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关联性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相互关系是法治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法治中国化理论需要区分中西方法治文化的不同理念和作用机制,并在法律评价活动中藉此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当下众多具有典型意义的司法案件揭示出,法治时代的法律评价活动必须反映法治文化的要求。法治文化是体现法治逻辑的法律文化。法治文化是人们对法治建设现状的批判性反思,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文化力的作用回应人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各项权利的诉求。法治文化是在法律评价活动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法律评价活动是法治文化的现实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有助于形成法治中国化理论并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这是法律评价活动回归到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要求。     

互联网思维重构中国政治文化

产生于网络时代的互联网思维,充分利用互联网的方法、规则和精神,日益成为互联网时代的重要思维方式。它改变着人们的观念与行为,影响互联网时代的社会生活与政治活动。互联网思维强调开放透明、参与协作、去中心化,有助于政治主体平等交往。在互联网上,人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公共政治生活,提高了普通民众对政治体系的认同。互联网思维使民众学会理性温和地处理问题,促使公民的政治情感日益趋向温和。互联网思维使政治过程走向平等开放和随机互动,使政治活动日益增大透明度,推动政治主体理性温和地评价政治事务。互联网思维有助于增强自主理念,巩固参与意识,塑造互动文化,深化法治思维,建设开放透明的中国政治文化。互联网思维促进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化转型,进而促进公平法治的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中国式法治的情理法意蕴：礼法渊源、内涵结构及现代功用

中国式法治是中国法治主体性的体现,其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是对中国特色法治体系中传统优秀法律文化的时代表达。中国法律文化正在实现从法律东方主义到东方法律主义的蜕变,彰显出时代法律文化的自信与法学理论的自觉。中国式法治通过情理法意蕴诠释其个性特质,形塑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种情理法意蕴根基于中国乡土社会,渊源于中国传统礼法文化,通过天理、国法与人情的协同治理模式以及“顶天立地”的结构布局和功能成就了中国式法治的价值。天理生法的“法天”关系、出礼入刑的“法礼”关系、法不外乎情的“法情”关系构成中国式法治情理法意蕴的内涵结构。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背景下,有必要通过情理法的关系重建及价值重塑实现传统中国式法治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通过非诉讼纠纷解决、诉源治理及协同治理等实践机制实现其现代功用。     

“互联网+”商业模式应用的集成创新功能——基于典型案例现象的分析

“互联网+”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集成创新。通过“互联网+”商业模式应用,可以集成创新出新事物、新概念、新方式、新机制,促进传统企业向“互联网+”型新经济形态转变,全面提升其核心能力和经济效益。本文以五个“互联网+”集成创新案例现象为代表,归纳了“互联网+”商业模式应用所产生的五个基本功能: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换代、促进新业态诞生、促进产业链协同合作、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促进智能化制造。     

开新与竞合： 乡村振兴中依法治理的传统文化之维

[提要]法治乡村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基础与组成部分。但是,对于作为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乡村,在其实现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势必受到作为新兴思潮的法治文化的冲击。对于这种思潮冲击,如何既能保持乡村基本秩序与精神价值稳定,又能真正落实法治乡村建设,进而实现乡村振兴,需要探求传统文化与法治文化的沟通与融合的进路。传统文化“开新”是新儒家希望搭建传统与现代沟通和对话平台的尝试,近代以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过渡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尤其是文化领域,传统文化如何在现代化的变迁中,找到其合适的定位,并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发展出新的枝丫,不仅是文化传承的需要,也是构建现代化中国基础、方向和发展路径的现实需要。因此,法治乡村建设中传统文化开新的空间,实际要提供解决乡村权力格局的现实与法治秩序的冲突、法治知识与传统文化知识话语体系的冲突、法治运行成本与乡村治理资源匮乏的冲突的空间;法治乡村建设中传统文化开新的路径,应坚持国家在传统文化遴选和开新方向上发挥作用;以山东曲阜的“三治结合”为例,探求法治乡村建设中传统文化开新的竞合,即文化子系统的竞合问题。法治建设需要传统文化的支撑,因此传统文化的开新不仅包含了儒家,也包含了法家、道家等思想,在传统文化开新遇到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艰难一跃的同时,还面临着延续千年的传统文化之间的竞争。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大学“沉浸式”红色文化美育教学——以上海理工大学红色文化主题创作为例

通过对高校日常美育教学过程中的红色文化植入进行实践，归纳总结出具有通用性的美育教学方法，主张将红色文化元素有机融合到整体的课程体系中去，尝试在教学过程中植入大量红色文化创作实际典型案例。同时探索在互联网数字化内容充斥学生生活的背景下，利用“沉浸式”红色文化浸润来进行当代综合类大学学生美育的育人方式。最后从上海理工大学近5年的红色文化沉浸式美育实践探索取得的成就中，总结出教学教研方式理论，即以打造“课程教育＋艺术浸润＋红色文化+创新潜能激活”的综合类高校美育体系为目标的美育教学新模式。     

“农转居”社区法治文化建设机制研究

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全国越来越多的农村和农民因拆迁而划入城市管理系统,华丽转身变为“农转居”社区。尽管与城市社区一样配全了社区工作人员,但“农转居”社区居委会还是原有村委会班子成员为主,对社区的治理方面也基本上延续了原村民委员会工作方式,这已经成为城市法治社区建设中的障碍。法治文化建设是引领“农转居”社区走向制度化、法治化的关键所在,法治文化建设机制创新是“农转居”社区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保障,其基本路径为推进法治宣传队伍建设、构建社区事务公开制度和建立法律调解机制。     

微信投票乱局与治道变革

微信投票作为新生事物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多问题,结合现实案例,对微信投票的产生发展过程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微信投票具有“三赢”特质,在商家、参赛者以及投票者的三方促进下,从无到有,获得了迅速发展,但由于缺乏有效管控,在“制度之过”和“文化之错”的合力作用下,微信投票在实践中各种低质量投票、虚假投票以及网络欺诈比比皆是;建立在人情交往基础上的拉票活动,裹挟了社会公众的正常生活,让大家闻“投”变色;建立在金钱交易基础上的刷票活动,不仅破坏了社会风气,还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构成梗阻;应该从制度层面对微信投票的乱局进行规制,健全管理体制和网络监督体系,对投票活动从发起到结束都进行全面监督;努力改变商家、参赛者和投票者的思想观念,让商家致力于把微信投票打造成高品质的营销渠道,对参赛者进行科学引导,准确理解“人生出彩”的时代意蕴,不以投票来培养孩子的虚荣心,让投票者及社会公众学会多种人情表达方式,对不合理的拉票坚决说“不”,培养社会良好的微信投票风气,让微信投票发挥推动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正面作用。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创新——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依法治国的视角

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赓续我们党百余年法治和深刻传承中华法治几千年恢宏壮丽法治史中的精华,深刻体现了“中国之治”的文化自信,是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典范。习近平法治思想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奉法强国”的信念、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治国理政的经验,探寻强化法治生命力的路径。面对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异常激烈,国际法治遭遇强烈挑战。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中国法治和国际治理的实践中,坚持知古鉴今,弘扬中华法治智慧、吸收世界法治文明精华;资政育人,“中国方案”“中国之治”“中国智慧”既充分彰显国际法治的正道、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增进国际社会民生福祉,又更加增强中华法治自信,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特色。习近平法治思想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立场,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法治中国建设的不竭动力,是引领法治中国建设的思想旗帜和强劲动力源,是打破“西方中心论”长期遏制中国法治理论话语权的有力武器。新时代,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应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新课题,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使其成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力量源泉。     

传统文化企业互联网化的原因及路径探析——以KTV为例

互联网嵌入到社会生活系统之中,通过影响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及消费习惯而对传统文化企业的商业模式造成强烈冲击;文化产业特性与互联网经济更为契合,开启“互联网+”模式有利于改变文化企业“散、弱、小”的发展现状.传统文化企业应重视“互联网+”,结合自身核心优势,遵循互联网经济运行规律,在用户中心指导下,以变革商业模式为核心、以创新组织管理为支撑积极拓展互联网化之路.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今的法治认同

法治认同是民众对法治的心理认可,是现代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法治认同作为一种文化认同,不能离开传统文化,需要从传统法律文化中寻找形成法治认同的资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关于法治认同的“资源”,是传统社会对于法律的态度、对法律的认可程度以及民众对礼法建立的社会秩序的认可等。法治建设应当在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制定民众更愿意接受的法律,以民众更愿意接受的方式实施法律,建立民众更期望的法治秩序。基于传统文化建立起来的法治秩序,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对法律的态度。从内心认可法律,为实现法治建设提供有利的非制度性支撑。     

互联网公众参与:一种新的公众参与政治民主方式

互联网为个体表达意愿、进行公众政治参与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和便利,互联网公众参与作为一种新的公众参与方式,与传统的公众参与方式相比,具有新的涵义及特点,并以不可抵挡的发展趋势出现在政治生活的舞台,在此试图结合案例,来说明互联网公众参与在政治民主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及对政治民主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互联网使用、环境知识与公众亲环境行为

公众参与是加快环境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途径,亲环境行为则是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重要体现。已有文献主要关注传统媒体对亲环境行为的舆论引导功能,但较少关注新媒体所发挥的作用。本研究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考察了互联网使用对个体的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并且从环境知识视角进行机制分析。研究发现：公众的亲环境行为总体上并不积极,但公域环境行为比私域环境行为更加活跃;互联网使用对私域环境行为和公域环境行为都具有促进作用;环境知识是互联网使用促进亲环境行为的作用机制;相比于“互联网—私域环境行为”的关系,环境知识在“互联网—公域环境行为”关系中发挥的中介效应更大。     

互联网文化产业的挑战与对策

互联网文化产业作为科技与文化相融合的新兴产业具有新媒体功能和多样的营销渠道,横跨多种产业领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以“互联网+”的思维看,互联网作为一个无边界的平台赋予了文化产业巨大的市场价值.然而,互联网文化产业也面临着规模化负担、同质化竞争、过度投资需求、传统文化转型压力、需求易变性、互联网负面因素、跨界要求等诸多挑战.为此,互联网文化企业需要树立互联网思维,重视内在积累,以规模化或个性化的方法建立正确的商业模式,延长产业链,更新并应用互联网技术,重视线下线上的结合发展,以企业家精神与合作联盟思维开拓互联网文化市场.     

“互联网+”时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变革

“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技术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产生了由小及大、由局部到整体不同层面的渐进影响。早期的局部影响主要体现在互联网技术对人力资源管理中招聘和培训两个职能的变革方面,即招聘渠道和招聘方法的变化、学习方式和培训模式的改变。随后,互联网技术产生的大数据直接催生人力资源管理决策的数据化。而互联网技术带来组织架构的颠覆则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各种职能产生了全面影响。同时,应客观看待互联网技术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不能忽略传统管理方式的有效性。     

困境与出路: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主法治之间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式、社会控制模式以及价值系统,不仅强调国家通过法律来控制社会,而且也强调国家本身受法律的支配。但作为西方文明产物的法治有着深厚的西方文化基础,体现出人权、民主、平等的文化精神;而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具备民主法治的文化精神。因此,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探讨了我国法治进程中应正视和思考的几个问题。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依法治国中的价值

古今中外的法律文化交融是依法治国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重要助力。追溯依法治国的文化源头,挖掘和传承中国传统法律文明蕴藏的理论和经验,纠偏近代以来“效仿西法”“抑古扬今”导致的传统法律文化虚无主义和东西方法治文明无法自洽的境遇,是当今学人责无旁贷的担当。从历史解说现实,以古鉴今,发掘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可资借鉴之处,如“以礼入法、德主刑辅”与德法综合为治,“重民思想”与人本法治观,“家国同构”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贵和尚中”“无讼息争”与和谐法治,唯有如此才能使传统充满活力,才能固守依法治国之根本。     

论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生态化

多元利益冲突引发的环境纠纷复杂多样,这要求重视环境纠纷的非诉讼解决,也就意味着传统的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面临“生态化”问题,即应该将生态规律和生态利益的复杂性充分纳入纠纷解决的考量之中。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内在地要求体现“法的治理”、“利益主体商谈”、“相关主体参与”等法治精神。环境纠纷本身的复杂性、环境纠纷司法解决困难重重、环境纠纷行政性措施“失灵”、现有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方式自身不成熟等是当前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生态化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应该着重引导公众生态法治观念革新、建立健全相关立法体系、加强对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构的引导和监督、建立环境污染损害的监测与鉴定或评价系统、完善多种类型非诉讼解决方式等。     

论中华传统生态文化在环境法治中的转化与创新

构建生态文明社会,推动我国环境法治建设,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支持助力。传统生态文化的核心价值系“天人合一”,蕴含“道法自然、仁爱万物、参赞化育、节欲御用、三才相盗”等丰富内容,深具整体主义理论意蕴。“天人合一”可以为现代环境法治提供系统论与整体主义理论观照与思想启示,为环境法治实施获得公众认同与接受提供良好社会土壤,为现代环境法律制度创新与完善提供本土资源理论给养,为全球环境治理的集体行动贡献中国传统智慧。实现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在现代环境法治中转化与创新,需要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原理有机结合,探索论证“天人合一”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领域的价值对接及其实现方法,赋予其时代生命力,进而将其有机融入气候变化应对、环境教育、国家公园等现代环境法律制度理念中,从而为其在环境法治领域“双创”目标实现提供可行路径。     

中国法治的命门

法治作为现代世界各国社会治理或管理的基本方式,必须与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相适应,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和教育活动的广泛开展,抓住了中国法治建设的牛鼻子,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命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