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从礼与上海城墙的修筑

上海自元初立县后 2 62年间未筑城墙 ,然明对倭患严重威胁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阻碍城市发展。顾从礼疏清并出资筑城 ,得到广大民众支持。城墙使倭患得以平息 ,为城厢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一定贡献。     

明代丽江府署未建城墙试探

丽江府署在明代未建城墙，学术界与民间均持此观点。但对丽江府未建城墙的原因解释不够全面，丽江地理地形和木氏治理策略是明代丽江府未建城墙的重要原因。     

城墙文化与明清城市的发展

在我国历史上 ,城墙作为古老的文明象征 ,在传统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从人们对城墙的强烈依赖心理 ,到对“城之役”的高度重视 ,都表明了城墙文化有着深厚的社会根基 ,而城墙建筑也处处折射出传统文化的内涵。同时 ,城墙作为中国古老城市的标识 ,其扩建的过程也是都市空间的发展过程     

明代汾河流域旱灾时空特征分析

文章通过对明代277年(1368-1644)汾河流域旱灾史料的整理和分析,采用以县为单位的旱灾等级划分标准,利用线性趋势估计法对当时整个汾河流域旱灾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并且从频率和强度两个方面研究旱灾的空间分布,同时以t分析方法对旱灾在时间变化上是否存在突变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明代汾河流域共发生旱灾147年次,平均1.88年发生1次旱灾,平均每年发生旱灾7.6县次,其中以2级旱灾为主(占46.97％).(2)在明代277年中,汾河流域旱灾发生频率呈极显著增加趋势,且夏旱最多,春旱和秋旱次之,冬旱最少,在季节连旱方面,春夏连旱发生最多,夏秋连旱次之,四季连旱最少.1473年为旱灾频率发生的突变点,1368-1473年为旱灾发生较少期,从1473年开始,旱灾发生频率明显加快.(3)从整个汾河流域来看,上游不易发生旱灾,且强度较小,而下游最易发生旱灾,且强度较大,与此同时,汾河流域中游东部较西部易反生旱灾,且强度相对较大,下游则相反.明代气候变冷是汾河流域旱灾频发的主要原因.     

明代的城市文化

中国的城市文化,在元代已然确立的情况下,到明代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城市人民的生活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人们的观念有了很多更新,而且城市人民开始为了自己的利益展开与封建统治者的斗争。城市艺术文化活动变得愈益丰富多彩,城市文化的平民性、商业性和娱乐性特征表现得愈益鲜明。     

明代甘肃地震分布特征及影响

地震灾害对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影响，这是毋容置疑的。考察历史上地震灾害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影响将会对我们今天预防、减轻其所造成的损失具有重大的历史借鉴意义。     

明代安丰盐场王氏宗族建构过程略探

明代安丰盐场王氏宗族的建构大致经历了立宗会、修族谱与建宗祠三个阶段。该宗族建构以王艮的崛起为契机,王艮后人在其中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建构宗族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它是安丰王氏宗族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略论中国古典建筑砖石雕刻的吉祥文化意蕴

分析了古典建筑砖石雕刻艺术趋于内向性空间诉求的吉祥语意系统,指出其具有的独特性与民族性,阐述了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意蕴的“民族性”吉祥寓意诉求的建筑空间特性,对古典建筑砖石艺术所形成的自身文化机制及其历史的、文化的、动态的发展历程进行有条件的梳理、检视和细密分析,强调了吉祥文化意蕴的空间观念和空间意念转换历史动态的建筑艺术形式。     

分合有术：明代宁夏镇分路防区时空演变过程探究

九边分路防守体制是明中后期于北疆实行的分路防守制度,属营兵制指导下的一种战时防区制度。宁夏镇是明代九边重镇之一,其分路防守格局随着蒙古军队进犯态势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目前学界对其分路防区的形成与演变过程看法不一,多以“四路说”为定论。揆诸史实,结合实录、方志与九边图籍等文献资料,探讨宁夏镇各路防区的军事地理特征、分路防守体制形成与变化的驱动因素,总结出明代宁夏镇分路防区实际上历经了“三路防区—五路防区—两大总防区”三个阶段。     

从明代人口流动看城池修筑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明代人口流动非常频繁，直接影响到社会安定，为了与民休息、稳定政局、营造一个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修筑城池便成为政府政务中的大事。虽然，最初修建城池只是为了应对一个时期的社会动荡，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对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明前期北方灾荒与农业开发

政府不作为、农民贫困及生态恶化等诸多问题与明前期北方农业开发恶性互动,明代北方地区旋即陷入"开发→贫困→灾荒→开发"之区域贫困化怪圈.时人反思,农业开发应以富民为要,且以增加政府投入、加强管理及重视农业生产技术推广为良方;而强化社会保障功能,改善开发区人民生产生活观念与方式,实施各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是明代北方农业开发的历史昭示.     

明末的科举反思与学风转型——兼论明末、清初士人对科举的不同态度

明末士人对于时文写作最为倾心,并进而对科举制度多有反思,他们虽意识到了制度设计方面的阙失,但他们认为更为关键的问题需归结到人的身上,是士子的空疏不学与功利计较导致了科举的鄙陋与世风的败坏,因此相应的补救或调整之法不在于调整或替换制度,而当重塑学风,改造士人的认识与治学态度。明末、清初士人对于科举的反思大致相同,但由于文化思潮、政治形势、个人遭际等方面的差别,他们对于科举的态度、尤其是在改造方案方面,存有巨大的反差。     

小品文理解的层次性——对明代小品文的现代诠释

从《明人小品选》入手,利用诠释学的理论来理解小品文,可以从文本、间距、视域三个不同的理解层面逐渐深入到小品文的美质,从而更全面地了解小品文的独特魅力。     

明代曲论中的"本色""当行"考辨

在明代曲论中,"本色"、"当行"是用来品评戏曲艺术的重要理论内涵.品评戏曲语言时,曲论家们不约而同地将"本色"、"当行"划入同一范畴,强调了二者相通的一面,但是在语言之外的其它方面,"本色"与"当行"则显示出了分道扬镳的趋势.对于戏曲内容、人物塑造、戏曲结构等案头创作,曲论家们多以"本色"品评,而"当行"则主要论及音律、表演、排场等与艺术实践相关的问题.     

论言官对明中后期吏治的影响

明中后期,吏治日趋败坏,一部分忠正言官恪尽职守,举廉黜贪,不避权贵,展现岀言官过硬的素质和可贵的风范,对政风有一定积极影响,然而,言官群体的败坏却是明中后期的主流,使本已败坏的吏治更加浊腐不堪,加速了明朝的衰亡。     

明代民壮名号考述

民壮是明代民兵中最重要的一种,具有鲜明的时空特征.自正统至崇祯,经过二百余年的历史变迁,民壮名号发生了很大变化,机兵、快手、打手、杀手等皆系民壮之别称.这不仅展现了民壮的衍变历程,也凸显了浓厚的地域特色.在名号变换的同时,民壮性质也相应发生改变,由最初以丁粮为标准的徭役佥派发展为官府招募,由民兵转化为职业兵.其变化之因,主要与明王朝常备军体制的败坏以及民壮制度本身的衰落密切相关.     

明代言官与党争——以封疆案为个案

在晚明纷繁复杂的政治变动中，党争激烈，门户角立。晚明党争往往由言官发起，并成为其中主导力量。在封疆案中，言官不顾国事，党同伐异，掣肘疆事，今熊廷弼一筹莫展，致使辽东战事失利，明军丧师失地，熊廷弼死于党争，东林诸君子受牵连诬害。言官卷入党争，无论动机好坏，均于国事无补，是导致明朝灭亡的要因之一，而阉党更负主要责任。     

明代小说中寄生词曲与社会生活

明代小说中寄生词曲为明代社会生活之镜像。寄生词曲中最为常见而又特色突出的社会生活描写主要在服饰生活、饮食生活、居住生活、娱乐生活等方面,以此可以窥明代社会生活之全貌。探讨明代小说中寄生词曲与社会生活之关系,有助于深化明代词曲和明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     

明代文学民间化走向初论

明代中后期以来,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文化下移并逐渐建构新的民间文化生存,文学也随之出现了一股民间化的走向,为文化意义和生存意义上的民众留下一个真实的文化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