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知女性延迟退休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女领导干部、女性专业技术人员延迟退休的《通知》发出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笔者在访谈后了解到,高校女性中一些人心理准备不足、评职早已放弃、升职空间不大、生活已做出安排。建议高校制定弹性的申请办法、出台配套的管理政策、赋予相应的岗位职责,以便更大地发挥高校女性的作用,更好地体现党和政府对她们的关怀。     

延迟退休政策的国际实践与中国选择

从国际横向比较来看,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规定大幅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实施延迟退休改革是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必然方向。在OECD各国现行退休年龄规定以及对各国延迟退休政策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以下观点：延迟退休方案可以保留适度的男女退休年龄差距作为改革突破口;延迟退休要合理设立提前退休、延后退休以及分类退休等弹性机制;延迟退休配套机制设计中要充分考虑劳动者合法权益,减少劳动者的实际工作时长,减轻劳动者的工作负担;基础养老金与个人账户养老金之间可以设定不同的退休年龄规定。     

浅谈延迟退休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提高了法定退休年龄,延迟退休政策被提上我国政府的议事日程。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老龄化及严重少子化共存,当前就业压力不减,但是2012年新增劳动力的数量首次出现了下降,这意味着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已经结束,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我国人口结构的特殊性,当下就业形势的严峻,社会保障事业的需要,各种因素制约着延迟退休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且特别需要我们想办法去缓解延迟退休对适龄劳动者就业的影响,所以,延迟退休政策不能一步到位,只能是"渐进式"推进。     

渐进式延迟退休的数学模型研究

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给我国养老金的支付和年轻一代的抚养带来巨大压力.借鉴国外延迟退休政策,结合我国老龄化现状,以抚养比为突破口,调整人口年龄结构,对我国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进行了数学模型研究.     

旅游网络舆情研究体系建构研究

旅游网络舆情属于新兴的网络和社会现象。研究旅游网络舆情对于维护旅游形象、提高旅游管理与决策水平、保障旅游产业安全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在对旅游网络舆情产生的背景和影响、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进行评述的基础上,从旅游网络舆情的基本构成、发展机理、管理对策三个方面对旅游网络舆情的研究对象和内容进行介绍,分析了主要学科理论对旅游网络舆情研究的贡献,提出研究的主要方法及其适用范围,力求建立相对完善的旅游网络舆情研究体系,为相关研究和实践奠定基础。     

延迟退休与社会公平辨析

近两年来,围绕延迟退休与社会公平问题,学术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双方各执一词,观点截然对立。延迟退休对于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是不同的,加之这个问题处于理论与现实、学科与学科的交会区,由此引起的观念碰撞和争论,有利于弥补政府决策的有限理性,降低决策成本。我们认为,公平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具体的范畴,延迟退休是我国人口、经济社会和养老金制度持续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任何延退政策都不可能对所有人都绝对公平;而且延迟退休中的公平问题又有效率意义上的和伦理意义上的两个向度。应该理性看待延迟退休中的公平问题,以形成正确的理论和舆论导向,促进最大程度的社会合意的达成,促进这项改革的顺利推进。     

延迟退休与否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影响的初步研究

近十年来,世界各国掀起了退休制度改革的浪潮,一些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也进行了延迟。由于我国的国情以及与国外在养老保险制度方面有关退休年龄制定上的差别等原因,造成了从年轻人就业状况、从企业经营者以及从生活负担较重人群等角度的对延迟退休的反对观点;也产生了从我国劳动力资源利用程度、从实际的养老金收益以及从老年人的工作延长是否对年轻人就业造成压力等角度对延迟退休的赞成观点。对以上各种观点进行比较,借鉴国外改革方法,建议我国在出台延迟退休政策时,应考虑不同行业、不同工种的具体情况予以区别对待;制定退休年龄范围,不同年龄享受不同养老金待遇。此外,政府应加大相关政策知识普及。     

财富激励与延迟退休行为

近年来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财富激励效应与延迟退休问题备受关注。财富激励能否影响延迟退休行为？采用2000—2012年A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与待遇的个人微观数据,利用2005年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供的自然实验机会,证实了不同参数设定下的养老保险制度均存在负向的财富激励。发现这种负向的财富激励对延迟退休行为有一定的影响。利用改革后收入水平分类的数据,进一步发现：受人力资本与收入水平约束,低收入人群更倾向于延迟退休;此外,负向财富激励的减弱更容易促使较高收入女性延迟退休。据此,分析了我国延迟退休的政策方向,并指出须在尽量减弱或消除负向财富激励的同时,对不同收入、性别的群体采取不同的调整方式及补贴机制。     

网络舆情对建构网络行政问责的建设性意义

网络行政问责是一种新型政治监督形式,网络舆情对于问责方向的指引、机制的形成和完善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意义。网络舆情不仅是民意的晴雨表,透过舆情可以了解事情的真相、民众的情绪和需求,为政府工作的改进指明方向,还能够促成网络问责机制的形成。在舆情压力的迫使下,政府介入事件的处理,使问责得以生效。网络舆情现象警示政府需要准确定位其职能和角色,改变工作作风和执政思维,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和速度,加快网络行政问责机制的制度建设。     

网络公共领域中的网络舆论与网络公众舆论

网络舆论和网络公众舆论是理解网络公共领域的关键概念。文章通过对舆论和公众舆论、网络舆论与网络公众舆论的诠释和辨析,厘清了舆论与公众舆论不同、网络舆论与网络公众舆论不同。文章指出,网络舆论是上网者随意、随感而发的话语;其中带有＂良知＂及成见且带有情绪化倾向。而网络公众舆论要求参与批判讨论并赋予了公共精神和批判性的含义。这有助于网络公共领域建设和适宜发展。     

微时代网络涉腐舆情引导研究

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移动通信设施与软件的普及,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在舆论监督与引导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网络涉腐舆情日益成为微时代廉政舆论生态的晴雨表,因此,在微时代加强网络涉腐舆情引导很有必要。网民数量倍增、政务信息公开、移动终端网络互动、官民廉政微舆论场融合,这些都为微时代网络涉腐舆情引导提供了新机遇。与此同时,网络语言暴力、新媒体用户异质性、网络政治谣言、无序"人肉搜索"等,又给新时期网络涉腐舆情引导带来了挑战。在推进政治新常态发展过程中,必须遵循网络涉腐舆情引导规律,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网络涉腐舆情引导的针对性、有效性与科学性。     

论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监管机制的构建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大数据时代正在悄无声息的改变着人们的思维、工作和生活方式。在大数据时代这种环境下,无论政府、企业还是个人,对网络舆情的分析与应对,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大数据时代,对网络舆情监管机制的构建必将在多领域发生重大变革。因此,如何在大数据时代完善构建网络舆情监管机制尤为紧迫和重要。     

食品安全网络舆情中的网络意见领袖

网络意见领袖在食品安全网络舆情引导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网民对其信任程度是影响舆情引导效果的重要因素。通过问卷调查并结合多项Logistic模型对食品安全网络舆情中网民信任网络意见领袖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不实诚的损失、平台把关或审查制度、权威性、信息互动、阅读信息、法律约束以及查看微博等因素影响网民对网络意见领袖的信任。基于研究结果,提出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监管与引导的政策建议。     

网络舆论环境建设研究

互联网已成为主流媒体之一,网络舆论的作用日益凸显。但当前网络舆论环境亦存在着一些问题,针对此,对如何优化网络舆论环境做了调研分析,认为:引导和优化网络舆论环境,需要健全网络法律法规,规范网络环境,增强网民法制观念;开展网络伦理教育,提高网民道德素质,促进网络服务商加强行业自律;政府及时透明地公开信息,利用“意见领袖”引导舆论,促进官民之间的理解与互动;健全网络技术,保障网络安全,建立完善的网络监管体系。     

互联网与公共领域构建——以Web2.0时代的网络意见领袖为例

在Web2.0时代,互联网为民众提供了平等、多元的话语平台,使公共领域呈现向所有人、所有问题开放的趋势,"受众"转为"公众",网络也转为"共有媒体",公共性得到回归.在此过程中,网络意见领袖对传统的"意见领袖"的定义发起挑战.网络意见领袖影响公共话题、推进公共事务的能力还相对有限,但已逐步显示出民众通过自有/共有媒体来影响公共政治的趋势.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社区自治探究

社区自治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形式,是对社区范围内公共政策执行工作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社区自治有利于推动公共政策执行的民主化进程,优化公共政策执行系统功能,降低公共政策执行成本等。公共政策执行中实行社区自治还存在制度、文化、关系等制约因素,这就要求社区自治建设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掌舵"作用、抓好制度建设、理顺各种关系、开展政策社会化工作和优化配置政策执行资源,以促进公共政策的顺利执行。     

基于自组织机制的互联网舆情治理

互联网时代,我国网络空间舆情的防控和治理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但是,互联网本质是一个自组织系统。以互联网舆情的自组织演化为视角,运用AMOS和SPSS软件对政府行为、媒体行为、意见领袖行为、网民行为和网络舆情发展进行实证调研,并对网络舆情的主体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政府行为、媒体行为、意见领袖行为均对网民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倡导的舆论导向、媒体之间的协作关系、意见领袖的舆论观点、网民以及第三方力量的介入都将影响网络舆情的传播与演化。基于我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舆情防控经验,自组织视角下的网络舆情治理需要重视意见领袖的作用、强化媒体协作关系、保持舆情要素的非线性作用、注重引领网络道德风尚。     

医药企业负面网络舆情演化及应对策略研究

探讨因媒体不当报道引发医药企业网络舆情危机的演变规律,为企业找寻适宜的对策,有助于提高医药企业危机应对能力。文章以“深圳康泰公司乙肝疫苗信任危机”为例,构建了医药企业负面网络舆情演化和响应策略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采用Vensim PLE软件进行仿真。结果表明:医药企业负面网络舆情经过酝酿、爆发、衰退三个阶段,且呈现爆发时间短、热度高、负面情绪强的特点;医药企业应根据舆情演化阶段特征采取不同应对策略,三个阶段对应有效应急策略依次是提升舆情监测能力、端正担责态度、提高信息公开度和沟通能力、注意形象修复和注重人文关怀。其中,提高信息公开度和沟通能力对负面网络舆情热度的峰值均有明显的削弱效果,整体提升企业舆情应对能力是改善舆情、挽救医药行业信任危机的有力措施。     

互联网时代的舆论监督形态探析

文章分析了互联网的发展对政治生态特别是对舆论监督形态的影响,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应该充分发挥和利用好网络舆论监督功能。为此,要加强党与网络媒体的联系和互动,利用网络媒体加强党的舆论监督工作;要培育和打造属于自己的主流网络媒体阵地,构筑新的网络舆论监督平台;要加强网络舆论的引导和控制,建立互联网舆情汇集与分析机制;要大力开展网络素质教育,引导网络媒体舆论监督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