向调节员工创造力差异性与团队创新之间的关系，即团队结构化程度越高，员工创造力差异性与团队创新之间的负向关系越弱。         研究进一步厘清了创造力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基于创新的多阶段理论探讨员工创造力如何转化为团队创新，拓展了创新研究的理论视角，明确了个体层面的创造力转化为团队层面的实际创新动能的实现路径，从多层面拓展了团队创新的影响因素，并发掘了团队结构化程度对于创新的积极作用。研究结果启示管理者要加大创意倡导行为的宣传力度，降低员工创造力差异性，提高团队结构化程度，以促进团队创新。     

医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因素组态与路径研究

以209家进行企业社会责任评分的A股医药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内外整合视角,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究内部驱动因素（财务绩效、技术创新、高管薪酬、内部控制）和外部约束因素（政府干预度、法律环境）的匹配效应对医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复杂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企业内部驱动因素与外部约束因素的不同组合对医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起到“殊途同归”的效果;医药企业社会责任高履行路径有5条,分别是高管引领经济驱动型、内控强化经济驱动型、高管引领内控驱动型、法律保护能力驱动型和内控强化压力驱动型;导致医药企业社会责任低履行的路径有1条,且与社会责任高履行的驱动机制存在非对称性。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影响医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多重复杂因素间互动本质,并为医药企业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带来有益的实践启示。     

政策风险与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

 东道国政策风险是影响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关键因素。已有研究主要从制度理论的合法性视角出发,认为跨国企业应该采取制度同构的方式获取合法性,即选择合资模式进入政策风险较高的东道国。该视角认为政策风险是跨国企业只能被动适应而不能主动利用的外生因素,忽视了拥有能动性的跨国企业在管理政策风险方面扮演的是一个更加积极的角色。        基于制度理论的能动性视角并且结合企业资源基础观,探讨政策风险对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机理。以2003年至2014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投资新建的海外子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Stata 12.0软件和Logit回归分析,系统分析政策风险与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中国跨国企业母公司的所有权性质、国际化经验和组织冗余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中国跨国企业拥有采取制度创业的方式获取合法性的政治能力,因此,政策风险对中国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进入具有正向影响,即中国跨国企业倾向于选择独资模式进入政策风险较高的东道国;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独资模式进入政策风险较高的东道国;国际化经验提高了中国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进入政策风险较高东道国的可能性;组织冗余降低了中国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进入政策风险较高东道国的可能性。        通过引入制度理论的能动性视角,研究结果拓展了关于东道国政府的政策风险影响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研究;从企业资源基础观出发,考察二者关系成立的情景条件,扩展了理论的适用条件和范围;中国跨国企业的国际化过程是资产扩大与资产利用动机的结合,丰富了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的国际化理论。相关研究结论对于以中国企业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在进入政策风险较高的东道国时采取制度同构还是制度创业的方式获取合法性具有一定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促进型调节定向对研发人员跨边界行为的影响研究

 研发人员的跨边界行为是影响研发团队创造力的关键因素,已有研究证明跨边界行为对创造力起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对于如何提升研发团队成员的跨边界行为仍缺乏深入探讨。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和特质激活理论,跨越个体-团队两个层次,构建成员促进型调节定向-跨边界行为的影响整合模型,以成员创新自我效能感和个人主动性作为中介变量,研究二者在此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此外,以领导促进型调节定向作为调节变量,探讨其在此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采用MPLUS 7.0和HLM 6.08软件进行主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检验,采用来自西南地区3家研究院的研发团队中279组领导-成员配对的纵向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①团队成员的促进型调节定向对跨边界行为产生积极显著的正向影响;②团队成员的创新自我效能感和个人主动性在促进型调节定向与跨边界行为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且个人主动性对跨边界行为的影响和中介效应显著性均强于创新自我效能感;③领导的促进型调节定向会调节成员的促进型调节定向与跨边界行为之间的关系,当领导的促进型调节定向越强时,成员的促进型调节定向对跨边界行为的正向影响也相对更强。        研究结果厘清了研发团队中调节定向与跨边界行为之间的影响关系,为跨边界行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和研发团队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即应重视员工心理需求、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以及努力实现领导－成员的心理动机匹配等。     

女性参与高管团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中国民营企业的实证研究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女性在中国社会的地位长期受到轻视,其在商业中的作用更是一直为人们所忽视.然而,随着中国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不少女企业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商业成就,女性开始崛起为企业界的一股新的力量.那么,女性参与高管团队是否能为企业增加价值呢?性别差异是否能够成为一种优势而使女性管理者更好地进行决策和管理企业呢?本研究以关于企业高管团队的文献为基础,以中国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2008年民营上市公司数据,探讨女性参与高管团队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且将这一关系置于女性高管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个调节变量的背景下,进一步探究影响女性参与高管团队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女性在高管团队中的参与能够提升企业绩效,这种时绩效的提升随着女性高管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提高而增强.本研究从高管团队成员性别差异的角度丰富了现有的高管团队理论体系,并且为中国处于蓬勃发展中的民营企业的成长提供了有意义的实践指导.     

差异化授权型领导与创新绩效: 基于社会认同的视角

  许多企业为适应经济竞争开始组织结构变革,以授权型工作团队代替传统的层级管理结构,因此授权型领导如何在团队层面发挥作用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基于共享视角的团队导向授权型领导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已得到广泛研究,但在具有关系文化的中国团队情景中,团队领导不一定针对团队内部不同成员进行无差别的授权,相反团队领导很可能进行差别授权,因此差异化授权型领导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有待探究。         基于社会认同理论,通过跨层次分析方法,探讨差异化授权型领导如何影响个体创新绩效和团队创新绩效,检验团队认同在差异化授权型领导与个体创新绩效和团队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领导认同在差异化授权型领导与个体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以99个工作团队706位企事业单位员工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运用Spss 19.0和Mplus 7.4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         研究结果表明,①差异化授权型领导显著负向跨层影响个体创新绩效;②差异化授权型领导显著负向影响团队创新绩效;③差异化授权型领导显著负向影响团队认同,团队认同分别在差异化授权型领导与个体创新绩效和团队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④差异化授权型领导显著负向跨层影响领导认同,领导认同在差异化授权型领导与个体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丰富了差异化领导的研究,并扩展了团队层面授权型领导的研究,验证了差异化授权型领导对创新绩效的负向作用;丰富了差异化授权型领导的理论研究视角,基于社会认同理论探讨差异化授权型领导对创新绩效的跨层次影响机制。团队领导在进行授权时要考虑团队的文化特性,增强谨慎意识,要充分考虑如果团队内部领导授权的差异化程度过高会破坏团队成员的团队认同和领导认同,进而降低个体创新绩效和团队创新绩效,以致降低组织创新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