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与幸福的关系：一个被遗忘的德性伦理问题

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闲暇与幸福的关系是作为一个德性伦理问题被提出和探讨的。亚里士多德认为闲暇既是实现幸福的手段,也是幸福本身,两者通过德性达成统一。现代休闲研究也关注休闲与幸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注看似是对亚里士多德关于闲暇与幸福关系探讨的延续,但实际上更偏向于从社会心理学或历史角度研究,缺乏德性伦理学的理论基础。当代德性伦理研究中虽有学者提倡恢复亚里士多德论及的德性与幸福的概念,却未体现出对闲暇概念的足够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闲暇内在包含的古典精英主义论调在现代社会的不适用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闲暇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发展中失去了其对于实现幸福的必要性。重返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框架,有助于厘清休闲与幸福的关系,从而引导人们理性判断休闲活动的适当性,合理安排休闲时间,并通过休闲实现美好生活。     

论亚当·斯密仁慈德性的内在矛盾及其现当代启示

仁慈是亚当·斯密德性论的四种基本德性之一,它与正义都是促进他人幸福的德性。亚当·斯密的仁慈德性呈现出内在矛盾,这种内在矛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斯密对仁慈德性的价值评价和其社会作用不对称;2.仁慈德性的自愿性与强制性的内在冲突。斯密仁慈德性的这种内在矛盾给现代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启示。     

康德论德性与幸福的因果关系

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对待幸福采取了一种＂先抑后扬＂的思路。在道德法则和德性的概念中,单纯基于自爱的幸福绝不构成意志的规定根据,但它毕竟可以作为德性的结果而被统摄在纯粹实践理性的至善对象中。这种作为德性结果的幸福就是配享的幸福,这种幸福不是从每个人自我的角度去促成的,而是从人们的交互关系中实现的。道德法则要求每个人将他人的幸福作为自己的德性目的来追求,促成他人的幸福就是合乎理性的和具有德性的,仅仅基于自爱去促成自己的幸福就是不合理的。     

论孟子德性幸福的理想境界

"君子有三乐"是孟子德性幸福的经典表述,"家庭和谐、内心康宁、教育英才"构成了儒者的三种基本幸福。然而在其"所欲"、"所乐"、"所性"的幸福序列中,"君子所性"才最后完成儒家终极的德性幸福。孟子既承认天命对人间生死祸福的主宰作用,但更强调"立命"、"正命"和"求在我者",内在心性的作用与道德主体的力量更受重视。德性幸福根源于道德主体的本心,由"尽其心"、"知其性"而达到"知天"的境界;德性幸福秉持着"浩然之气"的培育,进而实现"塞于天地之间";德性幸福贯穿以"反身而诚"的修养,从而实现人生的"乐莫大焉"。对于人们在现代社会中寻求安身立命的人生价值、提升现实人生的精神境界,孟子的德性幸福观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政府的德性

随着政府治道变革理论的提出 ,政府应选择怎样的治理模式 ,应该拥有什么样的道德品质 ,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日益关注的问题。从行政伦理的角度思考治道变革中政府能力的提升 ,就逻辑地提出了政府德性这一概念。本文从德性理论的回顾出发 ,阐述了政府德性的概念、构成要素及基本内涵 ,并结合政府行政变革 ,提出了建设政府德性的主要内容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幸福观

本文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的幸福、德性、中道的内在联系的分析和阐述,对他的幸福观作了一次梳理,以期其德性幸福观能对人们有所启迪.     

人性与德性的催生——兼议道德与法律的双重作用

从人性概念出发,对德性概念进行了界定,指出德性是向善的人性,是人性的核心表现;从法律与道德对德性生成的作用出发,分别探究了法律的刚性作用对德性生成的双重表现;从道德的特殊性及道德对德性生成的基础性建构作用角度论述了道德教育才是人们反观自身、协调社会、造福人类的有效手段,德性的生成与弘扬将是解决现代社会经济社会问题以及人类自身精神困境的金钥匙。     

试论教师德性的内涵与实践

对教师的"高标准道德"经不住哲学拷问,"底线规范道德"无法引导教师的教学实践到达卓越状态,如何摆脱教师道德平庸化甚或是教师道德失范等问题,必须追寻教师的德性来源。教师德性之质即爱的德性,包括尊重、宽容、关怀、良心等基本德性。教师德性之行即德性教学,教学是德性实践,德性内生于教学实践之中,并在德性交往中使师生共同焕发生命活力。     

论荀子德性幸福的实现路径

在德性幸福的主体之维上,荀子更多地把普通人可以企及的君子人格作为幸福的主体,由成人之道塑造德性人格进而实现德性幸福。在德性幸福的规范之维上,荀子更加重视外在的礼乐制度的功能,强调通过礼乐对大众的行为矫正、情欲调节进而实现德性幸福。在德性幸福的实践之维上,荀子具体地提出了"积善"、"注错"等可操作的道德实践,由切实可行的道德活动锤炼德性、实现幸福。主体之维、规范之维、实践之维以"成人"为中心构成德性幸福的实现路径,德性人格与德性幸福内在相通。     

马基雅维里非道德的德性论

马基雅维里深入历史和实际经验,发现了"现实的非道德性"这个残酷的真理。基于是与应当的区分,马基雅维里悄悄完成了价值上的重估,把政治善置于道德善之上。马基雅维里据此降低了人们对政治的道德期许,塑造了具有非传统道德德性的新君主和政治共同体,完成了现代道德观的一场革命。     

德性与道德责任

德性作为一种稳定的内在精神定势,它是人的一切道德行为的内在基础和精神动力。在抽象的层面上,德性表现为超越人的动物性、人的当下社会生命存在状态和精神生命的一种内在动力;在现实层面上,德性又通过道德责任实现从普遍性和抽象性向特殊性和现实性过渡。与此同时,德性与道德责任在道德行为中达成一种彼此互动的现实关系。     

论德性教育的意义和任务

德性本身是不可教的,但德性的知识是可教的,因而德性教育非常重要。它是德性自发形成的前提和走向德性养成的桥梁,也可以为德性完善提供指导。进行德性教育的基本任务是要培养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基本德性的德性之人,而更高追求则是要为人们的德性完善奠定基础并提供指导。进行德性教育是全社会的任务,不仅家庭、学校、单位、政府,而且几乎每一个成年人都承担着德性教育的职责。其中政府是一个国家德性教育的管理和控制机构,一个国家的德性教育状态如何,政府肩负着主要责任。     

绅士德性论

绅士在古代中国主要是指一种社会阶层。在西方,绅士可以说是西方社会表达一类人格类型和行为方式的一个综合性概念,与我国古代的“君子”一词有相近的意思。绅士的基本特点是:教养、礼貌、尊重妇女、德性。绅士的德性首先体现为自身做人的基本优良品德,如诚实、正直、忠诚;其次,体现为绅士对他人的鲜明的道德态度和待人之道,如同情、仁慈、温和、宽容、慷慨;再次,则体现出绅士对自己行为、处事的强烈的自我控制的理智精神和坚强意志,如谨慎、自制、节制、坚定、自尊、荣誉。     

情感关照与德性回归——亚当·斯密德性伦理思想管窥

情感是亚当·斯密解决道德问题的万能钥匙及其伦理学出发点，德性则是其伦理思想的归宿。斯密晚年集中研究德性，同时辅以早期的同情共感、合宜性等原理，构建了以情感自制为主的完美德性论。他的德性论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动态形成过程，有着鲜明的特点，在内容、作用、评价标准以及与财富、幸福等关系上都展现出了不同于前人的独特见解。     

幸福论而非德性论：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旨趣与结构

德性伦理学或美德伦理学并不足以完整地描述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幸福既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理论旨趣,又是其伦理学理论结构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亚里士多德的整个实践哲学都是围绕幸福是什么,以及如何获得幸福来展开的。德性虽然对于幸福的实现不可或缺,但是它并不等同于幸福。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的地位是由他对幸福的独特理解所赋予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遵循古代幸福主义伦理学的传统,重新完整地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描述为幸福主义的伦理学,而不是仅仅将其定位为当代美德伦理学在古代的典范。     

过程可靠论三大难题的德性知识论解答

过程可靠论认为确证源自于可靠的信念形成过程，但它无法保证外在过程的可靠性必然与主体的内在确证相联系，这就会产生新恶魔问题与元不一致问题。同时，过程可靠论还面临着如何明确规定这种过程的普遍性，使之能够运用于具体场合的问题，即普遍性问题。对于这三大难题，索萨的德性知识论以“理智德性”为核心概念，通过构造确证与适切的区分、动物知识与反思知识的区分，形成了颇具创见的解决方案。然而，索萨的方法未能弥合可靠性与确证之间的差距，对动物知识和反思知识各自的价值维度界定不明，且对认知者要求过高。因此，虽然索萨的德性知识论为解决三大难题提供了新思路，但其本身也尚待完善。      

德性伦理的启蒙话语——休谟德性理论探析

休谟在其德性理论中贯彻经验论,批判理性主义伦理学,推进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道德情感论传统。他认为以同情为源泉的道德感是德性区别的根据,功利是德性价值的来源,进而提出了他的德目体系和归类标准。休谟以自然情感和理性的关系为基本线索,提出的具有进化论特征的德性伦理学,秉承了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开创了现代德性理论的新范式,对审视现代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规范伦理学的局限性和西方伦理学的未来走向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至善：德性与幸福的合题——论康德伦理学中的德福观

从西方伦理思想史看,德福问题一直是伦理学家讨论的话题。康德伦理学的哲学基础是人的理性,即人的德性。康德认为,幸福不是道德的根源,幸福不能作为道德的动机,伦理学不是“幸福学”,不是怎样谋求幸福的学说,而是教人怎样配享幸福的学说。康德认为只有与德性相匹配的幸福才是有价值的,有德性的人才配享幸福,德性是幸福的条件。最高的善是善良意志,是其他善的条件,但不是完全的善———至善,德福的完美匹配才是至善。透过他的德福观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德性论与幸福论论争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德性的张力: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 ——以《尼各马可伦理学》为文本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理论不仅表现在他根据灵魂中“自身是理性的”和“自身是非理性的但能够接受理性指导”的差异将德性区分为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而且表现在他根据实践与生活的不同将德性区分为个人性的和公共性的。前一种区分实际上是在知识形态层面讨论什么是德性以及德性的类目,后一种区分已不再是知识上的德性分类,而是直接强化了德性的实践与行动的含义。从伦理学本来就是实践哲学的意义上说,后一种区分对于理解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的进路来说更根本、更关键。从“什么是德性”推进到“如何做一个有德性的人”进而过上好生活,这是一种从理论向实践的深入与深化。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的生活实践有两种:一种是个人的,一种是公共的。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概念一方面用于描述个人生活的特征,这是道德哲学所要考察的;另一方面用于描述政治生活的特征,这是政治哲学所要考察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既是作为“为己之学”的道德哲学,又是作为“待人之学”的政治哲学。而“为己待人”两个维面上的卓越就是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凸显出来的张力。     

当代西方德性伦理视域中德性概念的诠释

自1958年英国哲学家G.E.M.安斯库默发表《现代道德哲学》一文以来,德性伦理在西方伦理学界迅速发展,成为研究的热点。其中,德性的诠释是德性伦理和规范伦理之间斗争的核心。研究德性的不同诠释,我们能够认识德性概念在德性伦理中的重要性,也能通过对德性的不同诠释,深刻理解道德的本质构成,进一步认清伦理学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