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秦简“毋夺田时令”探析

通过对岳麓秦简“毋夺田时令”的分析,认为“中县道”是内史辖县道,“春秋试射”是县吏召集黔首参加的射术教学、演练和考核。“毋夺田时令”规定了两事项,分别需要和相关律令条文配合使用。     

秦代“户赋”新证

本文通过对岳麓秦简中一条金布律文的解读,证明秦代不仅确有"户赋",而且还有很明确的有关征收"户赋"的时间和数量的具体规定,尤其是其中有关"刍"、"钱"的换算关系,给我们解读秦和汉初时期"户赋"的数量差异提供了新的材料。     

睡虎地秦简“都官”新解

云梦睡虎地秦简之中关于都官的简文达14处之多,而在所知的秦朝时期的史料并没有关于都官的记载。秦简中的都官并不是中央京师诸卿部门直接下派的部属机构,而是中央政府直接统属。不仅京师有都官,地方基层政权也有都官,但二者是有区别的:地方都官秩级虽然不高,但可以与县共同行使经济管理的职权;在京师的都官秩级有别,职权也不尽相同。     

岳麓秦简《廿七年质日》所附官吏履历与三卷《质日》拥有者的身份

岳麓书院藏秦简《质日》的四枚漏简的归属原来不清,现在透过分析简背划线等物质因素,可以确定它们应附于《廿七年质日》的末尾,是一位名叫"爽"的小吏的履历。综合履历和三卷《质日》的内容,可知"爽"极有可能是《质日》拥有者的下属;另外,《质日》的拥有者很可能曾任江陵县丞。又因岳麓秦简很有可能出自墓葬,所以拥有者应该就是墓主。     

也论里耶秦简之“司空”

里耶秦简中记载县下设有司空机构,管理县中徭役、刑徒和居赀赎债事务。但乡中并没有司空的设置,所谓"乡司空"是对简文的误读所致。秦时县司空之官长可设有秩、啬夫或守。秦简"司空曹"表示的是县廷中处理司空机构文书、事务的令史之办公场所,是汉代县下司空曹的前身。     

从睡虎地秦简看秦国妇女的婚姻状况

睡虎地秦简的出土向世人展示了秦国妇女婚姻状况的诸多方面,由此可知秦国妇女的婚姻选择相对自由且受官府保护,妇女的社会地位也相对较高。这样的婚姻状况与秦国的社会环境、民间风俗、国家政策是息息相关的。大体而言,秦国妇女虽然也生活在男权社会,但较之后世的妇女,其婚姻自主性与自由度相对较高。     

睡虎地秦简中的“禀衣”范围再考析

根据秦简的记载来看,国家发放衣物,既有收取费用者,也有免费发放者,不可一概而论。禀衣收费者,主要包括“隶臣有妻者”、“居赀赎债者”、“人奴妾系城旦舂者”等,同时,免费发放衣物的对象,主要有系城旦舂,隶臣、府隶之无妻者,城旦舂、隶臣妾之老及小不能自衣者,亡、不仁其主及官者等。     

睡虎地秦简《日书》“梦”篇考释

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梦篇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占梦文献,对于研究我国早期术数文化具有一定意义。其中的瞢、、绎、择、祷、皋、幅、驷、畐等字的释读以及残文部分,需要进一步地训释和补充;其中记载的食梦之神,正如学者所指出,与《白泽精怪图》中的伯奇有一定的联系。《日书》梦篇中的推导理论已经具备后世术数原理的雏形。     

岳麓书院藏秦简“得之强与弃妻奸案”的社会性别考察

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一份乞鞫文书,整理者命名为"得之强与弃妻奸案",完整记录了一件强奸未遂案的复审情况,其中包括"得之"(人名)和其前妻"■"(人名)对案情过程的陈述以及案件发生地当阳县及其上级机关审案人员对该案件的审讯及复审结果。以社会性别的视角审视这一案件发生及判决的全过程,可以对秦汉时期"弃妻"的权利及强奸未遂案判决的法律适用有全新的认识。据此推知,在秦代,"弃妻"离开夫家以后,极有可能成为单独的女户,与前夫之间不再有紧密的法律关系,而"弃妻"之子也大概率会归母亲抚养。另外,对于强奸未遂案,官府并没有专门的法条维护受害女性的人身权利,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不追究或比照和奸、斗殴案件处理。     

里耶秦简“捕羽”的消费主题

里耶秦简所见"捕鸟"、"捕羽"、"捕鸟及羽"简文,提供了可以反映秦时生态条件以及以猎捕禽鸟为形式的社会生产活动的重要信息。"买羽"、"买白翰羽"、"卖白翰羽"简文,说明鸟羽的消费需求以及"羽"进入市场的情形。除了制作"翭"以供应军国之用外,以鸟羽作装饰材料体现楚地传统风习,亦曾影响中原社会生活的情形更应当受到关注。在统一的秦帝国的赋役体系中,也许"羽赋"的征收,最重要的消费主题是用以满足追求富丽秀华的装饰需求。     

秦简《数》之“秏程”、“粟为米”算题研究

叙述了对岳麓书院藏秦简<数>的算题"秏程"和"粟为米"的编连和研究.这两例算题记载了舂米的损耗和粟米的换算,反映了秦代粮食加工、交换、仓储等事务中的一些细节,验证了在上古时代"石"这一单位具有特殊性的观点.     

从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看秦思想文化的发展

《为吏之道》是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独具特色的简牍作品,具有诸家融合的鲜明倾向,但地位各自不同,简略概括为:法家的一断于法基调,儒家的谨己亲民色彩,道家的处柔防反思想。《为吏之道》和战国时期的一系列作品相似,具有综合诸家、集聚众说的共性,但立足点是法家思想。与秦国至秦朝初年的法家比较,则体现了法家思想的发展演变。因此,它总体上折射出秦思想文化发展的趋势和脉络。     

论纪念性建筑的“场所精神”

历史范畴、形式范畴以及心理生理上的范畴,由它们构成了一种纪念性建筑独特具有的“场所精神”。     

《里耶秦简》[壹]中的“课”与“计”——兼谈战国秦汉时期考绩制度的流变

本文在对《里耶秦简》[壹]中的“计”“课”文本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计”是对现有国家资财的静态总结与统计,其考核对象是国家机构;“课”则是对国有资财增减情况的动态记录和监督,其问责对象是具体的职官和实际责任人.战国秦汉时期考课制度经历了这样的演变过程:战国时期仅依靠上计制度,秦代计、课分离,汉代又恢复了上计制度,但辅之以严密的监察体制.     

建筑是怎样的“艺术”

建筑“一类只具有一般的审美性质 ,另一类有较强的思想性 ,属于真正艺术的行列”。建筑既是一种广义的艺术 ,又可能上升到狭义艺术的高度     

论《乌有乡消息》中的“建筑”意象

约翰.麦卡尔曾说过,莫里斯能够轻松地掌握各种艺术形式,是因为艺术对他而言,都是密切联系的统一整体[。1]建筑艺术,作为莫里斯的爱好之一,也呈现出了这种包容性。在《乌有乡消息》中,莫里斯对＂建筑＂的讨论贯穿了整部小说。本文在＂建筑即完整艺术＂这一观点的基础上,试从建筑与历史的关系,建筑活动的参与者以及它与装饰艺术的结合三个角度探讨《乌有乡》中的＂建筑＂意象。     

论三角盗窃——从“二维码调包案”说起

随着电子支付的兴起与普及,新形式的财产犯罪也随即应运而生。而对于二维码调包案,盗窃说和诈骗说两大阵营争论不休,其中盗窃说中有学者主张一般盗窃说,亦有学者认为属于盗窃的间接正犯。而对于诈骗说,又分为了一般诈骗说、三角诈骗说以及双向诈骗说。但无论是诈骗说还是盗窃说,要么是结论不合理,要么结论虽然合理,但论证过程存在漏洞。基于此,本文提出三角盗窃这一概念,以期在适当扩张盗窃罪的范围的情况下,更为妥善地解决二维码掉包案的定性问题。     

从“囚徒困境”看建筑企业之间的合作问题

通过对经济学中常见模型——"囚徒困境"博弈来分析建筑企业间的合作问题可知,建筑企业间完全有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合作伙伴间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因此在选择合作伙伴时要注意以下几点:(1)尽量选择有过成功合作关系的合作伙伴;(2)尽量与合作伙伴建立长期合作关系;(3)注重对合作伙伴的忠诚和信用。     

从“邓玉娇案”看媒体审判

"邓玉娇案"再次促使我们思考媒体与司法的关系。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理念和原则,司法独立对于防止权力滥用、保障自由和实现社会公正具有重要意义。在司法过程中,媒体对于防止"冲突私域化"的图谋和抵制制度外势力的干预,保障当事人获得中立、公正的审判,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媒体报道也会对司法独立产生诸如"媒体审判"等的消极影响。我国的媒体审判问题有其特殊性,不宜照搬国外因应媒体审判的对策,而应在改革相关制度、推进司法独立、树立司法权威的基础上制订相关的具体制度,以实现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平衡。     

来自建筑景观中的城市影像——论洛阳建筑景观“上阳宫”与唐代诗人创作的关系

上阳宫作为唐帝都洛阳城的标志性建筑景观,承栽了帝国运作于此的实用功能和帝国代表的象征含义.而唐人对它的关注以及对其意义的体认催生了独属于这个城市的文学题材和文学形象.上阳宫在唐代洛阳的城市发展变迁史中始终存在.洛阳的天子宅第地位赋予了上阳宫建筑帝王东巡驻跸的实用价值,同时也赋予了其王朝威严象征的特殊意味.这座精美的建筑是唐王朝帝国秩序的一种形制.唐人在对它的仰望中对这座城市的帝都地位产生了一种稳定而持续的心理状态,即对唐王朝权威的确认和尊崇.这种状态很难为外界的武力征服而改变.这使有关这座建筑的城市文学(唐诗)在中晚唐都打上了追忆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