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人治村的逻辑与后果

在乡镇治理的能力动力不足、村民自治制度遭遇实践困境、民众期待“高大威猛型”精英的背景下,富人以其私人能力强大,谋取政经利益的动机,促成了富人治村的实现。在村民政治效能感较低的条件下,富人村干部一方面维持表面的权力结构稳定,一方面与精英结成权力的利益之网共同谋利。无论是富人主导还是派性均势型,只要分利联盟变得紧密且有序,就会带来基层权力失控及治理合法化危机,就会为村庄政治的回归提供极大的可能性。     

富人治村:中国基层治理的政治学考量

近年来中央把"双带双培"政策作为农村基层组织工作的主导方针,"富人治村"成了基层政权、农民、富人三者基于自身利益,在乡村治理的互动与博弈中形成的一种无意识的合谋行为。与依靠乡村内生性力量实现的国家集权简约治理下传统的"乡绅治村"相比,可以说"富人治村"在主体合法性、主体产生机制、主体治理行为上已经丢失了儒家文化的使命感。从政治学角度分析,他们的治理行为也将农村基层治理带入到村庄权力场域的结构化、村庄治理私人化、基层政权权威弱化的困境。解决上述问题,可通过以下途径:构建完善村民自治法律,规范基层选举机制;建立健全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管理监督机制;培养和提升"富人"村干部的治理能力;培育村民民主意识,推进基层村民自治。     

形式化民主：富人治村的民主性质再认识——以浙东A村为例

富人治村作为村民自治的一种实践样态,对基层民主具有重要影响。浙东A村的经验表明,在富人治村的民主实践过程中,村庄政治朝着寡头化的方向演变。富人治村的民主性质是形式化民主,具体表现为民主选举金钱化、民主过程程序化和民主治理私人化。形式化民主是由民主政治法制化、参政资格经济化和政府与资本结盟共同塑造的。形式化民主不符合基层民主的发展方向,并造成基层民主萎缩、基层政权合法性受损,村庄的公平正义被破坏、村庄矛盾增多,最终导致村庄发展不可持续。富人治村的民主实践不能脱离群众,要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     

内外有别:富人治村行为差异的制度逻辑及启示

作为２１世纪乡村政治的重要现象,富人治村既有精英群体寡头化的趋势,亦 有提升公共品供给水平、改善乡村生活环境的利他行动.通过区域比较法和深度个案分析 法,探讨了富人村干部发挥积极治村功效的制度环境与过程机制.研究发现,富人村干部采 取何种治村策略,取决于其所处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环境:在党政体制与社会制度皆有效的 情形下,富人村干部会采取道义逻辑(利他)与市场逻辑(利己)内外有别的分区行动策略;富 人治村还可能会提升乡村社会治理的组织化、制度化水平,有效规避学界担忧的富人治村寡 头化、货币化弊端.据此提出,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应对乡村精英予以适当的制度规约激励, 将乡村内生性人力资源转化为党政国策落地的接应性力量.     

富人治村与基层秩序稳定——基于珠三角农村的经验调查

富人治村作为基层政治秩序的内在实践机制,是基层治理的普遍现象.珠三角地区基于宗族性村庄社会结构形成了回馈型富人治村,即富人治村产生于村庄秩序难以维持的结构性需求,呈现出较强的回馈性特点.富人治村的动力在于通过“回馈”村庄获得群众认可从而实现人生意义和价值.村庄强社会关联与充裕的集体经济共同维护富人治村的公共性,避免了村庄治理的异化.富人治村通过精英整合、组织结构整合与党员激活重塑基层政治生态,型塑了基层秩序稳定与村庄政治融合.珠三角地区的回馈型富人治村对于理解基层秩序生成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关于“富人治村”的辩证理解及其思考

“富人治村”是近些年愈演愈烈的一个社会、政治和文化现象,对此,学术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也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但是,由于观念、理论和方法的局限,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停留在偏激、单一、短视和表面化的层面,缺乏辩证思维和科学态度.其实,“富人”完全可以治村,但却不能将之变成一种模式进行推广;政府可以放权而让村民自治,但必须对“富人治村”进行有效的规制;“富人”可利用自己的优势争取民意,但决不能随意地绑架民意.“富人治村”的落脚点应放在科学化和公民意识的提升上.     

村民参与村治的行动逻辑及关系结构困境

在实地调查中发现,村民参与村治事务不足并同时存在积极与消极两种矛盾性的行动态度。分析认为,村民两种矛盾性的行动态度其实遵循统一的行动逻辑:利益最大化逻辑、合法性逻辑和道义性逻辑。这三种逻辑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作用下使得村民与村治组织之间形成了“强管理-弱互动”的关系结构。这种呈锁定状态的关系结构不利于农村治理制度的建设、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以及村民对基层治理组织信任的维系,也导致村民在村治当中参与不足。为破解困境,需要从村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保障村民合法财产和相关利益,用发展的眼光持续推进农村治理改革。     

协同治理型群众组织与“乡政村治”体制转轨

我国乡村治理中近年来出现的一种由政府积极培育和扶持广泛参与乡村治理事务并且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新型社会组织,对乡村治理体制产生了显著影响。本文以山东新泰平安协会和广东云浮自然村乡贤理事会为案例,分析这种新型社会组织对乡村治理体制的影响。通过对两个案例的归纳发现,二者具有职能上的治理性、组织上的群众性和运作上的协同性三个显著特征,并由此决定了它们既不同于准政府组织,也不同于非政府组织。本文用“协同治理型群众组织”来概括这种社会组织,并且分析认为协同治理型群众组织嵌入到当前乡村治理体制中,搭建了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平台,实现了自治与行政的合理分工与有效衔接,从而推动了“乡政村治”的体制性转轨。     

喜读《社区历史与乡政村治》

孙秋云教授的近作《社区历史与乡政村治》是一部论述湖北西部土家族宗族文化与村民自治的人类学专著。该书对宗族文化不仅仅存在于某个别民族社会之中这一观点作了成功的阐述 ,但似乎应该把“族群认同”“与文化涵化” ,这并不属于同一层面的问题加以分别讨论 ,在此 ,提出这个问题 ,以引起同仁们的多方面的思考 ,推动整个人类学学术的发展     

“三会村治”模式的行政学解读——以连云港市海州区新坝镇大屯村为个案

农民真正当家作主并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是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过程中面临的重大课题。村民自治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正确道路。大屯村创制的"三会村治"模式便是对村民自治实现方式的积极尝试,在理论上,这种实践创新模式获得了"行政三分"的理论支持、契合了"心理革命"的思想诉求、得到了"法人治理结构"的现实呼应。     

新时期我国村规民约的完善

村规民约作为我国民间法的一种形式在历史和当今都起着重要的"法"的调控功能,是我国基层民主和乡村自治的一种重要方式。考察我国村规民约的演变、现代特征及现实作用,结合民间法理论和村民自治制度,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时代背景,对村规民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在制定程序、执行程序、审查监督、普法教育等方面提出完善建议。     

村民自治和谐环境的构建

我国村民自治在经历一定时期发展之后,出现了很多困境,其中,农村社会控制环境不良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原因。为促进我国村民自治的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创建良好的农村社会控制环境,并切实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强化农民素质教育,为实现适度的农村社会控制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进一步完善乡村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逐步实现乡政村治的和谐发展;加强农村法制建设,逐步实现乡政村治的法制化;不断完善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切实提高村民自治的水平。     

村民自治的发展路径与走向——河南省中牟县白沙镇村治经验及其启示

河南省中牟县白沙镇村治实践的特点是:第一,注重村民能力建设,找准农村民主权利主体建设的突破口;第二,注重对乡土传统文化资源的整合利用,把村民自治的发育成长建立在农村社会现实之上;第三,注重"培育引导",理顺乡镇政权在村民自治运行中的角色和作用;第四,注重制度创新,为非权力精英提供制度化参与村民自治的平台。白沙镇的村民自治实践对于村民自治的未来发展给予了很大的启示。未来的村民自治的发展方向应是由制度民主转向日常民主,具体来说:第一,从选举民主到治理民主:村民自治的内涵得到了深化;第二,从制度建设到能力建设:村民自治重心的转换;第三,从个体参与到组织化参与:村民自治良性运行的关键。     

无锡乡村工作讨论会评述

在内忧外患形势下召开的无锡乡村工作讨论会是民国社会史及江苏近代史上的大事。第三次乡村工作讨论会确定在无锡召开是因为江苏及无锡在乡村建设工作中举足轻重,这里集中着倡导"乡村建设"的重要机关及人物,乡村建设实验时间早,类型多,而且是合作交流的首倡地区。这次会议筹备更为细致,与会代表更为广泛,会议形式更为丰富多彩。会议进一步促进了乡村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乡村建设者的联合、乡村建设运动与社会各界的联络,突出展现了江苏乡村建设工作的成绩,也为今天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启示。     

村民自治异化探析

村民自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群众创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民主最基本的形式，实行二十多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制度因素的制约、经济因素的困扰。使目前的村民自治在实践中出现了乡镇政府越权行为、两委关系失调、宗族势力渗入、贿选、村务公开“虚化”等异化现象。为使村民自治走出异化怪圈。应透视步云、雅安现象，两面看贿选，加强制度供给，促使村民自治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进步。     

民族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探析

农村合作医疗几起几落,党和国家在研究“三农”问题时,找到了农民致贫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因病致贫”。这种现象,在民族地区尤显突出。新农村建设中,如何建设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合医”),切实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社会问题,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积累社会财富。对提高综合国力,具有现实的指导作用。     

村级民主制度创新的实践与机制

当前的村级民主制度难以克服农村政治社会的现实问题。成都市的村级民主制度创新提供了一个可行思路,重点围绕村庄公共品供给、成立村民议事会和输入公共服务资金,在组织和规则的框架内动员村庄多元主体参与民主协商与决策。这种民主制度运行的机制在于：一是通过以需求为导向的资源输入方式激发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二是在组织和规则的框架内分层级地统筹与协商;三是平衡村庄多元参与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在上述机制的作用下,村级民主制度不仅运行成本较低,而且实践效果较好。村级民主建设的核心是要树立农民的主体性,而在操作步骤上需要有针对性、分阶段地推进。     

从吸纳到求援：资源变迁背景下的村庄政治

通过对征地前后村庄政治的考察,发现随着村级组织掌握资源形态发生变化,村庄政治运作实现从吸纳向求援的转型。征地之前,村级组织掌握集体经济,通过多种手段吸纳村庄内部各种力量尤其是反对派从而实现村庄政治格局的动态平衡,村庄权力结构呈现体制内精英—中间派—反对派三元均衡的样态。征地之后,集体经济消失,村级治权弱化,为实现权力和利益空间的稳定,村级组织开始向基层政府和村庄外出精英求援,村庄其他势力的话语空间减缩,村庄权力结构逐渐呈现一元独大的形态。而在一元权力格局之下,村级组织逐渐悬浮,村庄治理陷入困境。     

私熟反叛者:闹学图中的儿童形象

闹学图措绘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乡村儿童学习、游戏的场景,是私整教育的一个侧面。以闸学图这一经典的儿童题材绘画为研究对象搜集了十余幅闹学作品,聚焦私内外儿童的游戏行为和表现分其在游戏神动下对私规训和教师权威的反抗行为。儿童是游戏的存在,儿童的游戏精神促使其逃离私规训,无视学规要求,把桌凳、文具和戒尺当作游戏材料,通过游戏抵制私整教育对身体的规训,在对教师的戏弄和戏仿中消解其权威,呈现出私塾反频者的儿童形象。 关键词:闹学图;游戏精神;反叛者;儿童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