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社会治理的创新

我国公民社会建设是随着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一系列改革而展开的。公民个人的自我发展和道德选择、民间组织、公民社会对国家的监督制约和抗争,构成了公民社会的主要内容和问题。适应我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必须创新社会治理,建立健全包括政府、民间组织和公众参与的新的社会治理模式。     

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困境与出路——以石狮便民服务体系为例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条件。公民作为治理主体中的一员,对社会的和谐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基层社会中,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是公民权利的一种表达和实现。但在参与的过程中存在公民自身参与水平不足以及来自政府行政环境的阻碍因素,为了提高公民参与的有效性,特以县级市中的石狮便民服务体系为例,分析体系中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现状、困境,最后提出相应的出路。     

治理与社会资本问题研究

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比较理想的政治和社会管理形式,是人们在政治和行政改革中所追求的目标。社会资本理论的勃兴为治理实现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社会资本与治理之间存在着结构性依赖和制约的关系。目前,我国的社会资本却出现了异型发展的局面,阻碍了治理的普遍形成。为此,通过转变政府职能、界定政府权力;加强制度整合、推动法治化进程;培育公民社会的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以及促进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进而实现社会资本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是当代中国社会资本危机得以消解的根本途径,也是实现治理的重要前提和题中应有之义。     

政务新媒体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的机遇及挑战

政务新媒体的介入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机遇,节省了时间与空间成本,提供了公民合理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为政民沟通创造了便捷交流的平台,在一定程度上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更便捷的客观条件。但同时,政务新媒体在公民参与社会治理中也显露出诸多问题,如政务新媒体自身定位模糊、缺乏与公民之间的双向互动、内容供给存在不足。因此,必须在明确政务新媒体的定位基础上,提高政府回应力度,强化内容供给,实现社会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公民社会成熟的政治标志

公民社会是一个历史范畴,是当前理论界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一些社会虽然已经是公民社会,但是迄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完成”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成熟的标志体现在强烈的公民权利意识、有序的公民政治参与、良好的法治秩序等方面。     

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困境、趋势和路径探析

近年来,由于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行为的自利性以及创新缺乏长远性、系统性等对公共性侵蚀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得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过程中的困难重重。由此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除了要转变政府治理创新理念和政府职能外,还必须加强政府创新人才队伍建设,重塑政府内部治理机制,培育和发展强大的公民社会,构建出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工作的开展。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提倡以人为核心和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在价值目标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在此背景下更应强调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的相同和相通之处而不是二者的差别。然而在现行的体制下,划地造城的运动式传统城镇化问题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给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等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诸多困境,其根源在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虚化。因此,对农村土地制度进行改革,赋予农民较为完全的土地产权,在社区层面实现党政经分离,重视公民的个人利益和需求,才能避免传统城镇化的问题,实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     

我国地方治理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

公民参与是地方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近年来,随着治理理念的深入发展,以及社会团体的迅速增加,我国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取得较大进展,已经形成了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的网络雏形。但是受传统行政观念、公民参与能力,以及法律制度不完善等原因的影响,公民参与地方治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因此,应当通过转变公民的角色定位,提高公民的参与能力,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等,来进一步提高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的水平和效果。     

社区公共安全治理的公民参与——基于社会资本的视域

公民参与社区公共安全治理体现了社会职能的自主特性,同时也为相应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合理性根据和合法性基础.从实际效果来讲,社会资本对于这种参与具有基础动力的作用,而当前的问题主要在于社会资本的存量不足以及分布不平衡等制约瓶颈.这种情况不仅可能造成“小群体”利益聚集的安全隐患,诱发新的不稳定因素,实际上也直接削弱了公民参与社区公共安全治理的积极性.因此,合理投资和有效使用社会资本,完善社会资本应该具有的公共精神、信任、规范.以及网络等正向职能,成为建构公民参与社区公共安全治理机制的重要途径.     

我国社会治理理论创新及其意义

社会治理理论创新是我国社会建设的基本要求,是创造良好社会环境的必然前提,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起步。党的十八大以来,综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分析各种矛盾的根源,处理好国家、社会、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需要从理论上下功夫,而我国的社会治理创新是主体更加广泛、客体更加充盈、目的突显协调的治理理论,为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过渡,形成普遍接受的治理理念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治理创新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在当前积极推进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创新的背景下,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构成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当前的社会信用体系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地方保护主义及部门保护主义的体制性问题。对此,一方面需要完善政府主导的个人及企业信用信息库建设工作,强化各级政府及司法部门的监管职责及法律惩戒;另一方面则需大力发展各类行业协会及商会组织,特别是对于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的信用管理,必须要借助于地方性的行业协会及商会组织治理,与国家及市场有所区别而又良性衔接的社会性行业治理是未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中心要旨之所在。     

当代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社会政治功能透视

当代网络民族主义的勃然兴起,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以及其它社会环境因素的综合效应紧密关联;它对当下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显著,并且非自觉地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推动力量。特别是在促进公民意识生成、扩大民众政治参与和推动市民社会建构等层面上,网络民族主义发挥了独特作用。     

当代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社会政治功能透视

网络民族主义之所以勃兴,是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以及其它社会环境因素的综合效应紧密关联的;它非但以其崭新形态饱受关注,而且对当下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显著,并且非自觉地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推动力量,它尤其在促进公民意识生成、扩大民众政治参与和推动市民社会建构等层面上发挥了独特作用。     

社会企业与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与路径

社会企业着眼于社会问题的解决,通过商业机制弥合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部门的明显界限,同时注重发展营利和非营利的融合模式,是创新社会治理的有力抓手。在结合环境脉络对社会企业进行概念梳理的基础上,总结出社会企业的本土化表征及其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中国的社会企业已初步形成依托传统体制、引进市场机制、投身社会目的及关注社区成员利益等四种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从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多元互动的视角出发,在中国发展社会企业应寻求政府支持,鼓励企业与社会组织参与。     

试论我国地方治理中的公民参与

全球化浪潮和新公共管理运动推动了地方治理模式的转型。从把握地方治理中公民参与现状着手,深入研究突出问题,分析其根源,寻找我国公民参与发展的特定规律,使其符合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注重从公民、政府、非政府组织、外部制度环境等各个层面入手,通过多种渠道逐步构建以符合中国国情的公民参与模式,从而形成以公民参与为中心,面向公民需求、积极回应外部环境变化、富有活力的新型社会管理模式。     

Web2.0时代的社会治理创新

Web2.0时代是社会治道变革中的重要变量,多元参与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功能被重新定义,“Web2.0版社会治理”引发出了一系列深刻思考。在Web2.0时代,权力结构需要再平衡,社会安全问题异常突出,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亟待健全,社会思潮流变空前活跃,社会治理面临着虚拟与现实的双重考量。因此,Web2.0时代的社会治理创新,需要通过推进治理理论中国化、创新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完善现代公共服务体系、强化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等途径实现再造与重塑,才能满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际需要。     

善治维度下基层社会管理机制创新

当今世界各民主国家都在积极探索善治模式。善治模式是对近现代民主政治以及人权发展的积极回应。当前我国基层社会管理存在问题较多,从善治维度下进行考察,主要表现为社会管理偏重于管制而忽视服务,社会管理的主体单一,公众参与的程序规范性不够,政府对信息资源有效整合的能力不够,社会管理的整体水平和统合协调功能有待增强,社会管理的基础设施没有相应跟进。为此,善治维度下基层社会管理机制创新,需要加强社会管理的合法合理审查机制,建立社会管理的责任细分明确机制,建立社会管理的公众参与机制,建立社会管理的绩效评估机制,建立社会管理的风险评估机制。     

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风险治理创新

人工智能促进了社会风险治理系列创新,正在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热烈讨论的问题。通过典型案例与理论研究发现,就“技术[CD*2]治理”而言,在人工智能时代,风险治理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技术问题,只有对技术做出最佳选择,才能促使治理效果最佳化。就“政府[CD*2]社会”而言,人工智能不仅提高了政府治理能力,而且通过复杂的自适应系统、社区参与与社区赋权促进了民间社会成为治理主体。就“挑战[CD*2]前景”而言,人工智能将在许多方面迅速使人类智能落后,最重要的风险治理技术问题将由人工智能负责,出现所谓的“技术奇异性”或“奇异性”现象而具有光明的应用前景。就“不足[CD*2]陷阱”而言,缺乏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比人类大脑要危险得多,它可能逃脱人类控制并制造更大的社会风险,在治理社会风险的同时,也可能制造了新的社会风险。尽管如此,人工智能是社会的一部分,不仅具有强烈的社会功能,而且具有快速性、准确性与广泛性其他功能,促进了风险治理的重大变革,治理者应将其上升到战略层面,主动适应其发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