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长恨歌》情感空间的建构

白居易是"深于诗,多于情者",其《长恨歌》是真情痴情流溢的千古名篇,它的魅力源自其情感空间的有效建构,其主要表现在:第一,作者结合自身恋爱悲剧,借用李杨"明星效应"给李杨悲剧赋予了人类普遍的爱情"长恨"的情感审美内涵,从而确立了典型的"空筐结构";第二,《长恨歌》发展了传统的叙事模式,采用了极具抒情性的意境化的叙事艺术;第三,象征、比兴等联想型的修辞手法的大量运用、情感化的史实剪裁、情节的淡化处理,给读者留下了恰当地进行审美创造的艺术空白。     

从王琦瑶看《长恨歌》的艺术创新

王安忆《长恨歌》的艺术成就集中反映王琦瑶形象的塑造上。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女儿,是象征上 海文化的艺术雕塑,是王安忆用语言建构的“个人心灵世界”。透过王琦瑶,可以看出王安忆在小说形象学、主题 学、叙事学方面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     

白居易与王安忆《长恨歌》

王安忆长篇小说《长恨歌》与白居易密切相关.该作品的基本情节和人物形象可以看成是对白居易《长恨歌》中部分诗句的阐释.作品中“梧桐”、“美人”意象沿袭了白居易诗的意境,二者的审美特征也相一致,这可以看成是文化的传承.     

度:儒家思想在王安忆《长恨歌》中的体现

儒家思想“贵和尚中”的中和之“度”,在王安忆《长恨歌》之审美、人事及城市摹写三个层面均有体现。与其说《长恨歌》是写旧日上海的,倒不如说是在写一种理想的生活之“度”,但这种“度”不是淡泊,不是放弃,更不是超然,而是一种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生活艺术,守的是这踏实的每一步,攻的则是这每一步上的风景的内蕴与精髓。     

《长恨歌》文体异说

几十年前,陈寅恪先生以他文史大家的卓识,提出“唐代贞元元和间之小说,乃一种新文体……元稹李绅撰莺莺传及歌于贞元时,白居易与陈鸿撰长恨歌及传于元和时……实为贞元元和间新兴之文体”的新说,并准确地指出《长恨歌》为“言情小说文体”的诗歌部分。其实就《长恨歌》与《长恨歌传》这两部具体作品而言,两者都是小说,一用诗体,一用传体,《长恨歌》就是诗体小说。     

试论《长恨歌》的艺术美

本文从《长恨歌》的虚实结合,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巧妙的环境衬托及气氛渲染,维肖的人物形象勾划和感情表达,平俗浅显的语言风格等方面对该诗的艺术美进行了探讨。     

《长恨歌》与《长生殿》的体裁比较

从体裁角度看 ,文学创作就是不同文学体裁的艺术构思和艺术传达。文学是以体裁的形式存在着 ,体裁应当是我们思考文学创作的第一因素。在制约文学创作的诸种要素中 ,体裁思维是制约文学创作的第一要素。中国古典诗作《长恨歌》和中国古典剧作《长生殿》的体裁比较是这一立论的最好例证     

从《长恨歌》看白居易的叙情艺术

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古典诗歌不外乎叙事和抒情两种类型．或者是叙述某一人物、事件、场景．或者是抒发自己的志向、抱负和感情。其实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还有一类诗歌,它既不同于叙事诗,也不同于抒情诗。这类诗中叙述方法用得很多,但它并不立足于叙事,而立足于抒情。诗中有很多具体人、事、景的描绘．但它描绘人、事、景并不为了表现具体的人、事、景而是为了表现折射在其中的人物的心情。在这类诗中抒情也占相当大的比重．它表现的是人物的心情,但又不是单纯地抒发自己内心情感,不是单纯地以抒情为侧重点,叙事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个部分。因此,这种诗既象叙事诗又象抒情诗,但又既不是叙事诗又不是抒情诗,准确地说应该是叙情诗。     

《红楼梦》中哭的情感表达

《红楼梦》具有高度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作者在对当时的现实社会进行描述的过程中，加入了封建贵族以及普通百姓的情感在其中，在情感表达的过程中，作者利用哭泣进行的情感表达方式更多一些。     

《长恨歌》创作心理溯源

白居易《长恨歌》中的李隆基和杨玉环的形象,以马嵬坡事变为分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实质上是诗人的“自我”在文学幻想中按照分身的方式进行的多重投射。话语主体李隆基的形象,既蕴含着诗人的社会价值观念,又有诗人自我宿命的感伤;而杨玉环,则是糅合了“美人幻梦”原型和诗人自身情殇的对象而形成的一个女性“符号”,是拥有话语权的男性在集体无意识下对女性的另一种塑造和改编。     

回本溯源——论《长恨歌》的感伤主题

《长恨歌》的主题,有讽喻说、婉讽说、爱情说、隐事说、感伤说、多重主题说和无主题说等。白居易在自编诗集中将其归入＂感伤＂类,这是探讨《长恨歌》主题的本源,研究者在探讨《长恨歌》主题的时候应该充分尊重作者写作《长恨歌》的本意。本文在《长恨歌》主题研究回顾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唐杨妃故事的传播与接受状况,从《长恨歌》和《李夫人》之对读中去理解＂恨＂之释义,以及从白居易的人生经历等方面去解读《长恨歌》的感伤主题。     

《长恨歌》主题争论新思考

批判理性主义也称"证伪主义"、知识进化论,认为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不过是一种假说,其中必然潜藏着错误,需要通过"证伪"发现并矫正其中的错误,推动知识进步;科学包含错误并非缺点,而是知识探索过程的必然现象,"可证伪性"正是科学之为科学的标志。《长恨歌》主题解读、阐释过程的分歧正是提出新说,"证伪",再提出新说,再"证伪",不断"试错",最终更加逼近《长恨歌》主题真实面貌的研究过程,参与者的"试错"都在某种程度上做出了贡献。批判理性主义强调理性的批判(非意识形态或单纯学派之争)和这种批判精神对科学发展的重要性,这一理念对推动中国学术的深度拓展与实质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论诗歌翻译中的文化交流--评《长恨歌》的两种译本

诗歌是民族语言的精粹,凝聚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因而诗歌翻译既是一项跨语言, 也是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诗歌所涉及的文化有表、中、深三层之分.在文化表层,全人类共性远远大于个性,因而翻译方法以横向移植为主.在文化中层,两种文化可能会出现文化并行或空缺现象,翻译应该着力于沟通.在文化深层,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隔离现象,主要表现为语言的隔离和心理的隔离,在这一层面翻译所面临的难度较大,译者首先应对此有所认识,然后灵活应对,以便跨越文化鸿沟.     

王安忆《长恨歌》的“新妇女历史”景观

民间是一种自然生存状态,超然于主流话语之外,却拥有极强的生命活力,绵延在城乡的历史变迁中。透过王安忆的诗学原则,可以发现其小说《长恨歌》里的人物、叙述者、语义内涵等文本要素,无不浸润着民间色调。这些色调似乎预示,作者在转变知识分子精神独守立场后,悄悄地以民间视角阐释城市民间的审美文化空间,努力勾划某种民间稳定性,逼近城市景观的原初生态,描绘出一种“新妇女历史”景观。     

白居易《长恨歌》爱情主题考论

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有爱情说、隐事说、讽谕说、婉讽主题说、感伤说、双重及多重主题说、无主题说与泛主题说等多种,本文在学术史回顾的基础上,探究产生诸说的原因,且立足于白居易的自述、编集过程与时人的看法,对《长恨歌》进行深入解读与进一步考证,以证定《长恨歌》主题是表现唐玄宗与杨贵妃真挚的爱情,并着重对"婉讽主题说"进行商榷。     

从《长恨歌》的两种译文看诗歌翻译的话语途径

传统上,人们倾向于认为诗歌翻译涉及的只是文艺美学的范畴,其实这种观点是一种偏见。事实上,诗歌也是一种话语形式,因此,诗歌翻译从内部信息结构、衔接、连贯诸方面都必须遵守话语语言学的规律。诗歌翻译实际上是文艺美学途径和语言学途径的完美结合,是艺术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统一。     

《长恨歌》双重及多重主题说辨证

双重及多重主题说是对爱情、讽谕及感伤等说的调和或折衷,因为各说都有言之凿凿的材料作依据,大都揭示了《长恨歌》这首本身十分复杂的长诗的某些思想因素或内容的某一侧面,双重及多重主题说干脆认为诸说都有片面性,不如兼收并蓄,并致力于探求造成这种双重或多重主题的原因。     

"传奇"背后略去的"暗"——电影《长恨歌》书写的上海旧梦

在有关上海的“传奇”书写中,王安忆的《长恨歌》对上海精神的关照是略去“浮华”,指向市民生活底层,指向充斥着腌渍油污和流言私情的弄堂深处,更多地让我们看到了上海背后的“暗”;主人公是生于弄堂长于弄堂,即使到“繁华”里走了一遭,到头来还是归于弄堂死于弄堂——繁华只是旧梦。香港著名导演关锦鹏改编的同名电影则大不相同,流行光影中“繁华”、“风月”成为上海的内核,在视觉的声色享受中谁还记得王安忆那个真实的上海?本文力图通过对原作和改编后电影文本差异性的比较,拨开迷雾看到一个与流行相去甚远的“上海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