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困境、趋势和路径探析

近年来,由于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行为的自利性以及创新缺乏长远性、系统性等对公共性侵蚀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得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过程中的困难重重。由此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除了要转变政府治理创新理念和政府职能外,还必须加强政府创新人才队伍建设,重塑政府内部治理机制,培育和发展强大的公民社会,构建出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工作的开展。     

共享经济背景下社会养老服务协同治理模式研究

面对我国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现状,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社会养老服务已成为政府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和促进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举措之一。然而,在社会养老服务协同治理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供需不匹配、协同治理主体间职责不清等诸多问题。为了破解这些问题,提高社会养老服务协同治理的有效性,借鉴共享经济中的组织管理理念和方式,并基于SFIC模型尝试构建一个共享经济背景下社会养老服务协同治理框架。在这一治理框架下,政府可以采取转变治理理念、构建激励与约束机制、拓展多主体治理联动共享机制,以及强化协调和监督机制等策略推动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地方政府治理转型与创新——以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为例

1978年到2013年,我国城镇化高速度发展的同时也衍生了需求膨胀、分配不公、地方治理失效等诸多社会问题,而新型城镇化中地方政府治理更面临着治理理念落后、治理主体单一、治理能力和治理工具有限等诸多发展滞后的问题.分析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这一政府治理转型的典型案例,可以总结城镇化发展中的成功和约束因素,并获得新型城镇化中地方治理转型的诸多启示:治理理念要由从“物本”转向“人本”;要厘清不同层级政府的财权事权,保障地方财政收支平衡;治理工具和社会整合方式需要创新,治理主体更需多元化.     

地方治理创新与塑造服务型政府

地方治理是现代社会多层次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了治理理念、治理模式、治理途径等方面的创新。服务型政府作为一种全新的行政理念和政府模式,其价值诉求、行为模式、治理途径等内涵均符合地方治理创新提出的时代要求。因此,为了不断促进地方治理创新,地方政府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     

合作治理与社会管理模式创新

合作治理模式是对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等批判、继承、反思基础上形成的全新社会治理模式,是我国社会管理模式改革与创新的理想选择,其实现路径主要包括创新社会管理理念,加强合作治理法制建设,改革与完善合作治理体制,建立健全合作治理机制,重视与培育合作治理主体等方面。     

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问题和推进路径

随着高等教育管理方式的转变,决策权力如何在政府、高校、市场和其他利益相关主体之间合理分配,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问题。鉴于高等教育的多重属性,从理念、制度和能力三个维度对政府、高校、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构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高等教育权力格局,才能切实应对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困境。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树立依法治理的治理理念,逐步完善政府与高等教育的关系;构建有序运行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提升高校自主管理能力;发挥多元主体智慧,提升多元共治的高等教育治理能力。     

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研究综述

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的提出是我们党长期社会管理实践经验的阶段性总结和理论创新的升华,也是主动回应社会新挑战的现实需要。学术界对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意义与内涵、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创新等方面。我国新型社会治理是一元主导、多方参与、各尽其责的协同治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激活社会各方治理力量,处理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实现社会治理过程的民主化、法治化、规范化,强化法制机制,建立制度保障。社会治理体系的创新需要不断完善社会治理机制,深入推进社会治理机制改革创新。     

中原经济区崛起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研究——以郑州市政府治理为例

现代政府治理模式强调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共同管理。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发展的迫切需求与资源不足、环境恶化相矛盾;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需求与参与机制、参与渠道缺乏相矛盾;治理模式突破需求与政府角色难以转变相矛盾等。以中原经济区崛起背景下的郑州市政府治理为例,提出实现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政策建议。     

公共治理视角下弱势群体话语权的保护

公共治理,意味着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社会组织和个人也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在当前的治理过程中,我国弱势群体话语权制度保障不健全、话语权社会载体不力、话语的正当渠道不畅,进而制约了公共治理的实现。切实保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需从四个方面入手:创新社会管理理念,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公共治理机制,协调利益矛盾;完善多中心治理,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加强弱势群体主体意识教育,提高其政治参与积极性。     

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理性审视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要的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新常态下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对改革发展全局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并对准确把握新常态下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丰富内涵有着重要意义.在当前,我国基层治理出面临来自执政党自身方面(治理主体)、施政主体——政府、新兴媒体治理层面等方面的挑战.在新常态下要强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方面的构建理念.要明晰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治理要素结构和推进路径,推动基层政府的自身建设,提升行政治理能力;同时要突出前沿研究,坚持问题导向.提升我国基层社会现代化治理能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稳定的社会基础.     

我国社会治理理论创新及其意义

社会治理理论创新是我国社会建设的基本要求,是创造良好社会环境的必然前提,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起步。党的十八大以来,综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分析各种矛盾的根源,处理好国家、社会、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需要从理论上下功夫,而我国的社会治理创新是主体更加广泛、客体更加充盈、目的突显协调的治理理论,为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过渡,形成普遍接受的治理理念具有重要意义。     

回应性治理视野下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和机制

基层社会治理对于我国国家治理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作用。陕西省石泉县社会治理实践的案例研究表明:推动形成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层社会治理,需要科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更离不开政府组织对社会的积极回应和有效治理;与单向度治理、科层化治理相比较,回应性治理以执政党和政府的使命驱动为根本前提,重视人民合理诉求的便捷式传达,治理过程注重治理主体的积极回应,把增强基层善治能力作为回应结果;通过治理主体协同化、治理理念积极化、治理方式精细化、治理目标人本化的实现机制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从而在党政部门与社会群众的双向积极互动中达成公共利益最大化和公共事务预期治理效果,以此助推基层治理迈向现代化。     

论社会治理微创新

社会治理微创新是地方党委政府立足基层实际,用微创新的理念看待和处理社会治理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增强人民群众的感官体验和真切感受,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它具有客户导向性、开放协同性、群众参与性和渐进连续性等特征,可以分为便民服务措施微创新、技术工具改进微创新、治理主体优化微创新、治理平台构建微创新等类型。地方党委政府推进社会治理微创新,一要通过坚持群众路线、遵循法治导向等夯实微创新的基础,二要通过精准管理服务、优化治理流程、确保措施落实等强化微创新的实施,三要通过营造微创新氛围、建立学习型组织和利用信息化技术等加强微创新的支撑。     

新时代社会治理理念的创新与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新思想和新论断,比较系统地阐明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本位、主体、价值、手段和目标等基本问题,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其内蕴了丰富的现代社会治理的新理念,主要有：以人民中心为本位的民生理念,以一核多元为主体的共治理念,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善治理念,以法德并举为手段的兼治理念,以活力有序为目标的良序理念。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新理念及其在中国的实践,无疑为超大型、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地方政府社会治理新常态初探

地方政府社会治理新常态是指以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以其自身为主导,鼓励多元主体参与,运用多样化治理手段,从而达到满足公众需求、化解社会矛盾、改善民生、实现社会有序运转的状态。其应以治理理念善治化、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法治化为基本特征。应以明确主体关系的系统治理、提出规制系统的综合治理、提供基础保障的依法治理、标明标本关系的源头治理为建构路径,以"四个治理"全面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进而实现社会治理的新常态。     

我国社会治理创新趋势研究

时代发展要求国家创新社会治理。中国传统治理模式有其内生性优势,同时也有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敷所需之处。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全面领导下,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国大力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具体表现在治理理念、治理体制和治理方法上的创新。在社会治理理念上维护社会的动态稳定;解决社会问题要理顺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摈弃人治、依靠法治,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作用;治理的方法上能引导公民积极参与自我治理,政府主导并服务于这种公民自治。最终实现社会治理理念、治理体制、治理方法上的协调一致。     

论我国水资源的多主体共同治理

我国传统的公共资源管理模式将水资源的控制权置于公共领域,各级政府是水资源唯一的监管主体。随着水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日益严重,人们开始对这种单一主体的行政管理模式提出质疑。笔者首先从水资源的国家所有权性质、公共物品属性等方面论述了政府作为水资源治理主体的必要性,然后针对现行管理体制中存在的政府管制太多、民众参与不足等问题,提出政府应当适度放权,可以通过产权契约安排将部分水资源的管理权交给社会和市场来行使,实现水资源的多主体共同治理。     

技术理性与治理逻辑:社区治理技术运用反思及其跨越

社区治理技术体系的建构过程实质是推进社区治理社会化、专业化、技术化的过程,要义在于坚持“多元共治”理念,核心是鼓励多元社会主体创设并应用多样性技术手段和工具,目的是实现社区有效治理和服务。从现实需求、价值取向、实践主体、技术工具、应用评价五个维度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技术面临网格功能泛化、物业管理专制、社工难以退出、协商参与不足等问题。社区治理技术的有效运用,需要政府转变职能,明确社会主体功能边界,增强居民委员会社区治理能力,激活居民自治主体性。从治理现代化的高度看,社区治理需要深刻转变,即政府理念从“管控”到“治理”,治理主体从“单一”到“多元”,各类资源从“分散”到“整合”,主体功能从“泛化”到“精准”,治理技术从“模糊”到“清晰”。     

大数据背景下政府治理变革之道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以及大数据战略的提出,对我国政府治理理念、治理范式和政府数据治理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促使政府推进治理机制制度变革。基于大数据时代的基本要素和基本要求,政府治理机制创新和变革的进路应当是在政府职能、政府治理责任、治理目标、信息自由等方面的变革。行政法治为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创新提供规范基础,政府职能转变服务于政府治理创新,公众参与成为促进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创新的重要参与力量。     

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演进和对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启示

社会治理包括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民的社会自治两个层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并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明确为改革的总目标。这一执政理念的重大转变,是中国社会治理改革发展史上的第三个大的转折点。探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基本脉络和引荐社会治理改革目标、路径、方式等内容,对于提升我国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操作层面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