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记者之“优”的道德评价标准

［摘要］记者之“优”的道德评价标准，应经由高低不同层次范畴“法—道德”、“道德”、“道德—伦理”及“伦理”逐层考量。优秀与否的判断尺度，需从是非标准比较清晰的较低层次的自制要求，到强调职业价值社会共享的高层次的人性关爱与价值自审，逐层度量，越能恪守属“伦理”范畴而非“道德”范畴中的评价标准，才越接近“优秀”。评价标准体系应该辨明作为高层次范畴的伦理抉择、道义自律、准则恪守，与作为合格记者应具备的底线道德，在“优秀”品质内涵中占有的不同权重。     

“自力”伦理的品格及其界限——以基督教的“他力”观念为背景

基督教伦理是一种“他力”伦理,以信仰为基础,凭借上帝的救赎力量来成就人的道德世界;儒家伦理则是一种“自力”伦理,认为人可以依靠自身的道德努力,在现世实现“天命在身”的超越追求。儒家伦理这种天命在身的情怀和自我的道德努力,一方面构成了儒家信念中的伟大要素和高贵的精神品格;另一方面,由于天命与人心的一体化,最终使得天命丧失了绝对超验的资格,使儒家对最高价值的追求陷入困境。因此,借鉴基督教的他力观念,反思自身的文化局限和观念缺失是很有意义的。     

引导当代社会道德重建的新思路——评析《优良道德论》

系统地解释、传播、运用优良道德理论体系之思想和方法，以引导当代社会在实践中重构优良道德，是《优良道德论》一书的追求。善恶是道德目的对人性行为事实之“应该如何的评价”，而道德目的是社会的而不是个人的。所以，道德存在的根本方式不是自律而是他律。对于任何一个时代来讲，重要的不是有没有道德和德治，而是这个时代拥有什么样的道德，采取什么样的德治方式。只有优良道德体系，才能进行社会治理，并通过社会治理而使社会生活道德化。只有打通理论与生活间的通道，才能使优良道德构成为生活的价值标准、判断尺度和行动原则，使失去道德归依的生活回归道德的轨道，获得优良道德的重建。     

舒斯特曼的美学及其“桥梁”意向（下）

舒斯特曼在生活与艺术、伦理与美学之间的桥梁意向集中表现于他以“伦理的审美生活”作为人和社会改造的终极目标——“把人做成一件艺术品”。这种“生活艺术”试图沟通善与美的理念,带有明显的消解差异之后现代性,关系到个人怎样实现自身价值与人类社会的未来——合乎人的美好生活——联系着的构想。这种文化选择通过审美活动与对生活的美学理想及日常的实践相连接,又通过政治道德理想与政治生活的实践相关联。同时,他的身体美学作为一个“学科提议”本身就包含着“非学科化“之悖谬。在审美经验与性经验关系上,他的桥梁意向的强化更遇到不可克服的“非美学化”或美学“非科学化”之困窘。如果说他的哲学和关学的价值在于桥梁愿望和作用,他的失误也正在这里。在无差别的同一性下,桥梁变成了要拆除的东西,可以说“成也桥梁,败也桥梁”。     

“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的伦理困境与道德自觉

“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在社会层面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保护生态环境的办事规程或行为准则,二在国家层面形成一种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体系。目的是要形成一种生活中保护环境的广泛的体制性力量,以确保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永续。然而,现实中“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正在并将继续遭遇人性违和、义利定位失当、价值取向混沌、他律与自律失衡等伦理困境,摆脱这种困境的根本途径是以道德自觉铸造制度之魂,以新的“生态社会人”人性观、生态价值观、生态义利观,构建以人为本、人自和谐的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和道德体系。     

“生活伦理”论

“生活伦理”是相对于“教化伦理”而言的一种全新的道德类型与道德结构理论。生活伦理与教化伦理在主体、追求目标、伦理精神和价值取向、调节领域、意识形式和传承方式等方面均是不同的。教化伦理要以民众的生活伦理为基础,民众的生活伦理也要自觉认同国家教化伦理的价值导向和规范作用。一个社会的完整道德结构应该是国家教化伦理与民众生活伦理的统一。     

中小学德育应实行“他律”与“自律”相结合

中小学德育中“他律”与“自律”相结合具有必然性。“他律”与“自律”既有区别,又互相联系;在学生接受教育的不同阶段,“他律”与“自律”的地位和作用在不断变化。     

“价值”“伦理”“道德”的范畴区分与意义辨析——基于实用主义和自然主义视角

“价值”“伦理”“道德”诸范畴的界定和区分在国内外学界并未达成共识,因此有必要对它们进行意义辨析和范畴区分。从实用主义和自然主义视角对“价值”“伦理”“道德”进行溯源式的考察可知,“价值”的原初内涵是人类根据生存发展的需要对事物或对象所进行的评价,其中对人的生活及行为的“善恶、好坏”评价是伦理维度的价值评价,对事物的“美丑”评价是审美维度的价值评价;道德的原初内涵是在特定共同体的生存发展中自发形成或主动构建的行为准则和行为规范。“价值”“伦理”“道德”具有内在联系,同时也具有关注点和视角方面的显著区别。     

再谈道德的自律与他律——兼论伦理学理论和道德建设中的若干认识误区

康德从严格意义上提出了道德自律和他律的概念,其弊端由黑格尔指出并纠正,但直到马克思恩格斯才以辩证唯物史观将二者统一起来。过于强调道德自律或他律,或认为道德是无律的观点都值得商榷。理解这两个概念的关节点在于理解道德之"律"的强制性。要把道德的自律和他律真实地统一起来,既要建立适应合理伦理关系的社会道德体系,也要建立与社会道德相独立的个体道德,建立有层次性的道德评价体系,并使道德个体融入现实的社会实践和生活的道德教育之中。     

杜威“民主”思想价值维度之探讨

杜威以道德伦理价值为民主的逻辑起点和价值目标,提出了以“民主共同体”为理想的政治哲学思想。杜威的“民主”和“民主共同体”思想体现了人的价值和尊严,符合社会道德传统。深厚的道德伦理观念,是杜威的民主思想不同于当代其他哲学家思想的特色所在。     

信息伦理道德物化研究的实现逻辑与道德价值构建——以ChatGPT为例

在信息伦理中,保持人的主体独特性、自由性是首要问题。技术哲学内在转向的代表性思想道德物化理论可为信息伦理研究提供“主体性”和“内在视角”两个主要启示。道德物化理论主体性研究为信息伦理本体研究提供解释学路径,技术伴随观点为信息伦理实践研究提供内在视角。但道德物化存在的“技治主义”风险、可能引起的对“去道德化”的质疑等,本质上是实践落点并未获得一致性结果所导致。文章提出道德价值作为信息伦理道德物化研究落点。道德价值满足道德物化研究的两个基本条件,同时贯穿于道德行为全过程。信息伦理需要构建一种道德价值,以阐述信息道德与信息交互之间的和谐关系。根据信息伦理规范范畴、道德目的层次以及对应主体道德行为能力,文章采用道德价值推断法对道德价值进行推导,以ChatGPT为例建构了信息伦理道德价值系统。     

论同律

他律和自律是个体道德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他律到自律之间,有着一大段距离,应该有一个过渡的中间地带;在个体道德形成和发展的逻辑链条上,还存在一个环节,笔者认为这就是同律。自律使他律成为可能,同律使他律和自律成为现实,它们三者共同作用于个体的道德品质和社会的道德面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     

学术腐败的三律制约:自律·他律·法律

遏制学术腐败,已经不能仅仅从“科学道德自律”和“学术规范他律”等层面来约束了,而是要通过“三管齐下”的 “自律——他律——法律”制约;在实行“自律”和“他律”的同时,对学术腐败者进行法律规范和法律制约也是势在必行。     

论杜威“民主共同体”思想的价值维度

杜威以道德伦理价值为取向,提出了以“民主共同体”为理想的政治哲学思想。“民主共同体”体现了人的价值和尊严,符合人的本性。它是一种“实现每一个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状态。这是我们理解杜威“民主共同体”思想的逻辑前提。     

道德主体性视域里的王阳明“良知”学说

王阳明心学中的“良知”学说是整个学问的核心,体现了整个阳明心学的深刻内涵。良知体现了王阳明对于人的终极意义的探求,已经摆脱了仅仅关注外在“天理”的阶段,开始注意到了理在融入人心之后所产生的道德上的力量。我们认为,阳明心学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学问,它关注的重点在“人”,实现了人的道德性存在的意义。良知,是主体自觉的道德意识,是社会的客观道德义务,经过道德规范从他律转化为自律的结果,是道德主体以内心的道德法则对自我的行为进行自控的能力。强调良知的作用,就意味着强调道德自律,强调道德现象中的主体地位,所以说,“良知说”是主体性哲学在伦理学领域的集中表现。     

“消费主义设计”的困境与出路

“消费主义设计”理论的核心原则是以设计的手段来创造“人为的废弃”．其宗旨就是“促进浪费。创造浪费”。长期以来．人们将这种设计原则看成是经济增长和繁荣的推动力，但随着过度消费带来的社会、经济、环境问题以及人自身的异化．其弊端随之显现出来。在对“消费主义设计”的反思中，设计道德和伦理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并由此形成了一种迥异于形式美学的设计价值观，特别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介入。更为设计伦理的建设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途径。     

职业道德的自律和他律

中国古代的 《周礼·考工记》把社会分工概括为 “六职”, “周礼三德”中的所谓 “敏德”就是职业道德, 它是个体养成和施展才能的场所, 并体现为自律和他律的统一。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 我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职业道德规范体系。职业道德的他律就是通过这些规范体现的 “应当如何”的要求, 其作用在于由外而内地培养和促进个体道德的自觉性与自主性; 职业道德的自律在于培养从业人员的职务感和责任心。道德的自律不只是主体克制和约束自身的意思,更根本的一层意义是： 主体借以律己的准则, 是自然、社会的客观的合理的要求, 道德价值的根据不在人自身, 而在人之外, 在于人所实践于其中的社会和历史。他律也正是对个体的主体性、主动性的肯定, 是人的自我认识、自我完善的过程     

孔子的“好古”与“复礼”

在孔子的政治文化观中有着极为浓烈的崇古情结。他不满于当时社会的混乱 ,立志对社会进行改造 ,历史文化信仰成了他创立救世方案的丰富资源。他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构造了一个向后看的乌托邦———有道之世。在这个有道之世中 ,孔子一则认同了等级制的传统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 ,二则制造了一个圣王修己治国的政治神话。为了使社会回归 ,孔子提出了一个“克己复礼”的社会改造计划 ,即通过对人进行道德改造使人的本质得以恢复 ,从而达到救世的目的。孔子“克己复礼”的仁学弘扬了人的道德价值 ,但却把等级制的“礼”视为价值的核心、“百世不变”的古“道” ,从而使道德沦为政治的工具 ,也使人的本质为等级制所扭曲。     

墨子“贵生”的伦理境界与当代执政伦理转型

墨子“贵生”的道德追求,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或者寻求一种对生命应当如何的“生”之规范,他还试图在诸侯相战不已的非常态社会状态下,努力确证“利生”的功利意识在道德意义上所具有的“善”.从目的论意义上来看,“利生”之善既要符合“兼相爱”的天下之“义”,又要利于“生生之道”,“利生”的功利指向既是“生”之规范,又是何以“善生”的具体行为.对“贵生”在道德实践意义上的推崇,突显了墨子“义利统一”的社会伦理精神的世俗特色,此于身处社会变革与转型过程中的芸芸众生而言,确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生命关怀.解读墨子生之和谐的伦理观照,对反思时下执政功利化取向,当有补益     

“艺术终结”的反思与“艺术自律终结”的敞亮

艺术终结作为对艺术和艺术史历时进程的焦虑与反思,是由古典向现代时期的过渡中以决裂的方式实现艺术由神权和意识形态规约下的“他律”转化为自我指涉的“自律”,并最终指向市民社会和个人主体的张扬,这也是艺术终结最为显性的特质。但是审美现代性自身的矛盾又使得艺术自律自身不断分化,最终在大众文化和市民主体的交往原则中实现后现代艺术的另类解放。一方面,市民社会的个体性价值不断扩张,在与国家权力的拮抗中步步为营,最终使得不同阶层之间的广泛交流和大众文化的话语狂欢适应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市场伦理,与国家权力的文化对抗也最终消失,普世性的文化需求使得艺术自律也失去了对抗的历史基础。另一方面,艺术自律本身无论是从“逃亡者美学”或者“造反者美学”都出现了内在无法克服的悖论,现代艺术的精英化面貌也无法割舍与市场经济的联系和体制化的牵引,而以其自身的分裂走向了后现代主义艺术和艺术自律的终结,而此种终结却也带来了艺术发展的敞亮空间和多元主义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