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家在宋明新儒学形成与演变中的作用

在宋明新儒学形成和演变过程中 ,道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催化作用 :北宋儒学家借助于道家本体思维模式对传统儒学进行新的诠释 ,创立了理学这一儒学新形态 ;南宋朱熹继续借助道家本体思维对原始儒学和北宋新儒学进行综合提升 ,集理学之大成 ;明初儒学家在程朱理学渐趋僵化之际 ,适时地吸收了道家思想以改造理学 ,使理学过渡为心学 ;明中叶王阳明对儒佛道思想进行融会贯通 ,集心学之大成 ;明代中后期 ,由于王门后学大量引用道家思想及佛教禅学来改造阳明心学 ,致使心学性质逐渐发生变化 ,终至解体。     

王阳明思想世界中的佛教

王阳明心学向来被认为具有鲜明的佛禅特色.不过,从"道体"的判断、"著相"的理解、"出家"的评论、"心性"的分析、"儒佛"的定位以及"排佛"策略的提出等角度考察,可见王阳明对佛教诸多教义的理解是失之片面的,王阳明对儒、佛关系的安排是"儒体佛用"的,王阳明应对佛教的策略是抑制、排斥的,而完成这些观念活动的根本依据是儒家的基本观念、基本价值.这一判断将有助于我们对王阳明心学中的佛教与儒学关系进行更完整的理解.     

儒与禅：割不断的联系－论陈献章的儒学与禅学

陈献章是明代儒学大师,是明代心学的奠基人。是什么因素使他在宋元一脉相承的传统学术中独树一帜,从而为明代学术界带来了“新气象”？本文通过对陈献章的主要几个可以作为“学者津梁”之思想,如“主静”、“静坐”、“静中端倪”、“无心”、“无言”、“我无尽”“虚寂空无”等思想的分析,揭示陈献章的儒学与佛教义学（即所谓禅学）之间的深刻联系,指出他只不过是比宋元儒学在更广泛的角度、更深的层次上吸收了佛教义学的营养来补充儒学而已。     

经学即理学：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的批判

顾炎武对理学的批判,主要是对明代及清初之“伪理学”即阳明心学及其末流的批判,其主要论点是心学为经学之害、心学清谈误国、心学“不自知堕于禅学”和“外仁、外礼、外事以言心”。这些批判也附带着一些对于程朱之学的负面评价,不过这些负面评价,主要是认为《二程语录》《朱子语类》之类的语录在客观上给脱离经典而空言性与天道的心学之兴盛提供了适宜的条件,同时也认为程、朱的某些言论有涉禅之嫌和导向心学之可能,这反映出顾炎武的儒学发展思路不同于宋明理学家融合儒、释、道的儒学发展思路,而是主张在保持儒家文化的纯正性前提下来发展儒学和体现儒学的经世实用之功效,但在总体上顾炎武充分肯定了程朱理学“据经论理”的经学本性,并否认宋代理学与明代心学之间有必然联系。然而,在以“仁”为核心价值的儒家文化价值观上,顾炎武通过对儒家“性善”理念的重新诠释,又表达了其不同于以程、朱、陆、王为代表的理学家主张“存仁灭私”“存义灭利”的价值观：以“仁爱寓于私情”的观点为主要标识、反映明清之际时代要求的新仁学价值观。     

刘宗周的实学思想

本文阐述了明末儒学大师刘宗周的崇实黜虚的哲学观点。刘宗周一贯坚持儒家传统的重视实际和伦理的立场,反对禅学的虚无和超伦理的思想。他批判了王学禅学派的观点,并以王学正宗自任,但对王阳明学说中的虚无方面也进行了补救、匡正。为杜绝禅学空虚之弊,他接受了气本体论;同时他仍坚持心学。试图建立一个基于实有的纯粹儒家的心学体系。     

湛若水的儒佛之辨

湛若水从“虚”、“静”概念的分析展开儒佛之辨,落实于对“随处体认天理”命题的论证,将“虚实同体”和“至静未尝无物,未尝有物”中对“虚”、“静”关系的辨析贯彻于对“随处体认天理”这个核心命题的论证中。湛若水极力论证陈献章之学并非近禅,围绕对儒佛关系的认识与王阳明反复论辩,在划清儒佛思想界限的表象下,蕴涵他对明代心学援佛入儒及其思想发展趋向的深层思考。儒佛之辨承载湛若水忧虑儒学正统性的卫道意识和道德学说。“随处体认天理”与“主静”说之关系,天理良知是“现成”还是“人心的一念萌动”,对这些核心问题的论证,又体现他对儒佛之辨的自觉意识和深层哲学思考。     

摇摆在心学、佛学与宗法伦理之间--论袁宗道的内在人格冲突

本文从王阳明心学、佛教禅学、宗法伦理观念三个方面论证了明代文学家袁宗道思想形成的渊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袁宗道内在的思想矛盾和人格冲突,对人们了解公安三袁之长兄的思想状况乃至公安派的文学思想均有一定的帮助.     

理学史公案《朱子晚年定论》平议

儒学发展到北宋出现新的变化。新儒学者们探求儒学经典义理,发现真正的儒家之道,当时称新儒学为“道学”。南宋中期道学分为两派,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在“遵德性”与“道问学”的治学途径方面发生分歧,致有“朱陆异同”之争。明代中期王阳明发挥心学,创立“致良知”之说,学术界再次发生理学与心学之争。王阳明为平息与调和争论,认为朱熹于晚年对其曾从事的传注训释的治学方法感到悔悟,同于心学之旨,亦合于“致良知”之说,遂编著《朱子晚年定论》。此论虽受到学术界的批评,却有助于阳明学之盛行。然而朱熹与友人的书简中偶有表示于“尊德性”工夫的欠缺,但这属偶然自谦之辞,在其去世前数年犹致力于儒家经典和其他典籍的训释考证,并不存在悔悟之事。《朱子晚年定论》在事实上不能成立,而借此欲调和或会通“朱陆”与“朱王”则属于主观的勉强牵合,于学理上也是难以成立的。     

试探阳明之心体与善恶

对王阳明善恶观理解的不同，是阳明弟子分裂为几个学派的内在原因。“王门四句教”是阳明哲学之浓缩，也是最易产生歧义之处。阳明的心体善恶观表明其心学不是求善的学术，而是发善的哲学，这就是“无善无恶与至善”的终极意义所在。     

相异而相通——陆学与禅学关系管见

对陆九渊心学,不能简单地评断为"全是禅学",也不能认为它与禅学毫无联系.陆学与佛教的禅观之学在理论旨趣、修养风格、理想境界等方面既相异,又相通.     

“不作好恶”与阳明心学有无相合特质

王阳明心学体现为有无相合的性质,包括以有合无、无中生有两方面.“不作好恶”是理解王阳明有无相合心学特质的重要观念.“不作好恶”有三层意涵,这三层惠涵无不关联并指向着王阳明有无相合的哲学理想:心之本体无有作好作恶指示出“无中生有”的学间;不作好恶的工夫指示出“以有合无”的思想;情顺万物的境界也就是即有即无的圆融境界.     

良知之道──阳明禅与儒学修道养静工夫

一、从阳明样说起王阳明先生的学问曾被一些人讥之为"阳明掸",其言下之意谓阳明之学恐非儒学正统,而几近佛老,故以"禅"称之。吾以为阳明的学问乃儒学之正宗无疑,阳明先生的一生亦是体现了"内圣外王"的标准与风范的儒者的一生。虽然,王阳明先生在世之时确曾与一些道士、掸师过从甚密,他的奇特的经历亦表明了他与佛道两家有着不解之缘,而阳明心学体系之建立确实有从佛学（尤其是禅与华严）借用资源的痕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阳明心学只是儒化了的禅佛学。事实上历史已经向人们证明了阳明先生无认是其人生的践行,还是其学问在世间的影…     

论罗钦顺对王阳明心学的辩难

王阳明心学自产生以来,便备受当时学者们的关注,其信奉者、追随者较多.不过,它又是一种较易引起争议的学说.在王阳明心学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之中,罗钦顺即与王阳明展开辩驳.他对王阳明心学的辩难可归纳为以下数方面:一是从体用、修养工夫、常识等角度批驳了王阳明关于“良知即天理”之类的说法;二是认为王阳明的“心即理”说会滋生“求内遗外”等弊病;三是反对王阳明将格物解释为“正念头”,等等.罗钦顺批驳、辩难王阳明心学,旨在扭转王阳明心学过于内在化的倾向.不过,罗钦顺对王阳明心学的辩难也有不合理之处.     

阳明心学与佛老

文章认为,阳明心学确实受到禅宗佛学和老庄道家的深刻影响,但在终极追求问题上,阳明心学从根本上与佛老区分开来了.阳明在学脉上归宗儒门,他在批判地融合佛老真妙的基础上,极大地发展了儒学,使阳明心学成为新儒学.阳明心学在“天人合一”思想方面向儒学本源作了深刻回归,提出了心、性、天三者“一也”的结论,通过“良知”把人提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阳明对佛老从原理到方法扬弃地吸收,借禅学革新了儒学,孕育了近代新思.阳明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朱陆“禅学辩”刍议

在“朱陆之争”的诸多论题中,二人关于“禅学”的辩论颇有特色。所谓的“禅学辩”就是朱熹、陆九渊二人围绕着己学与禅学的关系而展开的一场论辩,它既包括二人对佛禅之认识上的争论,更包括二人对对方指责自己的学说为禅学的激烈辩护。表面上来看这一论辩涉及的是儒佛的关系问题,而就其实质来说,则事关儒门的道统问题,是朱陆二人借此辩难来树立己说的儒学之正统地位。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朱陆“禅学辩”实质上不过是二人的门户、道统之辩。     

比较视野下横渠至阳明“四句教”的发展逻辑

基于“四句教”相关研究,探讨了“四句教”研究中容易被忽视的3个问题：（1）儒家“四句教”概念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2）横渠“四句教”与阳明“四句教”的异同,（3）体现在儒家“四句教”中的自宋至明儒家思想主客关系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力图理出一条儒家的理学思想和心学思想的主客关系,在其发展完善过程中所走的由互含到绝待的逻辑理路。“四句教”是在中国佛教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涵和特征也有变化;从北宋理学到明代心学,“四句教”从“心”“物”对待的积极有为和人格担当转为“心”“物”绝待的“致良知”与“至善”的统一,在逻辑理路上,“四句教”走完了主客关系发展和完善的历程。如果仅使用二分法的形式逻辑来讨论王阳明具有佛教逻辑本质的心物一体“四句教”,则难以触及其借佛扬儒、合佛于儒的哲学高度。     

王阳明的心学与美学合论

王阳明（1472—1529）的心学，是实践道德论，是关于人的道德生活的学说；他从中国传统的心理学、伦理学的道德论出发，建立起了包括本体论、修养论、事功论、知行论、人性论，乃至文化的人格美学思想的统一体系。‘心学’是以‘心’为基本观念，而建立起来的哲学思想。此学肇端于三王（尧、舜、禹）‘十六字心传’；接受孟子及禅学的影响；大兴于宋、明；以宋·陆象山、明·王阳明为其代表。王阳明‘心学’的特色是以心为宇宙的本体，以心为一身之主宰：“众理众德皆摄归于心；做人、立身、处事的工夫，当求诸心。”所以他说：“圣人之学，…     

天下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宗密判教简论

本文认为,宗密通过评判禅宗各派、和会佛教与禅宗、会通佛道儒三家,建立了其和而不同的佛教判教思想体系.宗密在中国佛教史上首先系统地对中国化佛教--禅宗进行判教,论述佛道儒三教合一,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陆学与禅学之辨

陆学与禅学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朱、陆之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朱熹及其后继者对陆学"全是禅学"的批评和陆学及其后继者对陆学是"圣学"的辩护,各自包含深刻的合理性.陆象山始终坚持尊义去利的义利之辨,并从儒佛二者的思维表达方式、公私义利、道之偏正和经世出世等方面去阐明自己旨在"扬儒抑佛"的儒佛观.陆象山对佛教、禅宗的批评,具有浓厚的辩证理性主义色彩,超出了同时代新儒家的思想水平,非二程、朱熹所能比拟.陆象山在思维方式、实践工夫等方面不自觉地受到了佛教的深刻影响.陆学这种禅学化的新儒学,具有自己的理论特色,这一点往往被已有研究成果所忽视.     

严羽诗禅理论与宗杲禅学

宗杲禅学是影响严羽诗禅理论的一个重要环节。严羽借鉴宗杲禅学教判方法提出辨体说,并依据宗杲的教判体系判别不同诗体的高下,建立判诗体系;借鉴宗杲倡导的具有教判色彩的“妙悟”的主张,提出“诗道惟在妙悟”,比喻说明诗歌所抒之情的思维特点,区分不同诗体的高下邪正,标举盛唐诗体;借鉴宗杲看话禅由参究公案入道的方式,提出参诗说,指示妙悟诗道的途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