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视域下的产业扶贫实践与路径优化——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系列研究之三

产业扶贫是我国脱贫攻坚战中的主要脱贫模式之一。文章梳理了我国产业扶贫的发展进程和主要模式,认为我国产业扶贫实践虽然取得了显著的减贫脱贫成效,但是仍然存在产业趋同、贫困户参与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缺乏、绿色生态保护有限、风险抵抗机制不健全、科技投入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在深入阐释精准扶贫方略和产业扶贫实践的相互关系以及精准扶贫方略对产业扶贫实践的新要求后,指出了注重政策规划对产业发展的协调作用、建立有效的利益捆绑机制与精准共享机制、重视风险保障机制的建设及研究、通过绩效考核有效监督生态绿色与产业发展的结合、结合互联网＋、大数据等高新科技的产业扶贫实践优化路径。     

绿色减贫:理论、政策与实践

中国的贫困地区多分布在资源匮乏和环境恶劣的地区,这决定了中国必须走绿色减贫的道路。生态文明理论为绿色减贫提供了理论基础,两山理论为绿色减贫提供了战略选择,精准扶贫为绿色减贫提供了具体的操作策略。在绿色减贫实践中形成了以生态环境建设保护、易地搬迁、绿色产业开发三个措施相互结合,政府主导,私营部门和贫困人群参与,完善市场和绿色资产建设同步进行的绿色减贫模式。绿色减贫市场的不完善、绿色产品价值没有被充分体现和绿色资产回报较低是绿色减贫中所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需要逐步加以完善。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减贫机制研究——基于社员农户脱贫能力的视角

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助推农业产业扶贫是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体现。本文基于合作社社员农户是否具有脱贫能力为视角，分析了自主发展模式与委托发展模式下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的减贫机制。研究发现：自主发展模式下的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主要通过产业发展、金融支持与风险防控等三大利益联结机制来实现对社员贫困农户的“造血式”扶贫。委托发展模式下的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主要以优化合作社内部治理结构和利益联结机制为前提，借助政府专项扶贫资金及贫困农户信贷资金的股权量化，发挥债权和股权等资产收益扶贫作用机制，增加对无脱贫能力的贫困社员农户财产性收益来达到减贫增收的目的。为此，进一步加强合作社为载体的农业供应链金融信贷产品创新和强化合作社内部治理结构，提高合作社融资增信能力和构建农村征信体系成为下一步改革方向。     

我国农业供应链金融减贫的研究评述及展望

采用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农业供应链金融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总结。目前,我国农业供应链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模式演进与创新、风险识别与防范和运行机制与效果评价三个方面。农业供应链金融的应用与实践,在农业供应链各利益主体之间建立起了有效的信贷联结机制,协调了各参与方的利益冲突,为精准扶贫提供了新的思路。未来农业供应链金融的研究应该注重政府作为参与方之一的角色、发挥减贫作用的模式和机制以及农户参与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减贫效果,并且要关注金融科技对农业供应链金融的影响。     

中国产业扶贫的减贫逻辑和实践路径

产业扶贫在脱贫攻坚"五个一批"中涉及面最广、带动人口最多,为赢得脱贫攻坚贡献了重要力量。在尊重市场和产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政府对贫困户发展所需的资金需求、人力资本提升、技术体系支撑、就业创业创造、基础设施完善等提供适度支持,并通过构建市场主体与贫困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来达到预期减贫目标,是产业扶贫的减贫逻辑。实践中,不断强化规划、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政策扶持,基于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发展特色种养业,加强农产品产销对接帮扶,构建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盘活资源要素并让贫困人口分享资产收益,是减贫的具体路径。精准施策、到村到户到人,找准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主体、强化引领带动,农民主体、激发内生动力,是中国特色产业扶贫为后续产业发展和世界减贫事业提供的有益经验。未来从产业扶贫走向产业振兴,要更加重视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在利用市场机制、发挥特色优势和依靠内生动力上发力。     

基于产业示范站的科技扶贫模式及其减贫效应

探索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贫困人口减贫相结合的科技扶贫模式,是我国目前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重点。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产业示范站科技扶贫模式为例,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其减贫机制,并运用陕西省3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748份微观农户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科技扶贫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1)产业示范站科技扶贫模式具有显著减贫效应,即农户通过参与农业科技培训、主导产业示范、农业信息服务和产业组织化带动4种扶贫方式,不仅能提高其家庭农业收入,也能降低家庭贫困发生的概率;(2)不同科技扶贫方式的减贫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农业科技培训的减贫效应较为突出,而农业信息服务的减贫效应有待进一步提升;(3)建档立卡贫困户科技扶贫参与度低于非贫困户。因此,地方政府应加大财政支持与组织保障的力度,引导高校优势科技资源与贫困地区特色产业精准对接,借鉴“西农模式”为深入推进区域精准扶贫战略提供科技支撑。     

农村产业化项目扶贫运作逻辑与机制的完善

产业化项目扶贫是当前中国农村扶贫、减贫与促进贫困地区乡村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式。产业项目扶贫运作逻辑受上级政府、基层政府和农民群体三个行为主体利益博弈的影响与塑造。这一运作模式存在一些缺陷,如项目立项与运行受到领导人意志支配,缺乏规范的议程,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基层扶贫工作人员和项目实施各单位之间缺乏有效配合;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联结出现断裂;产业化扶贫政策及其运行脱离地方实践和贫困群体的实际需求,导致国家意志和贫困群体的主体性需求难以实现。要使当前的产业扶贫真正惠及穷人,既要打破自上而下的科层制权力关系结构,尊重和重建广大基层组织与贫困群体的主体性地位,又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助,形成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有效连接,重视社会工作者的参与,推动扶贫工作由单一的行政主体运作向多方参与的社会化运作机制的转变。     

农业生产性服务联结机制的演变与创新

以分工、交易、合作的理论视角,分析了农业生产性服务联结机制的形成原因、演变脉络,将其分为基于“熟人社会”形成的人际关系纽带、基于“收益捆绑”形成的利益联结机制、基于“组织创新”形成的组织联结机制、基于“服务叠加”形成的服务联结方式、基于“产业融合”形成的产业联结方式等五种联结模式。农业生产性服务联结机制的演变,要受公益性与经营性服务边界的调整、农业经营兼业化和专业化二元分化趋势、农业服务主体类型和服务地域的选择格局、农业生产性服务要素市场的完善程度、涉农二三产业联结农业生产经营的需要等因素影响。未来,要适应农户分化趋势从多维度策略性地推进农业生产性服务联结机制创新。     

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探讨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减贫效果的影响机制,对于管控产业扶贫项目实施风险、提高产业扶贫绩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利用陕西省秦巴山区776户农户调研数据,借助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市场不确定性、产业扶贫项目参与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在反事实假设的基础上估计了农户参与产业扶贫项目对贫困脆弱性的平均处理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农户产业扶贫项目参与能有效缓解贫困脆弱性,相较于未参与农户,参与农户贫困脆弱性显著降低26.22％。进一步研究表明,市场不确定性显著抑制农户产业扶贫参与,且加深了农户贫困脆弱性。基于此,从合理选择产业扶贫项目、搭建有效利益联结机制、优化农业保险体系等方面得出针对性的政策启示。     

扶贫车间模式的运作逻辑与生成机理

扶贫车间模式是地方政府通过就业方式帮扶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创新性行为。文章立足J县扶贫车间模式案例,从合作治理视角提炼价值整合、资源整合、信息整合与利益整合分析框架,探讨扶贫车间模式的运作逻辑与生成机理。研究发现,扶贫车间模式是政府、企业、村民委员会及贫困户合作共治贫困问题的产物,企业在政府和村民委员会支持下于行政村内开设生产车间,招聘留守非贫困户维持车间正常运转的同时吸纳贫困户就业,以此帮扶贫困户实现稳定增收。扶贫车间具有工作地点邻近且时间灵活、用工条件宽松及劳动密集型产业主导等特征。扶贫车间模式的生成缘自政府、企业、村民委员会及贫困户在合作共治中坚持合作主体平等自主理念,形成合作主体资源汲取机制,构建合作主体信息沟通机制,产生合作主体利益共享机制,从而实现合作主体在价值、资源、信息和利益方面的有机整合,建立起共生共存关系。未来应关注合作主体利益共享机制脆弱性问题,推动产生于特殊时期的扶贫车间模式常态化发展,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     

我国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瞄准分析

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瞄准一直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文章根据翔实的实地调研的数据和信息,对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重点县瞄准、贫困村瞄准和贫困群体瞄准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目前我国中央财政扶贫资金流出重点县的比重超过了规定的70%;贫困村识别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瞄准精度,但由于指标式的贫困村确定方法从制度上排挤了一些真正的贫困村进入瞄准范围;项目依托式的扶贫资金到达贫困农户手中的比重最低,信贷资金不能瞄准贫困群体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及其评价

围绕我国“农村扶贫政策在何种程度上减缓贫困”的争论性议题,从2950篇相关研究中筛选出159篇实证研究样本文献,提取531个效应值,运用Meta Analysis系统评价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扶贫的减贫效应及其结构和路径。采取FAT-PET-PEESE策略的计量结果显示:扶贫政策对农民收入增长和降低贫困发生率总体上具有正向作用,其中,增收效应接近中等程度,降低贫困发生率的作用则相对较弱;从结构上看,减贫力度从高到低依次为产业扶贫、教育扶贫、搬迁扶贫、社保扶贫和生态扶贫。此外,贫困人口的行为能力差异被证明是减贫效应的可能作用路径。新时期扶贫政策应保持基本的连续性,政策实施应以强化农民反贫困能力建设为核心,探索建立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增材制造钛合金微观组织及性能研究进展

科学选择的扶贫产业可以保障其长期稳定发展,对贫困农民更友好的公平分配可以实现产业精准脱贫。以现有的产业扶贫理论和产业选择理论为基础,结合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的实际情况,构建了科学的扶贫产业精准选择指标体系。以指标体系构建和多主体参与运作为核心,分析并解释了基于不同贫困层级的产业精准选择机制和内生的利益分享机制,认为持续的产业脱贫是外源性的产业扶贫与内生性的利益分享机制的统一。     

绿色扶贫:基本内涵、演变逻辑与实现路径

绿色扶贫是绿色发展与扶贫开发有机融合的新扶贫发展理念,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绿色扶贫区别于传统的扶贫理念,具有保护性、可持续、内源性和共享性的新特征,其本质就是以资源与环境承载力为前提,探寻贫困地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纵观中国扶贫开发历程,绿色与扶贫不具有天然的联系,中国的扶贫开发模式是一个从“输血”到“造血”再到“绿色发展”的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绿色扶贫的发展也经历了“绿色”与“扶贫”相分离、“伪绿色”扶贫、“浅绿色”扶贫和“深绿色”扶贫4个阶段,其背后的逻辑实际上是“绿色”与“发展”相融合的过程。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构建完善的绿色精准机制,大力发展绿色经济、重视生态补偿和生态移民手段的应用,加强扶贫领域反腐力度,实现绿色与精准的有机结合,是绿色扶贫战略有效实施的关键,促使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走出一条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全面提升的中国特色绿色扶贫之路。     

鄂贵两省构树扶贫对黔江石漠化区域扶贫的启示

构树种植是最近新兴的一种扶贫项目,构树因耐碱耐酸的特性能在石漠化土壤中生存并改善生态环境,同时自身植株的经济价值又能帮助农民脱贫增收,提高经济收入水平。黔江区拥有南方地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石漠化现象逐渐严重,导致耕地资源逐渐减少,土地收益逐年降低。无论是利用构树治理石漠化土地,还是通过发展构树产业带动贫困农民增收致富的经验都相对欠缺。本文在黔江区扶贫攻坚、全面脱贫的背景下,对构树扶贫的主要内容进行阐述,对其遇到的困境进行简要分析,并借鉴湖北及贵州两省构树扶贫模式提出具体解决对策,以期帮助黔江地区石漠化严重的乡镇减轻生态灾害并脱贫增收。     

湘西自治州旅游扶贫开发探讨

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优势、较好的交通和区位条件、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政府的大力支持是湘西自治州旅游扶贫开发的有利条件。湘西自治州旅游扶贫开发的基本思路在于：一、解放思想,统一认识,进一步强化政府在旅游扶贫开发中的主导作用;二、合理定位,突出重点,进一步加大旅游扶贫开发资源的整合力度;三、注重品质,挖掘内涵,进一步提升旅游扶贫开发的文化含量;四、广开门路,争取投入,进一步筹措旅游扶贫开发资金。     

生态扶贫研究

生态扶贫是我国扶贫攻坚进入精准扶贫新时代所推进的一项重大扶贫举措。基于贫困与生态环境相互关系是一个动态的、多面的客观现象,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视角研究生态贫困的形成,将生态贫困界定为特定时空情境下,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地”维度上的剥夺及其制约“人”“业”维度的发展或导致彼此不协调、不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和状态,进而提出生态扶贫的机理与路径。     

传统贫困观对精准扶贫的影响及应对

中国传统思想中对于贫困问题的态度是存在矛盾的:既有儒家“富而教之”的反贫困理论,也存在道家及法家思想对于贫困有意无意间的“制造”。这种思想上的冲突以及长期小农经济下的物质贫困,造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贫困观念,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前脱贫攻坚中的阻碍因素。精准扶贫,既需要汲取传统反贫困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更要以核心价值观为引导,积极探索完善基层文化建设新模式。     

精准扶贫中的“援助诱惑”：问题、成因及治理

精准扶贫中的“援助诱惑”现象是指各类扶贫资源的大量投入对资源的各个利益攸关方形成诱惑,从而导致各方为得到资源而相互博弈的现象。它给精准扶贫带来的问题有：精英捕获问题、“扶贫依赖症”、腐败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究其原因主要有：中国扶贫制度中的人性困惑、乡村治理的“内卷化”以及能力弱化、贫困者机会以及权利的贫困、扶贫政策欠合理及基层干部的问题等。最后提出解决“援助诱惑”问题的几个针对性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