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牧民与草原生态环境关系的重塑：以新疆北部牧区为例

21世纪以来,新疆北部牧区牧民在非农产业务工就业和进入城镇生活的现象十分普遍,形成了“半农（牧）半工”的生计模式,进而促成牧区社会进入后定居时代。调查发现,定居后牧民面临着农牧业生产边际效益下降与草原生态环境快速退化双重暴露的困境,与草原生态环境的关系从平衡走向了失衡。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及新型城镇化的推动下,新疆北部牧区牧民生计方式持续调整和优化,为重塑牧民与草原生态环境关系创造了新的机遇。因此,应持续优化牧民生计方式,推动新疆北部牧区走绿色发展之路,最终实现牧民与草原的和谐共生。     

在游牧与农耕之间:新疆定居游牧民自然观与环境态度的变迁

游牧民的自然观与环境态度以"顺应自然"为核心,蕴藏于生计与生活方式、资源管理体系、禁忌与习俗之中,是维系人与草原生态环境平衡的重要影响因子。定居后,牧民自然观与环境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成为草原生态环境与牧区经济双重边缘化的重要诱因。牧民也根据国家政策与发展理念的变化调整自然观与环境态度,将其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的话语相融合,为重新平衡与草原生态环境的关系提供了思想基础。     

草原补奖政策对牧民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分析:来自青海省祁连、门源两县的经验证据

基于青海省祁连、门源两县340份牧民户调查问卷数据,采用熵值法评价牧民户生计资本,运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牧民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草原补奖标准明显低于牧民户期望值,草原补奖收入对牧民户家庭增收贡献有限;(2)调研区域牧民户的生计资本整体比较稀缺,且五类生计资本分布不均衡;(3)禁牧政策的实施显著影响牧民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并促进草原生态系统的恢复;(4)草畜平衡政策对门源县牧民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高于祁连县;(5)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是影响高原牧民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关键生计资本.为进一步完善草原补奖政策,建议提高草原补奖标准、重视生计资本积累、注意分区施策、强化政策支持.     

牧民参与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意愿研究

本文以牧民参与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意愿为研究对象,选择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为案例地区,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对当地牧民参与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意愿进行研究,并对影响牧民意愿的主要因素进行估计.通过研究得出,当地牧民对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有着较强烈的参与意愿.家庭总收入水平、家庭劳动力负担系数、拥有草场面积等多种因素都影响着牧民参与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意愿.当地政府应加大对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宣传推广、加强对牧民的教育培训、综合考虑牧民在生计能力方面的差异、丰富草原生态补奖的形式,从而提升牧民的参与意愿.     

竞争性牧业、草原生态与牧民生计维系

市场化进程在内蒙古草原的推进,使得农牧民的生计适应模式由生态适应变为市场适应。本来具有生态多样性、畜牧业生产、牧民生活、民族文化、旅游休闲、民族多样性维系、边疆稳定与国防安全、食品安全等多种功能的草原畜牧业,在食品工业化、农牧业产业化、农牧产品国际间自由贸易的条件下,被单一化为竞争性牧业,仅仅生产功能和少部分产业化的旅游休闲功能被强调,从而使得草原牧业的其他功能被剥蚀、改造,甚至无从发挥,由此也危及草原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和牧民的生计与文化维系。认识草原生态环境和人类活动的特殊关联,并采取科学化的生计适应方案,可以缓解牧民、牧业和牧区这＂三牧＂问题。走出竞争性牧业,以及背后的单一市场逻辑,才有可能朝向草原生态、民族文化保护、边疆稳定与国防安全等多功能性持续发挥的道路。     

社区草畜平衡模式解析与政策建议——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草原社区调查报告

民族地区的草原沙化问题不仅使我国草原环境进一步恶化,而且草场完全失去放牧价值,给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大危害.为提高当地牧民生活水平,实现草地资源持续利用和草地向良性化发展,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不少牧区从自身实际需要出发,从不同的角度探索着草畜平衡的模式.本文介绍和总结了社区草畜平衡的不同模式,分析了不同模式的优势与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维护草原建设,提高牧民牲畜出栏率的政策建议.     

边境牧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思考

在边境牧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的进程中,牧区的草原生态建设是重中之重,退耕还草、草原修复等都涉及到牧民的日常生活、生计民生和可持续发展。边境牧区的地理特征、区位特点、民族成分、宗教信仰等都是影响边境地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因素。通过对边境牧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进程中的经济发展、基层治理、民族文化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等几个方面的调研,结果表明:要实现边境牧区可持续发展目标,就应该适当改扩这一区域的生产基础设施、增加草料的供应;适当增加中小型的企业,增加牧民就业的岗位;强化党员干部依法行政观念,主动为地方牧民提供公共服务,将政府工作"一言堂"改为政府、社会和牧民齐心协力共谋可持续发展;想方设法留住牧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同步推进禁牧与生态保护。     

围栏社会的兴起：制度变革、围栏建设与牧区社会转型

草原牧区从游牧到定居的转型离不开草畜双承包责任制的调整。随着草场承包责任制改革，围栏已不再是简单的基础设施，更是界定牧区人地关系与相关主体关系的重要符号。人地关系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牧民生计层面。在草场承包经营背景下，围封牧场定居放牧成为了牧区主要的生计模式。与此同时，围栏的出现同样重新塑造着牧民彼此、牧民与集体、牧民与国家以及外来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此意义上可将当前的草原牧区概括为围栏社会。围栏社会中的人地关系与主体关系的转型性特征也成为进一步推进牧区振兴与共同富裕的主要背景。     

甘肃牧区牧民定居与草原生态环境保护

在西部牧区城镇化进程中,由牧民定居而导致的草原退化问题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甘肃省牧民定居程度居全国领先地位,但仍存在诸多问题。调查资料表明:目前所采取的一些定居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对草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其根本原因在于牧民定居过程中,只重视生活方式的转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忽视了传统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改变传统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实现畜牧业产业化经营是从根本上解决牧民定居问题的有效途径。     

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治理转型：内源性扶贫——以滇西北波多罗村为例

受自然、历史、地理等综合影响,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自然条件差、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落后,致贫因素复杂。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处于物质、人力、社会资本贫困叠加、负向影响的困境之中,缺乏自我发展能力。对扶贫对象进行贫困干预既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更需要以精细化的社区能力建设来不断增强扶贫对象与外部交流的意识和能力。这就需要农村贫困治理从线性、植入式的外源扶贫模式向内生能力培育为重点、多元参与治理的内源性扶贫转型。对波多罗村内源减贫研究表明,政府、社会组织、市场协同推进下,贫困农民生计资本提升,参与外部经济和市场竞争能力增强,生计结构向高价值优化,实现了增收和社区减贫。     

共生理论视角下草原生态关系研究——以甘南草原为例

共生理论首先出现在生物学,然后因为其广泛的适用性被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领域。以共生理论来解读甘南草原的生态关系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根据其原理认为:人、畜和草是草原生态中基础的共生单元,其中人是核心;传统的游牧生计模式是典型的互惠共生模式;而草原现代生计模式,即草原家庭或者联户承包责任制,是典型的偏利共生模式;草原的共生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基于此得出实现藏族传统生态伦理的回归,开展合作运动,建立牧民专业合作社,是治理草原生态最合理、有效的路径。     

少数民族牧民定居政策实施效果与完善研究——基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两个定居点的调查

帮助少数民族牧民实现定居是政府推出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牧民定居有利于提高牧民生活水平和牧业抗风险能力;有利于推动牧民实现产业转移,促进牧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有利于改善草原生态环境.但牧民定居点建设面临建设资金困难,牧民自筹压力大,草料地不足,生产方式转变难,定居点建设缺乏民族特色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加大政府统筹力度,采取综合推进措施.     

内蒙古现代畜牧业发展主导模式选择

本文通过对内蒙古畜牧业组织模式的分析,把畜牧业组织模式分为畜牧业经济体制、畜牧业经济结构及其运行机制、技术水平、分配机制四大模块。力争摆脱畜牧业发展中存在的发展相对滞后,草原牧民经济和社会地位边缘化、牧区畜牧业产业化带来的负面效应的困局。笔者认为畜牧业组织模式变革是牧区市场化改革的核心环节,内蒙古牧区畜牧业发展应选择牧民合作制企业作为主导模式。     

经济增长与减贫关系的实证研究——以青海玉树为例

经济增长对减贫的影响和促进使得二者间有着重要关系。但传统理论主要关注增长和分配,在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中表现出局限性,因此必须结合发展模式对其进行再认识和新扩展。通过选取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为实证研究对象,进行静态模型的回归分析发现,2004到2009年当地名义人均GDP年变化量与贫困发生率年变化量之间出现了反常的正相关关系,即人均GDP增长的越快,贫困下降的越慢。研究一方面表明整体经济发展指标会掩盖与贫困群体直接相关的农牧业因素,另一方面指出政府支出支配型经济发展模式在城乡分割时会导致减贫与经济发展的互斥,因此,国家的扶贫政策应该更加注重瞄准贫困人群。     

滇桂黔石漠化片区贫困农民可持续生计优化策略探究

借鉴可持续生计理论可选择到一条系统、协同、发展地解决滇桂黔石漠化片区贫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优化策略与路径。一是治理脆弱化环境,采取政府主导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保护、培育可持续生计相结合的攻坚克难新举措;二是采取生计资本优化策略,实行五大资本并举运作的方针;三是政策倾斜与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相结合的策略;四是巧借外力与激活内生动力相结合培育扶贫产业的策略。最终实现石漠化片区的善治与贫困农民生计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目标。     

草原旅游与环境保护——兼论包头市希拉穆仁草原旅游业

随着现代经济产业的大举扩展和社会消费结构的巨大变化,作为人类社会一切活动根基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变化与问题逐渐呈现多样化、复杂化、普遍化、隐形化和人为化趋势。在草原地区现代社会诸问题当中与所谓"朝阳产业"的旅游业有关的环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对整个地域经济社会文化大系统的影响也渐渐显现出来。在此,笔者通过对内蒙古包头市希拉穆仁草原旅游业的田野调查,分析草原旅游业对环境资源的压力和破坏,指出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现代化、城市化大背景下地方政府资源配置过程中发展理念的功利化、环境政策的虚拟化以及当地牧民传统文化的符号化、边缘化。因此笔者认为,一是,认识层面上,通过绿色生态环保旅游理念的确立来解决环境与发展的矛盾问题;二是,行动层面上,通过政策规划部门风险社会意识和抗风险能力的提高来保持草原旅游业的低碳、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态势。三是,环境保护层面上,可以通过现代综合管理能力的提高来应对具体环境问题;四是,社会层面上,通过政府与牧民的互信合作来解决文化传承难题与居民被边缘化趋势。     

草原牧区生态移民及其对策

随着我国草原的日益退化，牧民的生存和发展形势严峻，牧区的生态移民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并在我国许多牧区开始实践。该文对牧区生态移民的成因和途径做了初步的探索。我国牧区人口已超出了生态环境的承受力，许多牧民已经丧失了基本生产生活资料——草原。草原封育需要牧区进行生态移民，要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牧区生态移民；政府要用宏观、开放的视野指导牧区生态移民，不能局限在一时一地解决这一问题；向牧区未利用草原移民；改革牧区的第一产业，发展牧区的第二、三产业，为牧民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以减轻向系统外移民的压力；向农村和城镇转移，实现从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向系统外移民。     

关于加快发展牧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对策建议——以锡林郭勒盟为例

随着内蒙古经济发展和农村牧区改革进程的加快,牧民合作经济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其中锡林郭勒盟作为牧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较早较好的地区,在盟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涌现出了一大批养殖、服务等专业合作组织,为牧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为牧民收入提高提供了平台,在带领牧民进入市场、草原生态保护、提高产品质量和效益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总体看还是处在初始阶段,存在着很多不完善之处,在各级政府的正确引导和大力支持下,牧民合作经济组织一定要加强和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培养和树立品牌意识,围绕当地优势特色产业,努力做大做强。     

草原生态重塑与畜牧生产方式转变的大生态观——来自内蒙古牧区的思考

草原畜牧经济文化类型在当代的新近变迁,主要体现为政府和牧民通过实施退耕、退牧和还草、还林工程,推行禁牧、休牧、划区轮牧制度,改善草原生态环境,促进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本文介绍并讨论了关于这一举措及其效果的两种不同观点:完全赞成的观点和不完全赞成的观点。不完全赞成的观点把草原生态重塑与畜牧生产方式转变问题放在大生态系统———包括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及其内在关联的系统中来考察,强调指出:指导政府决策的草地生态科学还不够“科学”;不减畜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草畜矛盾和生态恶化;要充分认识牧区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和社会资源的重要性。     

西部民族牧区城镇化与畜牧产业化互动模式研究

西部民族牧区的城镇化能有效推进牧民的转移、提高牧业生产效率,解决超载过牧等损害草原牧区环境的畜牧生产问题。但如何推进牧区城镇化,既能切实提高牧民生产生活水平,又不造成新一轮草场破坏而危害环境？应以牧业产业化为切入点,在政府主导的规划和建设中推进牧区城镇化,争取以最小代价提高牧民组织化和社会化程度,推动牧区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促进牧区市场发展,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更好地解决牧区的生态和环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