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王化之所未逮：儒教国家之佛教社会化功能的角色定位

一般而言,佛教在传统儒教国家是一种作为“异端”的存在,因此有儒家士大夫之“辟佛”。然而,逐渐融入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中的佛教又承担了某种不可或缺的社会功能,所谓补王化之所未逮,这一点也是儒家士大夫所认可的。本文从以下三方面阐释了这种社会功能：其一,慎终追远;其二,祝釐祈福禳灾;其三,慈善。特别是第三点,佛教之慈善几乎在古代社会生活中无所不在,并在这一点上与儒教士绅之社会角色有重叠与相合之处。     

儒家“尚志”观对新时代高职学生立大志意识培育的启示

本文以习近平用典为指导,厘清儒家“尚志”观的历史演变脉络及主要内涵,分析儒家“尚志”观与新时代高职学生立大志意识培育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研究分析当前新时代高职学生立大志意识现状及主要原因,提出以儒家“尚志”观培育新时代高职学生立大志意识。     

浅析“社会性别意识”观与“男女平等”

男女平等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体现。男女平等的基本点就是要实现男女两性在人格尊严、价值、权利、机会和责任上的平等。用“社会性别意识”观分析“男女平等”问题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男女平等”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男女平等”激发了人们尤其是女性的主体意识 ,但因政策、法规和社会行为的滞后性 ,而导致了男女平等问题上的“性别亏损”问题 (女性发展滞后于男性 )。“社会性别意识”观要求将性别意识纳入政府决策主流 ,为解决”性别亏损”问题提供了前提保障     

儒家伦理与中国文化

儒家伦理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它是在“轴心期”华夏民族道德理性自觉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先秦儒家吸取了西周家族宗法制的一些观念,将孝亲敬长的自然情感加以理性化,将源于自然情感的“亲亲尊尊”引向政治治理的轨道,从而将社会政治秩序的和谐奠定在血缘亲情上,同时也使社会政治生活带有浓厚的家长制特色。通过对早期儒家伦理思想的探讨,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中国文化的特点。     

在理论与制度之间--基督宗教与儒教关于人性尊严问题的比较研究

本文论述了儒教理论与儒家学说的关系 ,指出 :在儒教的理论中 ,人的尊严被赋予了极高的地位 ,但在儒教的实践或中国历史中 ,人的尊严却受到极大的轻贱和贬损 ,其根源在于制度缺陷 ,即缺乏保障人性尊严的制度 ;在基督宗教理论中 ,由于指出了人性的堕落 ,所以人性尊严的地位似乎不如在儒教之中 ,但在基督宗教的实践或西方历史中 ,人性尊严却较有制度保障并逐步改善 ,这种表面矛盾内含着深层的一致性 :正因为人有罪性 ,所以要靠制度来制约权力。文章强调 ,圣俗分开的抽象理论导致了张力互补的制度安排 ,这应是我们注意的焦点     

关于佛道儒的“宗教超越性”问题

“超越性”问题不仅是宗教学、也是哲学上的一个重大基本问题。本文试图根据我们对“超越”的一般界定, 对佛教、道教和“儒教”各自的超越方式进行了说明。佛教徒的超脱或者“超越”是一种对经验存在的超越, 作为宗教的道教与作为哲学的道家之间存在着非常清楚的宗教超越与哲学超越的界线, 而儒家则是哲学的超越, 而非宗教的超越     

关于佛道儒的“宗教超越性”问题

“超越性”问题不仅是宗教学、也是哲学上的一个重大基本问题。本文试图根据我们对“超越”的一般界定, 对佛教、道教和“儒教”各自的超越方式进行了说明。佛教徒的超脱或者“超越”是一种对经验存在的超越, 作为宗教的道教与作为哲学的道家之间存在着非常清楚的宗教超越与哲学超越的界线, 而儒家则是哲学的超越, 而非宗教的超越     

中国传统均平意识透视

均年意识在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意识中,具有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许多思想家先后提出了自己的均平理想,仅在土地分配方面,就有“均田”、“限田”、“王田”、“定田”等等方案。认真比较分析这些均平理想和方案,我们可以从中透视出中国传统均平意识的大致轮廓,即中国古代社会中曾经存在着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均平观:一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均平理想;一是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的均平理想。     

《实践论》和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

<正> 《实践论》系统地阐述了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它不仅同我国历史上唯心主义的知行观根本对立,也同我国历史上唯物主义的知行观有着原则的区别;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列宁选集》第四卷第348页)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是人类在以往社会中创造出来的全部认识论合乎规律的发展,因而,《实践论》和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又有着密切的联系。《实践论》的副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就直接将两者联系起来了。研究清楚这一联系,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更重要的,还在于由此可以看到进一步发展包括辩证     

论原始儒家的"圣人" 理想

“圣人”是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范畴。儒家的“圣人”观念与巫文化时期的“巫”存在着渊源关系 :圣人由巫演化而来 ;先秦儒家诸子的政治实践 ,直接促成了这一转变演化 ,也就是说 ,儒家诸子的政治实践过程也就是他们对“圣人”政治理想的构建过程 ;巫之所以能演化为“圣”和“圣人” ,有深刻的理论根源、社会历史原因和独特的社会经济根源     

明代女性碑传文与儒家女性观研究

明代儒家撰写的以墓志铭为主的女性碑传文,既是女性生命历程的完整呈现,又内含着儒家理想的女性观。与正史、地方志等正统传记资料着重展现女性贞、节、烈等极端道德行为不同,碑传文的叙事风格更为生活化,不仅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碎片化理解女性的格局,而且主张应当从日常行为中全面认识女性。从碑传文中可以看到,明代女性不仅不是男权社会的被动接受者,而且还是具有自觉意识的独立个体,她们对于婚姻具有一定的自主意识,甚至也具备自我塑造的能力。明儒还通过对非女性专属德行的称赞与表彰,把女性身份从家庭扩展到社会,揭示出明代女性在家族事务、社会救济等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     

津田左右吉的中国观

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史家和中国文化批判学者津田左右吉认为儒、道学说是无视人性、脱离现实的诡辩之学.这种对儒家、道家思想的蔑视情绪贯穿津田的整个中国学研究生涯,其负面叙事也延续到他对中国文化的重新解读和审视.他着力强调日本文化的“独自发展”和“超越”的一面,试图把日本文化从儒教文化的影响下剥离出来,将日本近代化成功的原因归结为日本传统文化的优越.津田左右吉的断代且分裂的中国观的确立,依赖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体现着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结,从中可以窥见中日近代文化关系的内蕴的本质特征.     

冯友兰“义”“利”观摭谈——以“人生境界说”为分析文本

冯友兰的“人生境界说”不仅继承了传统儒家公利即“义”、私利即“利”，“义”高于“利”的传统，而且发展了传统儒家的“义”“利”观，认为“义”、“利”不仅有对立的一面，更有统一的一面，个人利益，尤其是个人的物质利益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的这种“义”、“利”观可以称为“义以为上”的“义”、“利”统一观，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与妇女地位

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儒家的礼教观念即“法律的儒家化”。中国妇女的地位，尤其是在法律上的地位，决不能简单地、笼统地以“男尊女卑”的公式化的概念来理解。“男尊女卑”的确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大格局和基本原则，但要真正了解中国妇女的社会与法律上的地位，还需进一步把握儒家“孝”的文化逻辑以及“长幼有序”的礼教观。在刑法的构成原理中，“孝”与“长幼有序”的“例外条规”冲淡甚至排除了“男尊女卑”原则的适用。因此，中国社会和法律上出现了一种可以名之为“母权”的现象，而妇女的地位就不能一概以“卑下”视之了。此为中国文化造成的特殊现象     

儒家经典翻译中的宗教化伦理认知隐喻

在四个多世纪的中国典籍英译的历史过程中,西方译者对儒家经典的认知方式千差万别。其中,传教士译者从宗教观点出发,对儒家伦理进行了基督教化伦理认知隐喻。这种现象表明,重大思想文化典籍翻译方式总是服务于译者的翻译目的,不仅是传教,还有文化同化的目的。这种做法可以通过"儒教"与基督教的"共性",在西方读者中宣扬基督教伦理的普遍性,同时也可以提高"儒教"在基督教徒读者中的可接受性。所以,儒家经典翻译中的宗教化伦理认知隐喻在某种程度上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有力引擎。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是一种伟大的思想资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谐”既是“儒家最高的价值标准”,也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通过阐述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基本内涵,分析儒家“天人合一”理念所蕴涵的“和谐社会”思想,提出儒家“天人合一”观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实践意义.     

基于过程分析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矛盾探究

在过程性上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不仅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历史意识,自觉树立一种“大历史”观念,也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理论素养和实际能力,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有效实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既指向作为一项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实施过程,又指向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形态的发展变迁过程。作为具体实践活动的展开,在“思想转化”环节,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矛盾在特定的共同体内部表现为该共同体的要求与其内部成员实际的思想政治水平之间的矛盾,在共同体外部则表现为一定社会的要求与社会个体自由选择之间的矛盾。在“思想向行为转化”的环节,思想和行为之间的矛盾则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作为历史性发展过程的展开,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自身与社会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思想政治教育自身”本质上体现为一种“阶级意识”,而“社会发展要求”则直接来源于先进阶级的政治发展要求,根本上反映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及其发展水平。在这一总体性的过程之中,只有先进阶级的阶级意识才能保持与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一致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形态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生整体性变迁。     

儒家视阈下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政治哲学

文章首先阐释了我国上市公司治理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及其政治哲学。然后,从儒家政治哲学视阈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中的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利益分配、构建和谐的公司治理关系、以人为本及人的尊严、公司的社会责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及诚信等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最后,得出以下结论:在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政治哲学中,必须认真对待儒家的义利观及财富分配上的公平正义、儒家的和谐观、儒家关于“仁”的道德观、儒家德治等。     

儒家德性观对现代政治的资源性价值

现代政治仍旧需要一定的道德作为基础。儒家德性观对现代政治的资源性价值在于其“修身为本”的人生价值观、“弘道”的社会责任感和“慎独”的自律精神。儒家德性观欲实现在现代政治建设中的价值作用首先需要一个现代转向：由古典伦理转向现代伦理,由狭隘的家族性道德观转向开放的公民性道德观。     

中日家族企业伦理动因差异之辨析

相同文化背景所蕴含的伦理动因(亦即“同质的伦理动因”)在对家族企业发展的作用中也存在着差异,尤以同处儒家家族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中日家族企业在其伦理动因上的差异最为明显。而这个差异主要又是基于中日家族制度存在的区别和对儒家家族主义的不同解读所造成,使其儒家家族主义在作为中日家族企业的伦理动因上,表现出不同的情形。在中国是以“孝为核心的家族伦理”为特征,在日本是以“忠为核心的家族伦理”为特征,从而对两国的家族企业繁衍带来不同的影响,前者往往“长不大”或“富不过三”,后者往往则反之。通过对中日家族企业伦理动因差异之辨析,有助于我们对此现象的认识。