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价格波动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董事会作为上市公司监督和决策的重要机构,其独立性至关重要。为了加强内部监管,规避大股东内部控制导致的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独立董事制度已经成为不同公司治理模式的共同取向。独立董事制度能否以及如何提升企业绩效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也是近年来以独立董事制度取代原有公司监察人和监事会制度所积极深入剖析的主要课题,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董事会独立性的作用。        政策的推行依赖社会制度和法制环境,海峡两岸面临不同的社会制度以及处于不同法制和金融环境。从推行独立董事这一政策视角入手,选取2002年至2015年中国大陆965家上市公司和2002年至2006年台湾地区1 102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分段回归模型,研究强制设置独立董事的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就海峡两岸间的差异进行对比。        研究结果表明,①强制推行独立董事制度在海峡两岸均会提升上市公司的绩效,但台湾地区受政策影响的企业绩效提升作用更明显;海峡两岸在证券市场的成熟度、监管和信息披露的有效性以及公司治理的代理问题等方面存在差异,中国大陆虚设独立董事的现象影响了其企业绩效的提升。②按照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人数是否符合证监会规定进行分组,对比分析后发现,中国大陆强制设置独立董事的制度推行后,独立董事比例低于国家法规强制设置比例的上市公司,增加独立董事人数会对其资产报酬率有提升作用。        董事会独立性作为公司治理研究的拓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研究结果为理解和评估中国推进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的政策效果提供新视角和新证据,海峡两岸间的对比为英美公司治理制度全盘移植于新兴市场提供参考。研究结果对支持法规强制设置独立董事政策有积极支持作用,海峡两岸公司治理制度在双轨制与委员会制度并存之际,此研究对许多尚未探讨的制度性选择问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随着公司治理结构趋同，私人关系等软性治理因素受到关注，独立董事私人关系成为目前国际上公司治理研究的前沿问题。与成熟资本市场国家相比，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正式制度尚不完善，为私人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发挥作用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在重视人情关系的中国，研究私人关系的价值有重要意义。        基于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的视角，研究私人关系的价值效应，进一步探讨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的价值效应是否受到微观代理问题和宏观正式制度的影响。手工收集2005年至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与CEO的毕业院校、曾工作单位、籍贯省份、专业协会成员等信息，判断独立董事与CEO是否存在私人关系，并计算私人关系广度和强度。基于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对独立董事咨询功能、资源提供功能和监督功能的影响，探讨其对公司绩效影响。基于理论分析，研究微观代理问题和宏观正式制度的调节效应。利用14 020个公司-年度观测值作为研究样本，使用OLS、公司固定效应模型和代理变量两阶段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程度越深，公司绩效越好，在解决了可能的内生性之后，结论依然稳健，证明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具有提升公司绩效的价值。进一步研究发现，代理问题越严重的公司，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对公司绩效的促进效应越大。公司所在地正式制度越不完善，独立董事与CEO私人关系对公司绩效的促进效应越大。        利用中国公司数据，提供了新兴加转轨资本市场独特的经验证据，补充和丰富了上市公司高管内部私人关系的相关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私人关系等软性治理因素的价值效应。为独立董事有效性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对独立董事的关注点应从追求形式上的独立性转移到重视实质上的有效性。对理解经济转型时期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在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应“因势利导”地发挥非正式制度的力量。     

独立董事网络、信息双向传递与公司被诉风险

 近年来频繁发生的诉讼案件威胁公司内外部“和谐”，引发各界关注。一般认为，信息不对称是引发公司诉讼风险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公司内部信息不了解，使经理人机会主义行为更易发生；而且，外部利益相关者与公司间的信息偏误，也会造成日后纠纷，这些都可能引发公司被诉风险。另一方面，公司经理人掌握的外部信息不充分，使其在环境不确定性下的各项决策面临更高的失败风险，极易引发由决策失败导致的被诉风险。因此，研究如何缓解公司内外部间的信息不对称、规避公司被诉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基于嵌入性和公司内外部间信息双向传递的视角，考察独立董事网络对公司被诉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以2007年至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独立董事网络-信息双向传递-公司被诉风险理论分析框架，运用Stata 13.0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PSM分析和工具变量回归分析，实证检验独立董事网络对公司被诉风险的影响，并结合内部控制有效性和环境不确定性探讨这一影响的具体作用机理，最后对研究中涉及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独立董事网络有助于公司内外部间的信息双向传递，降低公司被诉风险。对作用机理的检验结果表明，在内部控制不健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的公司中，独立董事网络抑制被诉风险的效应更加明显，说明独立董事网络既可以将公司内部信息向外部传递，缓解经理人机会主义行为和公司内外部间信息偏误，也可以将外部信息向公司内部传递，提升经理人决策科学性。而且，独立董事网络并未强化独立董事监督职能，而是通过信息传递增强证券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等外部监督，改善了公司信息环境。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在考虑替代变量、独立董事自选择偏差、内生性等问题之后结论依然稳健。        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和完善社会网络与公司治理和诉讼风险成因的研究，也为中国上市公司认识和规避当前被诉风险提供一些有益的现实启示。     

风险资本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公司治理的视角

  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程度更高，通常创业型中小企业的代理成本更严重。风险资本作为创业企业的主要股权投资者，区别于其他类型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被投资企业公司治理，对公司创始人大股东和管理层实施监督和激励，为保护其自身利益，风险资本有能力和动机缓解代理冲突。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通过分析风险资本的双重治理角色，从公司治理视角考察风险资本对企业两类代理成本的影响。以2004年至2013年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形成一个非平衡面板数据。利用多元回归方法中的固定效应模型，检验风险资本利用公司治理机制降低企业代理成本的有效性，并进一步考察家族企业对风险资本影响企业代理成本的调节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①依据两类代理成本测量，风险资本支持的企业代理成本更低。②风险资本通过持有股份比例和董事会席位比例降低代理成本。③创业家族企业调节风险资本对代理成本的影响，风险资本深度参与非家族企业公司治理，对代理成本的降低作用更加明显。④采取更换代理成本测量指标和区分风险资本与私募股权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结果依然成立；利用工具变量法、Heckman两阶段和双重差分方法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结论保持不变。         基于风险资本投资于创业企业的特点，分析代理成本的表现形式，论证风险资本对企业可能产生的两类代理成本的影响机制，发现风险资本可以有效监督创始人和职业经理人，研究结果对风险资本如何控制代理成本以及上市企业如何优化治理结构具有参考意义。     

官员独董：“掠夺之手”抑或“扶持之手”

 上市公司聘请离退休官员担任独立董事(简称“官员独董”),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是一种普遍现象。上市公司通过聘请官员独董能够建立起与政府部门的政治联系,从而帮助其从政府手中获得各种稀缺资源和优惠政策,同时也需要承担提供就业机会、政府税收、官员政治升迁等多种社会服务和政治任务。官员独董给公司带来了怎样的经济影响,这是学术界和企业界长期热议的焦点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科学检验。        为了探究官员独董对所任职公司的经济影响,利用2013年10月19日中组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简称“18号文”)作为外生冲击事件,手工收集2013年10月19日至2014年12月31日中国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790起独立董事辞职公告,利用事件研究法检验辞职公告的市场反应,以测量官员独董在中国上市公司中发挥的实际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对官员独董的辞职公告事件表现出显著为正的市场反应,而且官员独董辞职事件的正向市场反应明显强于非官员独董辞职事件的市场反应,实际上非官员独董辞职事件的市场反应显著为负,说明相对非官员独董而言,官员独董更多地扮演了“掠夺之手”的角色,进而损害了公司价值。进一步探索公司内外部多个因素对官员独董价值的可能影响,发现如果公司注册地的政府监管强度或者公司注册地所在省市的市场化水平越高,该公司的官员独董辞职公告事件所引发的市场反应就越积极,官员独董的“扶持之手”角色越难以发挥作用,从而更加突显了官员独董的“掠夺之手”角色。但是,并没有发现官员独董的行政级别、行业专长以及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情况等内部因素会影响官员独董价值的经验证据。        创新之处在于增加了非官员独董群体作为对照样本,从而能够更好地判断和评估独立董事政治联系的经济价值,得到的相关研究结论具有更强的说服力。此外,利用官员独董离职潮事件考察独立董事政治联系的经济价值,不仅丰富和深化了独立董事领域的相关研究,而且拓展了政治联系领域的研究成果,同时又为中组部发布“18号文”的政策意义提供了及时可靠的经验证据。研究结果启示企业不能盲目追求和构建与政府的联系,实际上与政府保持适度的距离将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基于连锁董事视角的税收规避行为传染效应研究

 已有企业避税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鲜有涉及对企业社会网络属性的探讨。作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企业都不能独立于其他企业单独存在。连锁董事的出现,在企业间建立了紧密的关系网络,还为企业私有信息传递构建了一条非公开渠道,从而促进相似行为在企业间传染。随着中国企业现代董事会制度的建立,特别是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连锁董事在中国上市公司中成为普遍现象。因此,从连锁董事关系这一社会属性视角研究企业避税行为的传染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在构建连锁董事关系的基础上,以2007年至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8 732条公司年度观测值为样本,将公司有效税率、账税差异和固定效应残差法计算的账税差异作为避税程度的测量指标,采用OLS回归模型对避税行为的传染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通过连锁董事传递的成熟避税经验可以降低目标公司的避税成本和管理者对避税决策不利后果的担忧,导致避税行为在企业网络间传染。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和替代性解释后,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避税行为在同一地区的连锁公司间更容易传染,即传染服从先内后外律。最后,与CFO相比,当连锁董事为目标公司CEO时更能促进避税行为传染。        以连锁董事为视角的研究可以将企业的社会属性纳入到避税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丰富避税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构建了企业针对连锁董事信息传递的成本收益决策框架,完善了连锁董事传染效应的理论研究,对投资者和监管机构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董秘信息提供、独立董事履职有效性与公司绩效

  掌握公司的真实经营信息是独立董事有效履职的保障,信息不对称会降低独立董事的履职有效性。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可以有效增强独立董事的履职有效性。作为维持董事会有效运作的重要制度安排,董秘承担着为独立董事有效履职提供信息服务的义务。然而,已有研究往往强调董秘在对外信息披露中的重要作用,未对董秘如何影响董事会运行效果提供清晰的解释。         基于高阶梯队理论和信息生态理论,以2006年至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探索董秘信息提供对独立董事履职有效性的促进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检验影响董秘信息提供促进独立董事履职有效性的三方面因素,即董秘信息提供能力、信息提供意愿和独立董事信息接收能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董秘与独立董事人力资本配置情况对董秘信息提供有效性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董秘作为管理层与独立董事的信息联络人,通过为独立董事提供履职所需信息,可以有效地改善独立董事面临的信息劣势地位,提高独立董事的履职有效性。具体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董秘信息提供能力越强,对独立董事履职有效性的促进作用越强;董秘信息提供意愿、独立董事信息接收能力均可以增强董秘信息提供能力对独立董事履职有效性的调节作用;董秘与独立董事人力资本差距越大,董秘信息提供能力对独立董事履职有效性的促进作用越强。         信息劣势限制了独立董事的有效履职,通过为独立董事提供履职所需的信息,董秘可以有效地改善独立董事履职所处的信息环境,提高独立董事的履职水平。应该进一步从政策和法规的视角,明确董秘为董事会特别是独立董事提供信息服务的职责定位,保障董秘列席高管团队会议的权利,加强董秘任职资格审核和任职能力培训,充分发挥董秘的信息枢纽职责。     

浅谈我国上市企业的独立董事制度

<正>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在上市企业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意见,希望通过独立董事制度的确立来完善上市企业的治理结构。独立董事制度的进入,是我国现阶段改善我国公司治理,弱化内部人控制,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切实有效的途径。独立董事制度的意义在于重点保证三个方面的公正:企业的关联交易;企业的薪酬制度;企业的财务信息。独立董事制度是指不在企业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并与其所     

会计专业独董的兼职席位、事务所经历与真实盈余管理

 自独立董事制度确立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都非常关注独立董事个体特征在完善公司治理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鉴于独立董事多席位的现象在中国资本市场中普遍存在，以及具有事务所经历的专业人士已成为上市公司选聘会计专业独董的重要来源，考察会计专业独董的兼职席位和事务所经历特征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以2009年至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STATA软件以及控制行业和年度固定效应的OLS回归分析方法，结合独立董事的声誉假说，探讨会计专业独董的兼职席位、事务所经历会计专业独董的兼职席位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产权性质、股权集中度和事务所关联等因素对上述关系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会计专业独董兼职席位数越多，其所在公司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越低，当具有事务所经历的会计专业独董兼职席位越多时，公司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进一步降低；进一步分析还发现，当公司产权性质为非国有企业、股权集中度较低以及事务所经历会计专业独董与公司所聘任的主审会计师事务所不存在关联关系时，事务所经历会计专业独董的兼职席位对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        研究结论不仅验证了独立董事的声誉假说，还发现产权性质、股权集中度和事务所关联等因素会影响会计专业独董有效履职，拓展了独立董事个体特征和真实盈余管理的相关经验研究；同时，研究结论还为监管层完善监管机制、上市公司会计专业独董的选聘和主审会计师事务所的聘用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董事会国际化、地区廉洁程度与研发投资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级政府纷纷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籍人才来华工作,国外智力的流入效应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并取得一些学术成果。很多中国企业邀请海外政要、学者或境外企业高管担任其董事,在董事会国际化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尽管从国外高薪引智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一条捷径,但鲜有学者实证检验董事会国际化与企业研发投资的关系。         基于高层梯队理论框架,使用2006年至2015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10 435个公司-年观测值,运用Stata 14.0和OLS多元回归模型,以公司董事的国籍特征为切入点,实证分析董事会国际化与企业研发投资的关系,并研究地区廉洁程度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外籍董事的加盟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研发投资,外籍董事占比越大,公司的研发投资越多。公司所在地的廉洁程度越低,董事会国际化对研发投资的正向影响越大。聘用外籍独立董事和外籍普通董事都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研发投资,但外籍独立董事对研发投资的影响强度大于外籍普通董事。在廉洁程度低的地区,外籍普通董事对研发投资的影响强度大于外籍独立董事。在稳健性检验中,替换研发投资的测量方式,将港澳台地区董事以及曾在国外留学或工作的国内董事也都视为国际化董事,发现董事会国际化与研发投资依然显著正相关。与降低董事会国际化程度相比,提高董事会国际化程度能显著提升公司的研发投资,表明国际化董事存在增量效应。         国外智力流入对提升企业的研发投资具有积极效应,高层梯队理论有助于解释该效应,研究结果丰富了转型经济国家的公司治理理论。虽然外籍独立董事和外籍普通董事都有助于推动公司的研发投资,但在选择聘用哪类外籍董事时,建议公司先考虑其所在地的廉洁程度。另外,建议政府扮演好“扶持之手”的角色,使辖区内的公司能用最优惠的薪金聘用到最合适的外籍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